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皇帝的“历史功绩”是谁家之功绩？
《正说清朝十二帝》（以下简称《正说》）恐怕是在目前中国内地最畅销的一部历史著作。该书一年内重印了15次，一共32万册。清史专家阎崇年过去曾写了20余本书，一般每本都只印一两千册。《正说》一书的走红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出版社来说都很意外。一位一直默默研究学术的学者突然间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不仅许多单位请他去讲学，还有七十多家出版社纷纷向他约稿出书。乘着《正说》走俏的势头，印行该书的出版社随即又出版了一系列“正说”汉朝、唐朝、明朝皇帝的丛书；此外还有关于后妃和大臣们的种种“正说”。一时间，古代帝王将相、后妃等等在中国文化市场上独领风骚。
该书走红的最大一个原因是借了“戏说”清史的东风，可以说是“戏说”帮了“正说”的大忙。这是出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精心策划。据“百家讲坛”栏目组魏淑青主任介绍说，“百家讲坛”栏目创办于2001年。节目开办两年多，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原因是节目做得过专、过雅，与老百姓有距离。魏主任说：“老百姓喜欢什么？他们知道一点儿，但还想知道更多。如果说这件事他一点儿都不知道，你讲得再好，也很难吸引他。所以当时我们就研究怎么贴近百姓。当时清宫戏很火，《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铁齿铜牙纪晓岚》都是在那时候播出的，所以‘百家讲坛’就策划了一个‘清十二帝疑案’的系列节目，收视率一下就上去了。这也是借了势了，如果说没有很多的清宫戏，这个系列节目也不会有这么大社会反响。”（《打造学术演讲明星》，《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11月28日）根据这一系列讲座整理出版的《正说》一书由此而畅销。
无论学术明星是被打造出来的，还是自我创造的，学术明星这一新生事物在当代中国的出现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一本历史著作成为畅销书对于历史的普及也是件好事。不过，越是影响范围广的作品，就越是应当严谨。因为由畅销书中的失误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比一般著作造成的负面影响波及面更广。阎崇年对学术的基本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就是要以“正说”来纠正“戏说”的不足。他说：“现在戏说的电视剧演得这么热闹，就给历史学家提出一个严肃任务，就是把正确的历史知识传承给大众。”单就史实的介绍来说，我相信阎崇年做到了这一点。据说他是一位在清史领域中耕耘多年的专家，尤以史料的考据见长。然而，在对史实的评价方面，该书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对清朝皇帝的“历史功绩”评价过高，现略述如下：
一、对评价“历史功绩”的基本原则把握不准
该书说：“有一本美国历任总统的合传，提到各届总统值得历史学家肯定的历史功绩，有的一二件，多者也不过三四件，有的一件没有。”而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却多达十件！看来，大清朝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比所有的美国总统（或者最伟大的美国总统）都了不起。
首先，美国的总统与清朝的皇帝之间并没有可比性。美国总统是现代政治家。他们由民众选举，依法执政；受人民监督，任期有限；这些特征是古代专制帝王所不具备的。即使有的美国总统连一件历史功绩都没有，恐怕也比号称“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大清皇帝的历史作用重要得多。其次，两者创造的历史功绩价值完全不同.。从该书所述来看，努尔哈赤的种种“功绩”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为大清帝国建立和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下基石。”努尔哈赤建立大清帝国的“丰功伟绩”岂能与华盛顿领导独立战争、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以及罗斯福推行“新政”的历史功绩相提并论？前者只对大清皇朝一家有利，后者却施惠于整个国家乃至世界。
笔者并不一般地反对赞扬帝王的历史功绩，只是认为这种歌颂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最基本的标准是看他们是否使人民受惠，是否有益于民族。然而《正说〉却把创立落后的八旗制度以及建立大清王朝当作是清朝开国皇帝的“历史功绩”，把入侵中原、掳掠中原大量人口和牲畜的暴行看作是大清皇帝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表现。这种无原则的歌颂既误导了读者，也腐蚀了历史学。如果建立“大清帝国”就是立了大功，那么历代皇朝的开国皇帝就都是大英雄了。
二、对有些清帝的“历史功绩”评价过高
《正说》认为努尔哈赤不仅是“大清帝国的奠基人”，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大清皇朝的建立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种看法恐怕没有人能够认同，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到清皇朝比以往的历代皇朝“新”在哪里。
该书说：“皇太极做了两件大事，影响千古，史册永存。”一件是于1635年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另一件是于1636年改国号“大金”为“大清”。这两件事，尤其是改国号之事能否“影响千古”是值得怀疑的。它至多是影响了清皇朝本身，有助于清皇朝统治的合法化，而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毫无积极意义。况且从1635年和1636年至清朝灭亡，仅有270多年的时间，到现在也只是370年时间。我们并未感觉到这两件事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乃至社会有多少影响，更别说对今后的历史会有什么影响了。
《正说》说雍正帝是一位“改革型的皇帝”。书中列举的几项措施，如整顿吏治、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废除贱籍等，的确可以算得上是改革。但是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利用告密来监视臣民，造成捕风捉影，人人自危；还有建立军机处，都是为了加强皇权。这种“改革措施”与上述改革能否相提并论？是否应当颂扬？这是值得考虑的。
该书说建立秘密立储制度“是雍正留给清代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这对大清帝国、对中华民族、对亚洲历史及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我所知，雍正帝的秘密立储制度是皇权极端专制化的表现，并无太多积极意义，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恐怕也是负面的。说它影响了亚洲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恐怕也是毫无根据。况且这项制度到雍正之后的第四个皇帝时就自动中止了（《正说》也指出，咸丰皇帝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对清朝自身的影响都是有限的。并未流传下来的东西如何能算作是“历史遗产”呢？
《正说》把强化君主专制，“南面独坐”当作是开国君主的“文治”，把四处征战、杀戮、俘获大量人口、牲畜等的暴行说成是清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武功”。该书对“杰出”清帝们的错误也有所批评，但是与颂扬相比很不相称。例如它说：“皇太极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皇太极之胆识、之气魄、之谋略确是雄奇的。但他多次派兵入塞，屠城、杀戮、焚毁、抢掠，却是兵略中之最下者。”该书称颂皇太极“雄奇”的“胆识”、“气魄”、“谋略”，而对造成广大民众灾难的杀戮未予谴责，仅说是“兵略中之最下者”。这岂不是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屠城、杀戮是政治行为，与兵略有何关系呢？
该书称赞乾隆帝的“功绩”之一是喜爱书法和做诗。尤其乾隆一人写的诗与《全唐诗》中收录的两千多诗人所写的诗数量相等，这是他对中华文明“贡献诗文才华”。且不说乾隆的诗不少是由他人捉刀代笔，就其质量来看，并没有一篇上乘之作。乾隆的“诗文才华”根本无法与李后主、曹孟德相比，他写的再多，也无法在文学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中华文明的诗文贡献不是以数量说明的。唐代诗人张若虚留给后人的诗篇仅有两首，其中《春江花月夜》被后人誉为“孤篇压全唐”，乾隆能与之相比吗？
三、前后不一，自相矛盾。
该书通常在某皇帝的本传中颂扬其功绩，而在后一个皇帝的传里多少补说其错误。例如，在努尔哈赤传中大表其“十大功绩”，对错误方面只简单提一下，未予正面论及。但是在他儿子皇太极的传中，却说努尔哈赤晚年实行了一些错误政策，包括大量迁民、强占田地、满汉合居、杀戮诸生等等，遭到了辽东汉民的反抗。
《正说》先是把兴建皇家园林算作是乾隆大帝的一大“功绩”，说他为中华园林文化作了贡献（按照这种说法，慈禧太后对中华园林文化的“贡献”应该更大）。随后却说“乾隆晚年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了宁寿宫及花园。”意在说明和珅的专权就在于迎合乾隆的嗜好。《正说》在乾隆传中称赞乾隆主动禅位是“难能可贵”。后人多讥评乾隆名为退位，实禅而不退。该书说“其实不然。”表明他不赞成这种看法。可是在嘉庆帝的传中，为了说明和珅为什么在乾隆禅位后仍然受宠专权，就袒露了实情：“乾隆做了三年零三天太上皇，仍紧紧地把握着实权。”
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蕴含着某种特殊的意义：在努尔哈赤传中尽量回避他的错误，可给人以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在皇太极传中多少提一下他父亲的错误，是为了表彰皇太极革除这些弊政，纠正其错误的功绩，于是两者都不失为“伟大的政治家”。在乾隆传中说乾隆好，在嘉庆帝传中说乾隆不好，也是这个目的。该书认为嘉庆是一个“平庸天子”，但他成功地惩治了和珅。“这是嘉庆皇帝一生处理重大政治事件中最为精彩的一笔，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唯一杰作。”为了给这个平庸皇帝增添一点“伟大”的色彩，稍微减少一些乾隆的光辉也是值得的。
四、扬清抑明并无充分的理由
《正说》有明显的抑明扬清的倾向，这可能是它过高评价清朝开国皇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多次论述明清作战时，该书都是大力称颂清军的战功，讥讽明军的失败和无能。例如说努尔哈赤如何采取优越的战术取得节节胜利，如何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告捷。在赞颂清帝的英明伟大时，常借此批评明朝皇帝的昏庸腐败。《正说》把实现满族的利益要求当作是努尔哈赤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指出：他“把女真人对明朝专制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的不满情绪加以集中，并担负起满足这些社会需要发起者的责任” 。
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只是依靠暴力建立的专制政权，两者并无正义和邪恶之分。那种“解民以倒悬”的宣传不过是为新皇朝提供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大清取代大明，对于百姓来说并非福音。何况清朝的建立以异族入侵为先导，比之以往历代皇朝的建立更加野蛮，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更深。清军入关之前，满人对中原的多次入侵就已造成大规模的杀戮、抢掠，这一点该书也有描述。清朝入主中原后，残酷的民族征服更加严重。“嘉定三屠”、“扬州三日”就是例证。
五、宣扬陈旧的观念
《正说》用古代传统的“天命观”来解释努尔哈赤成功的主要原因，书中所用的字眼是“天合”及“天时”。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该书则认为：“500年是个概数，300年也会有王者兴。”“努尔哈赤处于300年一遇的大天时。据统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共83875字，其中‘天’字312个。努尔哈赤得了大天时，取得了大成功。”不加批判地引用传统的观点，只是为了突出努尔哈赤的与众不同。该书还以此来解释福临的命运，说：“少年福临的命运，真如同它的名字一样：‘福’从天上降‘临’。”一是皇位从天而降，二是迁都燕京，从天而降。这种解释未免牵强。所谓皇位从天而降，其实就是福临因其他皇室贵族争夺皇位，争执不下而占了个便宜。迁都从天而降，是说满人一直希望迁都，到福临继位后恰好实现了这一愿望。这些其实都与“天命”毫不相干。
《正说》的失误是应当正视的。而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恐怕不仅在于作者本身，也在于媒体的审查不严。为了赢得所谓的公众喜好而哗众取宠，为了提高收视率而在质量上不去精雕细刻。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一再强调此栏目不是学术论坛，只是给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老百姓介绍一般性的知识。难道普及性的节目就可以不严肃吗？难道对普通老百姓就可以不负责任吗？错误的观念恐怕要比错误的知识对社会危害更深。错误的知识只妨碍人们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影响是局部的；而错误的观念有可能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其影响更为重大。
黄敏兰/文
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7期
该书走红的最大一个原因是借了“戏说”清史的东风，可以说是“戏说”帮了“正说”的大忙。这是出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精心策划。据“百家讲坛”栏目组魏淑青主任介绍说，“百家讲坛”栏目创办于2001年。节目开办两年多，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原因是节目做得过专、过雅，与老百姓有距离。魏主任说：“老百姓喜欢什么？他们知道一点儿，但还想知道更多。如果说这件事他一点儿都不知道，你讲得再好，也很难吸引他。所以当时我们就研究怎么贴近百姓。当时清宫戏很火，《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铁齿铜牙纪晓岚》都是在那时候播出的，所以‘百家讲坛’就策划了一个‘清十二帝疑案’的系列节目，收视率一下就上去了。这也是借了势了，如果说没有很多的清宫戏，这个系列节目也不会有这么大社会反响。”（《打造学术演讲明星》，《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11月28日）根据这一系列讲座整理出版的《正说》一书由此而畅销。
无论学术明星是被打造出来的，还是自我创造的，学术明星这一新生事物在当代中国的出现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一本历史著作成为畅销书对于历史的普及也是件好事。不过，越是影响范围广的作品，就越是应当严谨。因为由畅销书中的失误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比一般著作造成的负面影响波及面更广。阎崇年对学术的基本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就是要以“正说”来纠正“戏说”的不足。他说：“现在戏说的电视剧演得这么热闹，就给历史学家提出一个严肃任务，就是把正确的历史知识传承给大众。”单就史实的介绍来说，我相信阎崇年做到了这一点。据说他是一位在清史领域中耕耘多年的专家，尤以史料的考据见长。然而，在对史实的评价方面，该书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对清朝皇帝的“历史功绩”评价过高，现略述如下：
一、对评价“历史功绩”的基本原则把握不准
该书说：“有一本美国历任总统的合传，提到各届总统值得历史学家肯定的历史功绩，有的一二件，多者也不过三四件，有的一件没有。”而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却多达十件！看来，大清朝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比所有的美国总统（或者最伟大的美国总统）都了不起。
首先，美国的总统与清朝的皇帝之间并没有可比性。美国总统是现代政治家。他们由民众选举，依法执政；受人民监督，任期有限；这些特征是古代专制帝王所不具备的。即使有的美国总统连一件历史功绩都没有，恐怕也比号称“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大清皇帝的历史作用重要得多。其次，两者创造的历史功绩价值完全不同.。从该书所述来看，努尔哈赤的种种“功绩”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为大清帝国建立和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下基石。”努尔哈赤建立大清帝国的“丰功伟绩”岂能与华盛顿领导独立战争、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以及罗斯福推行“新政”的历史功绩相提并论？前者只对大清皇朝一家有利，后者却施惠于整个国家乃至世界。
笔者并不一般地反对赞扬帝王的历史功绩，只是认为这种歌颂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最基本的标准是看他们是否使人民受惠，是否有益于民族。然而《正说〉却把创立落后的八旗制度以及建立大清王朝当作是清朝开国皇帝的“历史功绩”，把入侵中原、掳掠中原大量人口和牲畜的暴行看作是大清皇帝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表现。这种无原则的歌颂既误导了读者，也腐蚀了历史学。如果建立“大清帝国”就是立了大功，那么历代皇朝的开国皇帝就都是大英雄了。
二、对有些清帝的“历史功绩”评价过高
《正说》认为努尔哈赤不仅是“大清帝国的奠基人”，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大清皇朝的建立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种看法恐怕没有人能够认同，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到清皇朝比以往的历代皇朝“新”在哪里。
该书说：“皇太极做了两件大事，影响千古，史册永存。”一件是于1635年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另一件是于1636年改国号“大金”为“大清”。这两件事，尤其是改国号之事能否“影响千古”是值得怀疑的。它至多是影响了清皇朝本身，有助于清皇朝统治的合法化，而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毫无积极意义。况且从1635年和1636年至清朝灭亡，仅有270多年的时间，到现在也只是370年时间。我们并未感觉到这两件事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乃至社会有多少影响，更别说对今后的历史会有什么影响了。
《正说》说雍正帝是一位“改革型的皇帝”。书中列举的几项措施，如整顿吏治、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废除贱籍等，的确可以算得上是改革。但是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利用告密来监视臣民，造成捕风捉影，人人自危；还有建立军机处，都是为了加强皇权。这种“改革措施”与上述改革能否相提并论？是否应当颂扬？这是值得考虑的。
该书说建立秘密立储制度“是雍正留给清代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这对大清帝国、对中华民族、对亚洲历史及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我所知，雍正帝的秘密立储制度是皇权极端专制化的表现，并无太多积极意义，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恐怕也是负面的。说它影响了亚洲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恐怕也是毫无根据。况且这项制度到雍正之后的第四个皇帝时就自动中止了（《正说》也指出，咸丰皇帝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对清朝自身的影响都是有限的。并未流传下来的东西如何能算作是“历史遗产”呢？
《正说》把强化君主专制，“南面独坐”当作是开国君主的“文治”，把四处征战、杀戮、俘获大量人口、牲畜等的暴行说成是清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武功”。该书对“杰出”清帝们的错误也有所批评，但是与颂扬相比很不相称。例如它说：“皇太极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皇太极之胆识、之气魄、之谋略确是雄奇的。但他多次派兵入塞，屠城、杀戮、焚毁、抢掠，却是兵略中之最下者。”该书称颂皇太极“雄奇”的“胆识”、“气魄”、“谋略”，而对造成广大民众灾难的杀戮未予谴责，仅说是“兵略中之最下者”。这岂不是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屠城、杀戮是政治行为，与兵略有何关系呢？
该书称赞乾隆帝的“功绩”之一是喜爱书法和做诗。尤其乾隆一人写的诗与《全唐诗》中收录的两千多诗人所写的诗数量相等，这是他对中华文明“贡献诗文才华”。且不说乾隆的诗不少是由他人捉刀代笔，就其质量来看，并没有一篇上乘之作。乾隆的“诗文才华”根本无法与李后主、曹孟德相比，他写的再多，也无法在文学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中华文明的诗文贡献不是以数量说明的。唐代诗人张若虚留给后人的诗篇仅有两首，其中《春江花月夜》被后人誉为“孤篇压全唐”，乾隆能与之相比吗？
三、前后不一，自相矛盾。
该书通常在某皇帝的本传中颂扬其功绩，而在后一个皇帝的传里多少补说其错误。例如，在努尔哈赤传中大表其“十大功绩”，对错误方面只简单提一下，未予正面论及。但是在他儿子皇太极的传中，却说努尔哈赤晚年实行了一些错误政策，包括大量迁民、强占田地、满汉合居、杀戮诸生等等，遭到了辽东汉民的反抗。
《正说》先是把兴建皇家园林算作是乾隆大帝的一大“功绩”，说他为中华园林文化作了贡献（按照这种说法，慈禧太后对中华园林文化的“贡献”应该更大）。随后却说“乾隆晚年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了宁寿宫及花园。”意在说明和珅的专权就在于迎合乾隆的嗜好。《正说》在乾隆传中称赞乾隆主动禅位是“难能可贵”。后人多讥评乾隆名为退位，实禅而不退。该书说“其实不然。”表明他不赞成这种看法。可是在嘉庆帝的传中，为了说明和珅为什么在乾隆禅位后仍然受宠专权，就袒露了实情：“乾隆做了三年零三天太上皇，仍紧紧地把握着实权。”
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蕴含着某种特殊的意义：在努尔哈赤传中尽量回避他的错误，可给人以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在皇太极传中多少提一下他父亲的错误，是为了表彰皇太极革除这些弊政，纠正其错误的功绩，于是两者都不失为“伟大的政治家”。在乾隆传中说乾隆好，在嘉庆帝传中说乾隆不好，也是这个目的。该书认为嘉庆是一个“平庸天子”，但他成功地惩治了和珅。“这是嘉庆皇帝一生处理重大政治事件中最为精彩的一笔，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唯一杰作。”为了给这个平庸皇帝增添一点“伟大”的色彩，稍微减少一些乾隆的光辉也是值得的。
四、扬清抑明并无充分的理由
《正说》有明显的抑明扬清的倾向，这可能是它过高评价清朝开国皇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多次论述明清作战时，该书都是大力称颂清军的战功，讥讽明军的失败和无能。例如说努尔哈赤如何采取优越的战术取得节节胜利，如何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告捷。在赞颂清帝的英明伟大时，常借此批评明朝皇帝的昏庸腐败。《正说》把实现满族的利益要求当作是努尔哈赤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指出：他“把女真人对明朝专制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的不满情绪加以集中，并担负起满足这些社会需要发起者的责任” 。
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只是依靠暴力建立的专制政权，两者并无正义和邪恶之分。那种“解民以倒悬”的宣传不过是为新皇朝提供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大清取代大明，对于百姓来说并非福音。何况清朝的建立以异族入侵为先导，比之以往历代皇朝的建立更加野蛮，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更深。清军入关之前，满人对中原的多次入侵就已造成大规模的杀戮、抢掠，这一点该书也有描述。清朝入主中原后，残酷的民族征服更加严重。“嘉定三屠”、“扬州三日”就是例证。
五、宣扬陈旧的观念
《正说》用古代传统的“天命观”来解释努尔哈赤成功的主要原因，书中所用的字眼是“天合”及“天时”。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该书则认为：“500年是个概数，300年也会有王者兴。”“努尔哈赤处于300年一遇的大天时。据统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共83875字，其中‘天’字312个。努尔哈赤得了大天时，取得了大成功。”不加批判地引用传统的观点，只是为了突出努尔哈赤的与众不同。该书还以此来解释福临的命运，说：“少年福临的命运，真如同它的名字一样：‘福’从天上降‘临’。”一是皇位从天而降，二是迁都燕京，从天而降。这种解释未免牵强。所谓皇位从天而降，其实就是福临因其他皇室贵族争夺皇位，争执不下而占了个便宜。迁都从天而降，是说满人一直希望迁都，到福临继位后恰好实现了这一愿望。这些其实都与“天命”毫不相干。
《正说》的失误是应当正视的。而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恐怕不仅在于作者本身，也在于媒体的审查不严。为了赢得所谓的公众喜好而哗众取宠，为了提高收视率而在质量上不去精雕细刻。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一再强调此栏目不是学术论坛，只是给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老百姓介绍一般性的知识。难道普及性的节目就可以不严肃吗？难道对普通老百姓就可以不负责任吗？错误的观念恐怕要比错误的知识对社会危害更深。错误的知识只妨碍人们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影响是局部的；而错误的观念有可能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其影响更为重大。
黄敏兰/文
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7期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