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史大纲》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之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钱穆《国史大纲·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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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诞生的时候，正值抗战兵火最旺盛的岁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倭正式交兵。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的钱穆，跟随西南联大众师生一路颠簸辗转了大半个中国，阅尽生灵涂炭，转移到昆明大后方。靠着宜良县长帮忙，总算得以在岩泉禅寺落下脚来。古寺所在地号伏狮山，山峰壁立，清泉淙淙，是修身养性的胜地。当时苦于战难，联大南迁所带图书并不多，若继续研究旧题，找起参考资料来不免捉襟见肘，钱穆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此前断断续续作为笔记摘写了长达三年之久的中国通史的写作上。1939年6月《国史大纲》正式杀青，立时以其博大的体例、细致的考证、迭出的创见成为当时中国各大高校通用的国史讲义，一举奠定了钱穆一代史学大家的地位。直至今日，岩泉寺依然将“钱穆教授著书处”作为镇院胜迹，立碑纪念。

这样坎坷而又辉煌的写作经历不免令人联想起罗素。当年血气方刚的罗素离开剑桥，教席无着，生活困顿，窘迫之余不得不靠写《西方哲学史》赚饭钱。这本诞生于个人低谷期的作品因此更多地寄托了作者本人的傲气、才情和胆魄——他几乎敢于调侃任何一位先哲，在评价康德、黑格尔一干成名前辈时更是近乎出言不逊。然而这本个人色彩浓厚、考证多有疏漏、评论时显偏颇的哲学史却出奇地精彩好看，在全球赢得了数以万计的读者。《国史大纲》作于国难之秋，同时也是作者本人事业的低谷期：与罗素一样，参考资料奇缺，生活困窘，写通俗读物实属无奈之举。然而世事就是这样，苦难与清贫反而更催生杰作。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物资紧缺的时代，大后方的社会结构却发生着激荡与交融：川滇的淳朴乡民和时髦的“下江人”惊异地互视，人类学家拥抱几乎完全遗世独立的“魁阁”，东部迁来的工业、学校给贫穷的西部注入崭新的生活形态。尽管山寺生活也偶有客人造访，清苦但还不致冷寂——族侄钱伟长、好友陈寅恪都曾专程叩门——然而外患的刺激、剧变的生活环境，依然迫使钱穆不停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亡？这种思考贯穿了全书始末，最终凝成眼前这部充满士人自觉精神，以政治、思想、经济、军事史为纲的中国通史。很显然，钱穆把希望寄托在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身上，希望他们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血战前行。书首的寄语，正在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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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苦难，搭车插播一下我读此书的坎坷。我从二月份就开始读这本书，然而整整耗了一个月才完成第一遍。活该买盗版！为了把繁体竖排版变成更便于现代人阅读的简体横排版，盗版商显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劳动，然而文盲作技术活，效果总不免叫人扼腕：到处都是错别字和排版失误。舆和与、层和唐、床和宋、漠和汉、趟和赵、干和千、厦和夏、柬和东……几乎成了例行的讹谬。等看了中华书局版pdf，才发现实际错误远多出我贫瘠的想象。缺字、漏行，还有到处乱加的括号。于是我决定一字一句地做遍校订，顺便把那些模糊的地图全部重新彩绘一遍。工作量越翻越大，最后几乎不可收拾，甚至还有整整三章被遗漏了！我得一字一句地用OCR把pdf转成doc，再打印出来。谢天谢地这些工作现在总算全部完成了。

总结一下校对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先说教训：大家永远都不要去买重新编排过的学术著作盗版，除非您活腻了或者对自己的智商持厌倦态度。经验则很多，比如说三菱的耐水极细水笔很适合在涂改液上修正，pdf打开竖排本缩放比例最好设为79%，刚好撑满一屏。做这项工作的最基本前提还包括一台好的液晶显示器。

我沾着血泪回忆自己持续了一个月的校订工作，突然甜蜜地想起这项工作也带来了很多收获。钱穆的原著是用传统的格式（繁体竖排、小字注释）写就的，对我来说这跟古书基本就没啥两样。而古人做学问，传统的方法是先从训诂做起，一字一字地疏通字音字义，然后考证论据、理解辞章，最后才归结义理，而自己的创见在这些工作中自会一点点漏出来。而我这次的精读，最直接的收获也在于识字：一口气认识了老多的繁体字，像“麤（粗）”、“箚（札）”、“礮（砲）”这一类，可以随手举出一打，此前完全不知，一遍书读下来，见识大涨。字句疏通完，接下来最令人震撼的就是作者难以置信的博学。按钱穆自己所说，由于手头没有什么原典文献可查，在集结成书时，凡是手稿里找不到论据原文出处的内容，一概舍弃不用。即便这样，在成书里他也至少准确引用了近百种书，涵盖正史、笔记、方志、诏令、诗文、信札、经籍、前人著述等各类资料，并且亲手绘制了数十幅历史地图。如此深厚的功底，加上勤奋的思考，得出创见来自然是顺理成章。钱穆之所以被誉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不光是因为其国学功底深厚、硕果累累，还在于他系统继承了旧时通儒的方法理路。旧儒的读书方法尽管费时费力，但是极其适合精研。钱穆本人精通政治史、学术史、历史地理学甚至经济史，受益于这一传统极深。像我这种习惯于草草搜索查阅了文献，复制粘贴写文章的浮躁之辈，自然就很难把纷繁的制度变迁爬梳得那样的条分缕析。以后老夫读书，也要多借鉴这种治学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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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对马克思主义史观整体上持欢迎态度，并且也倾向于从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这条线路考虑整体历史问题，然而经典教科书拚了老命称颂农民革命的论调实在令我不舒服，建国都多少年过去了，干吗还得整天赤裸裸地为现政权寻找执政合法性咧？老夫关心的千百年前人们如何吃饭睡觉谈恋爱，如何议政如何考试如何面对天地，而不是一伙吃不饱肚子的农民扛着大旗杀人放火，进城当土皇帝。可以说，完全是在一种喜新厌旧心理的支配下我才逐渐开始去接触《全球通史》这类书。同样是这样一种心理，让我开始读《国史大纲》——这两本书分别从属于不同的治史传统，但都足以起到中学历史教科书解毒剂的作用。

读此书最直观的印象是丰富多姿的考据和俯拾皆是的创见。比如秦汉史部分，此前我的主要常识都来自《史记》，而钱穆所据者还包括了《竹书纪年》《世本》、甲骨文资料和诸子论说，大大弥补了《史记》的错讹。史学界素有“先秦通则路路通”之谓，因为这段历史资料奇少，疑谜极多，很难研究。钱穆当年还只是无锡乡间的一名中学教师，以《先秦诸子系年》一文震惊学界，解决了史学界的一个长期悬疑，被破格特聘为北大讲师，此后又发表《先秦史》，1934年便升任教授，展示出过人的考据才华。这些工作奠定了他在先秦史领域的学术地位。在《国史大纲》中，他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积累考证出所谓空桐、熊湘、阪泉这些地名实则都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河、汾地区，从而将传说人物炎帝、黄帝的活动范围与古文献看似不经的记载精确地对应起来，大大提高了传说的可信性。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记诵流”、“考订流”和“科学流”三大治史传统在中国史界激荡。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力主“层类堆积”之说，斥中国古史悉属杜撰。钱穆硬是凭借对古文献甚至神话传说的扎实考订，主张古文献未必不可信。五四激进的除旧时尚与谨慎的温和改革观念正面相碰，如今想来，当年在北大讲堂上当是多么精彩的场面。

  仍以上古秦汉为例，随便摘一些创见如下：夏商周时代农耕民族华夏和半耕半猎的戎狄民族是相互杂居的；周幽王是与诸侯在太室会盟时，为叛变的申国、犬戎所杀（据《左传》），申侯因立外甥、太子宜臼为王，山东诸侯齐、鲁等怒其非礼而怠慢周室；等等。由此，历来深入人心的“华夏居中原、戎狄居四方”，以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些概念统统受到强有力的质疑。作者梳理起一条夏、商、周部落次第兴起并衰败、诸侯谋求霸政、贵族政治衰落平民政治兴起、战国血拼、最终统一的线路来。关于西周开国分封诸侯的形势实为两翼包夹、遏制商朝故族的战略性论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随着阅读的深入，对全书的结构体例也渐渐有了认识。这本书将中国历史断为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代八部分，先略论大概情况，而后分章详论政治制度、人才制度、经济、军事、时代特貌（如宗教门阀等）。很明显，作者观察历史的视角是精英主义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从阶级矛盾着手的习惯，也不同于年鉴学派从物质生产及流通着眼的套路。这从书中详列历代帝王世袭的作法就可以看出来，不要忘记，当时占主流的是斥“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的革命派。不过今天这些纷争都已经尘埃落定，平下心来看，各有短长。如同观察一条河流，有的主张在表面监测水文，有的主张从河水下层桌后测量，有的主张监测不同断面的均值。如果都工作深入、监测得法的话，那么这些视角都将为别人提供宝贵的资料。

举唐宋为例，最出彩处在政治和经济史。今人为了重塑民族自信，喜欢轻易称颂唐朝，而实际上盛唐之盛和晚唐之敝都令人震惊。钱穆用户口表、赋税表等翔实的数据资料证明，由于北朝汉族世家出色的政治使命感、治国理念和南朝盛极一时的文学风流交融汇合，隋朝缔造的繁荣甚至可与开元盛世持平。而唐几乎完全继承了隋朝的建制。着墨犹多的是“租庸调”制和“府兵制”，这两项日后积重难返再难恢复的著名制度在翔实的数据下，富民安民的效果跃然纸上。而同样令人注目的是唐中后期藩镇割据时期的病因分析，很显然，今天的通用教材刻意忽略了唐代藩镇军阀绝大多数系为胡人这一点，而勇武有余、不懂礼义教化恰恰被钱穆归结为藩镇乱国的要因。在藩镇、宦寺和回鹘吐蕃外患的合力下，唐末黄河流域遭受的灾难和文化倒退也翔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宋朝作为繁荣与积弱兼备的奇怪朝代，被作为重点标本详细解剖。唐宋之际社会大乱，世族门阀损耗殆尽，宋人不得不大兴科举，从平民阶层中取士养士，最终造成了一个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自律的平民政府。而同时北宋冗员的结果又造成财政高收入、高支出、高赤字。为说明其财政之弊，钱穆举出了两宋两百多年间诸帝收支情况、养兵岁费众多数据。整体而言，他把吏治得失与士人的责任感、能否介入政府组成代表平民的外廷以与帝王私家的内廷相抗衡视为政治得失的最重要因素，后者意味着钱穆把传统社会政权裂作帝王贵族私家的“私”与平民的“公”，两者分权并治的这种阐释很有西方宪政的味道。至于把范仲淹等人以天下视为己任的抱负比作“秀才教”，更是隐有深意。总体来说，钱穆的众多制度分析都因为举证翔实，亲和可人，也甚具说服力。

对比一下现行历史教材的基本体例，区别还是很大的。一是用词概念。钱穆沿袭的都是传统史家的词汇——党争、王霸、民变、流寇……这些在今日教材的话语体系里或已不用，或者变为农民起义，泾渭分明。二是基本立场。钱穆分析北宋军事积弱，包括幽云屏障之失、内政不振、武备朽钝、兵制欠当、地方无权等等，而今日教材几乎只论朝廷腐败一点。相比而言，钱穆至少部分地接受当时的进步观念，认为革命整体是合理的，虽然仍旧视大多数民变为灾难。（但事实上中国的全部农民起义的确都不曾给社会带来本质的进步，倒是破坏极大，因为主导者往往本身只是流氓无赖，除非像刘邦、朱元璋广得读书精英辅助，方能成事。）而现行教材几乎是死守“人民必革命进步，朝廷必腐败反动”的思维定势雷池不敢稍动。而很显然地，要成为“有知识之国民”，绝不应该满足于信守那些不许讲道理、“不容置疑”的定见。除这两点外，在民族观念、政治局面传承流变等方面，钱穆的观点也与现行教材不同，因为教材是以政治观点为纲组织史实，而钱穆以历史观点为纲，虽然都是“信念决定论点”，然而政治观点显然要比个人化的历史观点僵硬，所以现行教材与这部六十多年前的教材相比，也要僵硬、枯索一些。

除断代章节外，钱穆还很有针对性地写了《南北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这类纵向比较的章节。这些其实是每个处入历史门槛的人都会有的疑问：为什么汉唐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宋以后却不得不仰仗江南一地？为什么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如今黄河流域却反而欠发达？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钱穆又提出了创见。一般人们喜欢把这一“地气东南倾”的历史地理现象归结到客观因素上：气候变迁、黄河水患、外族入侵。钱穆一一否定了。今天的历史地理学已经证实，历史上气候冷热、干湿是周期波动的，北方占优的年月也有寒冷期和温暖期，因此钱穆否定气候说已获支持。而黄河水患，钱穆援引史料证明，完全是人为造成的，一是因为军阀诸侯争相决河堤淹对方，二是因为数千年来壅塞水源，宋后水患完全是因为漕运，历代政府“逆河之性，强使南行”，结果屡次改道，还把淮河弄坏了。除了漏说破坏植被、水土流失一点，均被今天的史学家接收下来。至于外族入侵，钱穆说，其实中国处处崇山大川，利于防御，每被外族侵略都是因为内政失修，“中国易受外族入侵”是为了警醒国人，毕竟言过其实。很显然，中国作为四大古文明唯一活到今日的一个，本身证明了它并不容易被侵犯。钱穆进而论证道，北方贫弱，正是因为唐末藩镇破坏了历代水利，并逼走了精英分子，而这些精英分子来到原本多涝、不适合耕种的江南，兴修水利、改良土壤，这才造就了鱼米之乡。所谓地气东南倾，纯粹是人气东南倾的结果。这个论断的启示就在于，中国的兴衰与灾荣，根子都在人事和内政，精英分子能否起到核心的指导作用，尤其重要。这层意思放在当时倭难临头的当时，无疑极具意义，放到今天，依然切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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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年轻时参与学潮而被学校开除，当时他便以回归乡里教书育人为志业。那个时代之所以能够大师辈出，正是因为像他这样的饱学之士愿意扎入草根，传授学问。大量旧儒和新式知识分子共同在民间基层培育幼苗，最终造成了五四前后一大批学贯中西、开一代风气的学人的横空出世。按照钱穆自己书中的观念，评判一个社会是否还有希望，能不能抵御诸如外族侵略、自然灾难的破坏，就看其中的精英人物是否虎虎有生气。根据这点，以二三十年代的毛泽东、梁漱溟、鲁迅这一大批时代精英的表现视之，积弱多年的中国最终必能崛起，事实果然。一生以史学和育人为业的钱宾四先生于1990年病逝于台北，2004年归葬于太湖之滨，留下了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和满天的桃李，还有包括《国史大纲》在内的数千万字珠玑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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