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封家书,送给每一个离家在外的人
文 / 杨初
书信体文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刻录了最真实的个人历史。已被遗忘、历经时光洗练的思绪或感情像石头似的再次被抛入记忆长河里,我们则得以在川上望见激起的涟漪。

最出人意料的书信集?V.S.奈保尔难得一见的感性时刻
我们所知的维迪亚达尔•苏雷吉普拉萨德•奈保尔爵士,离真实的他有多远?

他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之一,曾获《纽约时报》盛赞:“以天赋和才华而论,奈保尔当居在世作家之首。”他既被称为写作天才,又被叫做生活中的混蛋。虽然他直白犀利,甚至算得上刻薄,完全不在乎“政治正确”,把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从南美洲到欧洲还有亚洲的种种文化政治历史现象一视同仁地批判了一个遍,评论家和读者们还是为他的文学才华折服。对他来说,精神的生活和对人性与世界的探索高于一切,于是,写作成为了一种需要,“作家”成了他唯一的标签,每部作品都是他本人的一部分。他是如此刻苦,工匠一般不停地研究改进着自己的艺术品,最终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成为当代语言大师、小说奇才。
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所说:“他将深具洞察力的叙述和不受世俗侵蚀的探索融为一体,迫使我们去发现被压抑历史的真实存在。”
在收于《寻找中心》的《自传前言》中,奈保尔写道:
一位作家的半生工作……就是发现他的主题。而我的问题在于我的一生有太多变迁,充满了动荡和迁徙。从外祖母位于印度乡间的宅邸,那里的仪式与社会生活仍然接近印度乡村;到黑人的西班牙港和它的街道生活,还有与前两者形成强烈反差的殖民地英文学校(女王皇家学院)的有序生活;再到牛津、伦敦和BBC的自由撰稿人写作室。若要谈及我试图踏上作家征程的努力,我不知道该把目光投向何处。
如此,效仿奈保尔满心忧郁地寻找主题时的做法,我们若是想要看清这位名头甚大、“二十世纪最伟大作家”之一的V.S.奈保尔到底是谁,便需将目光投向他的青年时代:在成为V.S.奈保尔爵士之前,这位来自特立尼达、穷困潦倒的“维多”过着怎样的人生?
《奈保尔家书》为我们揭晓了答案。

永无冬季的加勒比海小岛是维迪亚迫切想要逃离的故土,超越日常的作家生活是贫困生活中的唯一慰藉。牛津是他曾经渴望而又令他失望的象牙塔,他几乎总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写作,创意枯竭、不断遭到拒稿、金钱匮乏是这个敏感又自尊心极强的青年作家的噩梦。他会为社交烦恼焦虑,而在和女孩儿交往时又似乎总是运气不佳……种种失意让小奈保尔痛苦、抑郁、渴望逃离,当“作家”还只是个梦想时,迷茫不已的他唯一的安慰来自家人的爱,来自与父亲坦诚、平等、深刻的沟通交流,来自无数次失望中的一线希望。
我们得以一瞥这位伟大作家掩藏在 “批判者”背后的温情一面。小奈保尔出人意料地敏感而充满感性,老奈保尔则以一位充满同理心的朋友和富于智慧与人性光辉的作家身份,给了他无数受益终身的鼓励与建议。没有家书中常见的责备与说教,《奈保尔家书》中的二百四十九封信只有最温暖的鼓励、最平等的交流与最柔和的劝导。

真实的父子书,比小说更打动人心
上世纪三十年代,殖民主义的浪潮渐落,加勒比海上一个小小岛屿——特立尼达露出了被海水冲刷得空空荡荡,贫瘠无比的土地。这个几经不同殖民者统治而被迫在历史中前行的小岛上,形成了一个“半成品社会”:它是欧洲大陆人发现的“新世界”的一部分,却完全自治;种植园经济仍占着上风,物质与精神的发展久久走不出后殖民主义的泥潭;各种宗教种族在这里交汇,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宽容的社会,生活琐碎,到处争端不断;人们贫困而梦想受挫,但还是兴高采烈地活着——除此之外也别无选择。
一九三二年,V.S.奈保尔就出生在这样的特立尼达岛一个穷困潦倒的印度移民家庭里,在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二。清苦的生活让小奈保尔更早地开始观察,开始思考自己想要什么;与生俱来的敏感性格和犀利的洞察力也让他体味到了日常生活的孤独与苍凉;即使是在机会匮乏的西印度群岛上,也从不缺乏梦想家,自学成才的记者父亲又为他提供了一个先例。奈保尔从小就决定成为一名作家。


当一位父亲发现自己对文学的信仰在儿子身上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共鸣,当一个儿子发现自己的爸爸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将成为作家的梦想看作一切,当小奈保尔终于机会去往英国留学,让最古老的牛津大学学院的智慧与特立尼达的人生经验相碰撞……游子不但体会到了人类普遍而抽象的孤独感,还有对故土又爱又恨的流浪感——跨越大洋的书信往还就此开始,步调一致的父子两个人以恳切、幽默、充满爱的笔调,絮絮地讲述自己的生活,既分享生活琐事,又为彼此的梦想出谋划策,写出了二百四十九封最有趣也最动人的家书。
早在一九五〇年,老奈保尔就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提议:
你写的信有种自然而然的吸引力。如果你能在信里写写牛津的人和事,特别是人,我可以把信件编成一本书:《父子书》,或者叫《我的牛津家书》。你觉得怎么样?你可以,我确定。你若能把这种自然而然的吸引力带到你的任何作品中,那你不管写什么,都会熠熠生辉。
三年后,老奈保尔还没来得完成自己的梦想就匆匆离世。又四年,奈保尔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正式成为了一名作家。一九九九年,如父亲曾提议的那样,《奈保尔家书》出版。没有寻常西方式哲学中多次强调的父子间的竞争、嫉妒、新生力量战胜旧事物之感,奈保尔父子间一如既往的相互鼓励、支持让这样的结局更加动人:奈保尔将自己的生命与创作当作父亲的延续,父亲的愿望得以实现。
这是一位伟大作家的成长史,一位“失败”作家的奋斗史,一个引人入胜、关乎梦想的奇迹般的故事。
这些信所承载的情感意义如此深刻,以至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读这本书,”奈保尔说,“它太感人、太私人、太令人痛苦了”。

2019年,我们仍然需要家书
书信因距离而存在。这种舒徐而浪漫的通讯方式的每一个步骤似乎都饱含深情:特意去买航空信纸,计较不要浪费还能写的空白处,装进信封贴好邮票投入邮筒,再等一封承载着家人爱人全部思念的回信邮来。我们有多久没读过信了?鸿雁传书已然成为历史,但也许我们仍然需要家书。我们需要与心爱的人絮絮倾谈,说说异乡生活是否让我们倍感孤独、疲惫不堪;需要把不愿说出口的梦想与失意付诸笔下,拉长篇幅,在如今信息碎片的洪流中平心静气地交流;我们需要稍稍慢下脚步,奢侈地空出时间写信,也空出时间等待。
二〇一九年,异乡的我们仍然需要家书,它可以是纸上文字,也可以是电子邮件,甚至是社交软件上一段恳切的对谈,因为在这个无比诱人又让人心生畏惧的世界里,我们都需要一个灵魂的归宿,一个永不让人失望的力量之泵。对奈保尔来说,《奈保尔家书》中的信就成为了他一生的希望、信仰与灵感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