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是沧桑”——读《1948:天地玄黄》

1948年，天地玄黄的年代，一个时代的结束，亦即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正当此时的人们受限于过去和当前的经验及情感的制约，在历经一个年代的跌宕起伏后在临近年末之时竟有末日之感。经历50多年的反思与沉淀，现代人再回过头去看那段波诡云谲的历史，多了一份审慎和理性的同时却又多了几分疑惧。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便是在两种视角的交融下再现天地玄黄的1948年，分析当时人们的历史抉择。

（一）结构与叙述的新转变

钱理群先生改变平铺直叙的“文学背景+作家、作品”的旧模式，转而尝试一种“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结构与叙述方式的新模式。这种叙述模式巧妙地将历史横截面与纵截面的进行交叉呈现，用一种具体细微的叙述手法进行全像式的展开，将过去僵硬而近乎冰冷的文学史记叙变得温清化且触手可及。

作者宏观上按月组织章节，使用顺序的时间叙述模式。微观上采取两种视点，一是极具现场还原感的历史实录，即每章开篇选取的叶圣陶先生的本月日记。这是一种过去式的视点，只能限于现在及过去，缺乏对未来的观照及现在的反思，但在某种程度上能代入历史真实感和现场感。另一个则正好弥补了前一个视点的缺陷，是以第三人称出现的历史叙述者视点，这代表作者本人的视角，能自由穿梭于过去、现在及未来。作者这样书写，是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旧模式的桎梏。但此种模式同时又存在不能面面俱到的缺陷。要达到“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高度，自然需要对此年代发生的一切事情做到了如指掌，需要在叙述中增加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细节。这就对作者和读者同时提出了难题，钱理群先生乐于寻找自己的叙述方式，但不一定能为大多数读者所接受。能够在庞大繁琐的历史细节的叙述后提炼出一定的文学史实、梳理出文学事件的由来及结果、分析出当时的历史现状，可能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此类文学史性质的书籍撰写，钱理群先生似乎多了些温情。作者说自己卷入“主客体的交战之中不能自拔”，在对于史实的搜集和整理中会“逐渐进入‘角色’，唤起早已模糊了的记忆，找到了仿佛失落了的，却又确实存在的‘我’与那个时代的联系。”1948对每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一场不可磨灭的记忆，历史逼迫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做出必然为之付出代价的选择。在这样的语境下，钱理群先生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显然难以摆脱自己努力抗争的“主题投入式的研究方式”，因此对于历史走向表现出一种温情的批判。历史经过多年的沉淀已经证明了当时历史取向的正确与否。作者作为第三视角的历史叙述者，自然能够做出高屋建瓴的评价。然而钱理群先生采取一种同情的姿态，追溯当时历史的场景，在经过慎重的反思后对于人们做出的选择都抱着理解的态度。如4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在经过狂欢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之后继续单调化，作者称之为“不免苍白的快乐”；在第八章“小说的诞生”中对于文学逐步政治化、工具化的现象，作者增加病中的丁玲“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小说的细节描写及心理描写，提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那一代人确实是......自愿地使自我工具化的。”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主体代入客体的过程中，更增加了某种感情的炽热，从而使本书在语言的选择上亦有明显的主观情感表现的倾向性。语言是一部文学作品风格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自己常陷入这样的痛苦中，我却认为这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特色。

（二）三大群体的历史选择

（1） 领导集团的选择

1948年元旦清晨毛泽东宣布共产党进入战略反攻，这实际上是在宣告国共两党之争中共产党的最终胜利。“战争的胜利证明了指导战争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与无敌”，战争思维便进一步向艺术、生活各方面自然转化——“从战场上的胜利推及一切方面的无往不胜的绝对优势，从战场上的有我无敌，到一切方面的‘敌’‘我’不能并存。”这便是领导集团之后一切活动的思维出发点，对于国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保持高度警惕的战时状态，对于一切不同的声音给予坚决的打压与毁灭。第二章中的“南方大出击”便是在文学领域的一次清理和规范。《大众文艺丛刊》是共产党政策的宣讲机，其中“我们”体的运用是一种集体力量的呈现，在“我们”与“你们”之间划出一道界限分明的红线，趾高气昂地表明出胜利者的优越及对异己者的仇视。“党性原则”成为共和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和原则，表现出对五四时期“我”式话语的背离，领导集团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经历从个人主义启蒙向集体主义文化的转变。

（2） 群众的选择

为了与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区分，我将本书中的学生、士兵、农民等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归为群众。本书中主要在第三章“校园风暴”及第九章“战地歌声”中有提及。

在各种殖民主义及两党斗争的政治高压下，“偌大个中国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学生们群起呼号，在反抗中形成了四种最具代表性的文艺形式：群众歌曲、漫画、画报剧、朗诵诗。群众歌曲和朗诵诗作为一种群体合作的艺术形式，在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艺术凝聚力。单个的因而不免弱小的力量在此类艺术形式中被统一化、群体化，具有了个体不曾具有的胆量和暴力。这与勒庞的《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研究结论不谋而合，也证明了作者对群体心理分析的正确性。而漫画、画报剧则是另一种群体狂欢艺术，两者同样具有形象性、及时性的特点，在这样一个波诡云谲的狂欢广场时代亦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在群众运动中，不可忽略的还有快板诗、“兵写兵”、秧歌等大众文化的流行，作者提到这实际上是“革命话语对民间话语的一次成功渗透与改造”，各种掺杂着党性与革命的词汇被运用到上述几种艺术形式中，形成一股群体狂欢的浪潮。群众在叙述着革命，革命也在叙述着群众，文艺为战争服务及团结依靠群众的思想被推到了极致。我在这样的史实的接受过程中亦再次感受到了共产党群众政策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善于利用群众心理和群众的生活传统，在这样的广场式的艺术狂欢中不知不觉地进行一次革命话语和党性话语的渗透。

（3） 知识分子的抉择

知识分子是推动一个时代改变的不可或缺的力量，文学家更是其中最为敏感的群体。然而究竟为什么会出现1948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倾向由积极抗争到消极应对的变化，这是本书着重讨论的问题，钱理群先生也给出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前文已经阐释过，战争胜利后的领导集团进入绝对战时状态的思维模式，挑起集体主义话语的一面大旗，随之而来的是对于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的绝对控制及文学写作模式的规范与统一。“人民文艺”、“人民至上的文艺”、“革命浪漫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一系列对于文学的规范冲击着知识分子的神经。对于这种完全背离五四的集体主义话语模式，当时的知识分子亦各做出了自己的抉择。第一种是对于集体与革命话语的拥护。一些知识分子“被毛泽东式的话语与思维逻辑内含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所吸引，相信依靠精神力量的优势”，自然而下的是“真理崇拜逻辑”，大力讨伐异己，虽然是符合当时历史走向的选择，但不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局限性。与之相反的，第二种知识分子群体坚决处于党性主义话语的对立面而坚持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这类知识分子将自己置于水深火热之中。第三种则是立场不够坚定但或许是最为清醒的知识分子群体——认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并不互相排斥，是真正的双脚立在地上说话。当然，事情发展到最后，一些原本士气高昂的知识分子群体也渐渐认清了局势，退守到文化阵地，是他们在1948年末的最后抉择。不要求政治上的自由，但希望拥有思想文化自由的权利。

1948年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对其行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一种知识分子亦可以文化上的战士，他们首先是战士、革命家，其次才是小说家、诗人。因此他们创作的思维过程是：接受党的文学指导思想——“用党的政策去筛选生活”——“用形象化的政策去影响生活”。这一类的文学家在创作材料上的选择都是趋向于美化党的政策，因此在文学创作上失去了全面性也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真实性，但也不失为当时生活的一个侧面。现在的人们再回想其当时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热情自然会产生几分不理解，这是一种“时间差”带来的隔阂。钱理群先生在书中选取了丁玲的生活和心理细节很好地阐明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我每每读到此处也不觉热泪盈眶：“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亦像拿着笔的战士一样，握着钢笔的手在纸张上描绘着自己的冲锋，用另一种形式与当时的革命者们一同战斗着，在充满了流血与牺牲的年代为革命者们构造光明的图景。我想这就是钱理群先生这本书的成功之处，用一种实录的小说体的方式为读者展开了那个时代的画卷。钱理群先生继续解释道“文艺工作者被取消了独立性和艺术自由，‘但同时却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政治责任以及最有补偿性的社会效果’”。这也对应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心理补偿机制，一种由认知偏差带来的不平衡感使人们做出心理补偿的选择，除了对于革命及人民的真正热爱外，或许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是在政治奉献中去寻求文学创作自由的心理平衡，才会出现在今天看来如此丧失了理性的“革命浪漫主义”。

第二种知识分子群体在战争、革命的语境下仍坚持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当时的胡风集团。胡风坚定地继承五四的批判现实主义，拒绝粉饰现实，并尖刻地批评当时的某些文学创作为“有毒的人情主义”、“带着进步色彩但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文艺现象”、“迷人的、在风沙战场上的桃色新闻”。这样的文学态度很显然是将自己置于党的对立面，然而胡风在面临铺天盖地的批判时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渐渐步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根据钱理群先生的分析，胡风类的知识分子“抽象的看党”，“不知道拥护党必须具体落实到尊重与服从党员个人，党的权威是建立在层层党组织、党员个人权威基础之上。”意即当时的知识分子实际还是没有跳出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没有认识到党性原则的集体主义性质。然而同样让我感到很悲哀的是，钱理群先生提到，当时论战的双方实际上都是“真诚地相信并坚持自己是在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路线，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不同阐释，以己方为正确，以对方为曲解。”当胡风集团走到历史的尽头，回头审视当时自己所坚持的一切，发现自己其实背离了领导者的话语阐释，是否会后悔自己的坚持呢。另一个代表则是沈从文、朱自清等北方教授，他们并不参与党派斗争，也不完全参与政治生活，却仍在文学的纯洁领域作者启蒙主义的尝试，他们也是属于最终退缩到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群体。

第三种知识分子既把自己当做革命者，也把自己当做文学家，他们在站在革命与启蒙之间，不失掉时代的现时性，也不抹灭文学创作的理性。作为个体而言，萧军是典型代表，我也愿意把赵树理归为这一类。钱理群先生在书中这样描述萧军：“萧军依然故我：‘还是个精神流浪汉、不驯的野马’”。在革命的战火中，萧军有文学家的敏锐和责任，却没有一个政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服从，这样的反叛精神无疑是对新的社会秩序建立的威胁，自由的、反叛的话语便成为了不切时宜的争夺革命话语的表达。另外，此时的赵树理“一方面是一个中国革命者，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国农民的儿子”。这恰好迎合了当时党的作家培养方向，填补了当时农民作家的身份空白，他的文学创作也自然成为了“赵树理方向”。然而在这个年代狂热的革命浪潮之后再重新审视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时，很多人包括革命领导·此在真正涉及文学的现实性时，他更多的是站在农民一边。他的文学作品有明显的政策解读倾向，同时也存在某些现时批判，这也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赵树理方向”转变为“毛泽东文艺方向”的重要原因。

（三）感想

钱理群先生这本《1948：天地玄黄》可以说是文学史记叙模式创新的巨大成功。虽然缺乏一定的提炼概括能力及全面的眼光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感到吃力，但这本书也另有其成功之处。“共情”——这种我认为在历史书中难以体会而只有在小说中才能得到的情感在却这本书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每读完一个章节，我就感到自己渐渐打破了这种时间隔阂，能够以一种理解的眼光去看待当时人们的各种选择。感谢钱理群先生带来的《1948：天地玄黄》，每一位力图去理解本书的读者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