柳士同：准确认识“批判”至关重要
《鲁迅批判》是李长之先生于1935年写就，1936年出版的著作。既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专著”，也是“唯一经过鲁迅批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但此书从面世起就屡遭排斥和查禁，到作者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更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直到2002年才重见天日，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再版。2017年又被列入该社“大家小书”中的一册新版。
实际上，在李长之先生去世（1978年底）之前，某出版社就曾找李长之接洽过再版事宜，但有个条件即将书名“批判”改成“评论”或“分析”之类。李长之坚持不改，他不无苍凉地说“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了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出版与否竟纠结在“批判”这个词上，如何准确认识和解释“批判”这个词语，看来确实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1978年之前的十余年可是谈“批”色变的年代，最早则可以追溯到批胡适、批胡风、批《武训传》，一直延续到杀气腾腾的“革命大批判”。凡被列入批判对象的，无不带有原则性的严重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必须“批倒批臭”。文革时期，鲁迅已被推上神坛，却有人居然写过《鲁迅批判》这样的书，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一旦我们沉静下来，尤其是回归文化与学术的层面，就会深切感觉到，澄清语言运用中的混乱现象、厘清一度被混淆和偷换的概念，乃是十分必要的。就拿“批判”来说，李长之说得不无道理，“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批判”一词虽说在古代汉语中就有，但在现代汉语中却是一个外来概念。批判作为动词的希腊语词源是krites，词义为“辨明或判断”。在英文中，批判（还有批评）使用的一般是criticize, 这是一个中性的词，它的含义并不像中文语境中带有负面的色彩，即批判和批评都是针对错误而言。在英文中，动词Criticize和名词critique、criticism的意思，都是指以对事实分析的方法对事物进行理性的评价。也就是说，“批判”原是一个理性分析的过程，分析之前并未预设其分析对象是好是坏，正面还是负面，自然也就不存在预设的褒或者贬——只有通过理性分析之后，才能辨明是非对错，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一思维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既是一种思维技能，也是一种人格或气质；既能体现思维水平，又能凸显现代人文精神。同样，文学创作的“批判现实主义”，也并非是要求文学作品对现实持否定的态度。批判现实主义是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它要求作家直面和正视现实，通过自身的观察和体验，去认识社会以及人性的善与恶。从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社会的黑暗和权力的骄横，又可以看到人性的善良和人性的美。我们之所以说“现实主义是批判的”，正因为它要求作家正视与直面现实。作家的观察与思考必须源于生活，是在客观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自己塑造的艺术形象来对现实做出“批判”。
在《鲁迅批判》成书的年代，“批判”一词还是以它的本义呈现和运用的，这也是作者以此给书命名的缘由。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变，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批判”一词渐渐脱离了它的本义，开始带有负面的色彩；原本中性的学术词语，却被使用为带有主观偏向性的、针对错误的思想言行做系统性的分析，从而加以否定的了。待到六七十年代，“拿起笔来做刀枪”，这个词的火药味就越发浓烈，成为对错误乃至“反动”思想言行的严厉声讨，并且从理论上“上纲上线”，以证明所批判对象动机有多么邪恶了。“用心何其毒也”，就是那个年代典型的批判用语。正是出于这种认知，工宣队的人才指着李长之的鼻子说：“鲁迅是可以批判的吗？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也正是这种思维定势，出版社才要求李长之更改书名，否则就无法再版。如今虽已时过境迁，但人们把“批判”当做贬义似已习以为常，要想彻底厘清这一概念，恐怕还有待时日。再说了，词语的含义是有其约定俗成的合理成分，积非成是的现象亦不鲜见，难以硬性规范。就像“批评”一词，日常使用所针对的往往是错误的言行，但文学批评可不能说是只“批评”作品的错误吧？否则，《文学批评史》又将如何写呢？所以，至少在文化和学术的层面，批判也好，批评也好，绝不是指批判或批评的对象是错误的或有问题的，而是指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正如李长之在他的《批评精神》（1942年出版）里说的，“批评需要分析，不但好坏分明。就是好之中的坏，坏之中的好，也要分明……这是批评家的真精神。”
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他的《鲁迅批判》，不难发现，他对鲁迅作品的分析就是这样做的。李长之撰写这部著作时还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但他却认真阅读了鲁迅几乎全部的小说、散文和杂感（《故事新编》出版于1936年，故该书未提及），并分门别类地加以评判。正因为他是从作家及其文本出发，通过理性的分析去“批判”，所以，其见解就往往有他的独到之处；而不像某些评论那样，或为褒扬不惜文过饰非、不吝溢美之词，或为贬损不惜吹毛求疵、肆意“上纲”。三十年代的中国，充满革命豪情的热血青年几乎到处都是，而年仅二十几岁的李长之却出奇地冷静——真正的理性的批判，恰恰是建立在客观、冷静、清醒地分析之上的。他坚持《鲁迅批判》这一书名，无疑是正确的，无可挑剔。至于“批判”得是否正确，是否符合鲁迅作品的实际，是否还有商榷的必要，那则是另一回事儿了。
作者在一册不足十万字的著述中，全面地分析了鲁迅先生的几乎全部作品，并分门别类地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这些都是他独立思考和研究的成果，许多认知都别具慧眼，但有些论断也未必为他人所认可。比如，他鉴赏鲁迅的小说，具体分析了其中他认为是“完整的艺术”的八篇，其分析与评价无疑是很中肯的，亦不乏真知灼见。但他指出的另六篇“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的“失败之作”，就颇值得商榷了。像《端午节》、《头发的故事》确实写得不怎么样，《一件小事》也算不上是小说，至少不是篇好小说，可《在酒楼上》、《肥皂》和《兄弟》，窃以为还是可圈可点的。记得《祝福》改编成电影后，有人问夏衍，鲁迅的小说还有哪些可以改编成电影？夏衍回答说《伤逝》可以一试。其实，我觉得《在酒楼上》也不妨试试。再比如，李长之“不承认《野草》是散文诗集”——说实话，我也不太认同那种硬将《野草》里的篇什都归类于散文诗的做法；但若认为《野草》“讽刺的气息胜于抒情的气息，理智的色彩几等于情绪色彩”，因而“它不是审美的”，这个论断我可就更不敢苟同了。尤其不能认同的是，他说“鲁迅在思想上，不够一个思想家，他在思想上只是一个战士，对旧制度旧文明施以猛烈的攻击的战士”。“战士”一词不过是个比喻，无关紧要；但对“旧制度旧文明”的认识之深刻、批判之犀利，中国怕没有出其右者吧？“伟大的思想家”这一称呼，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思想渗透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早已自成体系，乃是中国历史上宝贵的思想财富。
以上这段，不妨也可称作是“《鲁迅批判》的批判”；所言是否恰当，诸位亦不妨予以“批判”。由于阅历、观念、喜好、视角等等的差异，不同的人对同一部作品做出不同的“批判”是很正常的。批判的目的不就是通过分析和解剖，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吗？在文学领域里，则是通过批判来发现作品的问题，彰显作品的价值。当然，问题也好价值也好，同样是见仁见智的。比如，历来不少人都很欣赏鲁迅《秋夜》的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可李长之却认为这段话“简直堕入恶趣”。那么，这段话究竟好还是不好呢？不妨各说各的，审美视角和审美趣味不同，很难强求一致。让每一位评论家或者读者说出自己的感受，相互交流、商榷、驳难和争论，乃是提高我们审美能力的最佳途径。也只有这样做，似乎才算是回归“批判”的本义。
《鲁迅批判》从初版到现在已有八十多年了，其学术价值却愈久弥新，尤其是其文本意义特别值得称道。“批评是反奴性的”，“真正的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这就是《鲁迅批判》一书的文本意义，也是李长之先生毕其一生所秉持的。窃以为，在吹捧之风愈演愈烈的当今文坛，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不妨都静下心来，反躬自问，认真读读这本《鲁迅批判》。
本文首发《社会科学报》，发表时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