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什么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这本书在开篇提出了一个无法给出确定答案的问题——什么是文学?
Literature, in spite of its approaching end, is nevertheless perennial and universal.
作者将文学的定义进行拆解,表明本书所探讨的“文学”具有双重含义: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sense, as a Western cultural institution, is a special, historically conditioned form of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sense, which is a universal aptitude for words or other signs to be taken as literature.
【institution: an established law or custom.】
【机制: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学,即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的文学,是有历史的。西方语言中的“文学”一词源于拉丁词根,在撒缪尔·约翰逊的字典(1755)里,文学是“熟悉文字或书籍;严肃或人道的学问;文学文化”,甚至在此之后,文学的范畴除了诗歌、戏剧剧本和小说之外,仍然包括回忆录、历史书、书信集和学术论文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最早出现在17世纪末的西欧,牛津词典中给出的第三条定义则要定位到18世纪中叶:
Literary production as a whole; the body of writings produced in a particular country or period, or in the world in general. Now also in a more restricted sense, applied to writing which has claim to consideration on the grounds of beauty of form or emotional effect.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文学概念逐渐形成。当我们讨论这一种具体形式的文学时,必然不能不提它所必然伴随着的一些文化特征:
- 印刷术和出版业:西方文学属于印刷书籍以及其他印刷形式的时代,这是一个几乎人人识字的时代,文学的诞生就建立在广泛的识字率基础上。
- 西方民主制:17世纪后逐渐发展的西方民主制意味着广泛的选举权、人权、公民自由和规范的司法体系。西方民主国家慢慢开始普及国民教育,放松以往严苛的审查制度,国民拥有了获得出版物的权利。印刷机使文学走入千家万户,有力地打破了权力的阶级划分,使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民主革命成为可能。
- 民族文学:现在民主制的兴起,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伴随着出现的是民族文学的概念,即用某国语言和俗语所写的文学。这种观念强烈体现在大学的文学研究中。
- 现代研究性大学:西方现代文学观的确立,也同时伴随着现代研究性大学的出现。它背负着双重使命:知识,即追寻关于一切的真理;教育,以培养公民。为履行其“知识”使命,大学一直负有对文学进行储存、编目、保护、评论和阐释的重要责任。另外,现代文学观是在研究性大学和为大学做预备的低等学校教育,以及非学院的批判家创造出来的。将英美两国的文学研究制度化的奠基人马修·阿诺德,使“教育”的责任从哲学转移到文学身上。他认为,文学能让公民知道“世界上已知和已被想过的最好之物”,以此塑造公民。
- 言论自由:如德里达所说,西方意义上的文学不仅依赖于说一切的权利,也依赖于不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权利。这种不承担指称责任的自由,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 作为主体的自我:在现代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与印刷文化的发展以及现代民主制的兴起同等重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被发明出来。文学的整个全盛时期,都依赖于各种自我观念,即把自我看成自知的、负责的主体。现代的自我可以为自己的所说、所想、所为负责,包括它在创作文学作品时的所为。
然而,让现代文学成为可能的这些文化特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如今都在经历迅速的转型,或经受质疑:
- 印刷业的衰颓:技术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在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印刷文学所承担的知识传播和伦理教化功能正在逐渐被新媒体所取代,一个由传统纸媒所统治的时代结束了。同时,新媒体也将彻底改变我们被印刷书籍的时代所规定的阅读习惯。
- 民族国家内部分化:经济、政治、技术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削弱民族国家的彼此分离和内部统一,也将结束文学研究按民族文学来进行制度化的做法(以为每个民族文学都有所谓自足的文学史,都用单一的一种语言写成)。
- 文学研究的转向:研究性大学内的研究人员都在从传统的文学研究转向理论、文化、后殖民、媒体、大众文化、女性和黑人研究等领域。他们的写作、教学方式更接近于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
- 大学传统功能的丧失:大学传统的资料储存功能也正在被数字化数据库所替代。
- “自我”的碎化:自我的统一性和持久性遭到质疑,人们已经不再肯定可以通过作者的权威来解释作品。福柯的“作者是什么”以及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都标志着文学作品与其作者之间的旧有纽带的终结(旧观点认为,作者是一个统一的自我,即真实的莎士比亚和伍尔夫)。
米勒将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学定义为是文字的某种运用。为什么同样是文字,有的能够被归入文学,而另一些则不被认为是文学。使得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文学性”是什么呢?语言作为符号的一种,有指称功能,既可以指称有实体的具体事物,也可以指称仅存在于脑海中的抽象概念。文学作品并非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以词语来模仿预先存在的现实世界。相反,它是创造或发现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元世界,一个超现实(hyper-reality)。“创造”和“发现”预告了本书后面会讨论到的问题,即文学作品是对虚拟现实的揭示还是创造。【hyper-reality: an image or simulation, or an aggregate of images and simulations, that either distorts the reality it purports to depict or does not in fact depict anything with a real existence at all, but which nonetheless comes to constitute reality.】
用萨特的术语来说,文学利用了文字的一种“非超验”(non-transcendent)的特点。萨特此话的意思是,一部文学作品中的文字并不超越自己,指向它们提到的现象界事物(referent)。在以这种虚构方式运用的最简单词句中,就凝聚着文学的全部力量。
除此之外,语言拥有施行功能,而文学是通过读者发生作用的一种语言运用。文学利用文字的指称功能创造超现实,这些“现实”经由读者带入真实的世界,使现实发生某种改变。
在第二章的内容中,米勒首先阐明了文学是虚拟现实的观点。之所以称之为虚拟现实,主要在于它的三个特征。
特征一:文学作品是相互独立而陌生的,“每个作品都有它自己的真,这个真不同于任何其他作品的真”。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部分体现在,意义与语言符号是完全吻合的。作品有赖于某一语言中的习惯,比如某一语言里所特有的文字游戏无法被另一种语言完全传达出来。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掩盖或试图消除这种陌生性,通过各种形式的解释(将作品看做是作者意志或时代特征的反映、揭示其中语言运作的普遍规律等等)把文学作品看出是对真实世界的不同反映。文学理论的繁荣标志着文学的死亡。这也证实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定律:“对深嵌在你的文化中的某物,只有当其隐退到历史深处时,你才能清楚地看到它”。
特征二,“既然文学指称一个想象的现实,那么它就是在施行(performative)而非记述(constative)意义上使用词语。米勒借用了语言学家奥斯丁关于言语行为理论的术语。记述的话指明事物的状态,比如“他们是夫妻”;而施行的话是使事情发生,例如“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米勒指出,文学中的每句话,都是一个施行语言链条上的一部分,逐步打开在第一句话后开始的想象域。词语让读者能够到达那个想象域。这些词语以不断重复、不断延伸的话语姿势,瞬间发明了或发现了(即“揭示了”)那个世界。
特征三,文学的整个意义都依赖于读者永远无法了解的东西,这是文学的秘密。这也是西方叙事学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即文本与潜文本的关系。
特征四,文学使用修辞语言。“文学作品以施行而非纯粹记述的方式使用语言,其标志之一就是文学的创造力有赖于修辞。它们说明此物与彼物之间有类似性。这种类似性常是由词语创造出来的,而非事物本身的特征。现象世界中是不存在修辞的,它们只存在于词语的组合中。”修辞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够让虚拟人物生动优雅地鲜活起来。
特征五,关于“文学所打开的虚拟世界究竟是被作品中的词语创造出来的,还是它们揭示出来的”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文学可以定义为一种奇特的词语运用,来指向一些人、物或事件,而关于它们,永远无法知道是否在某地有一个隐性存在。这种隐性是一种无言的现实,只有作者知道它。它们等待着被变成言语
对于文学揭示虚拟世界的假设,我认为有许多矛盾的地方。如果在作家找到词语前已经存在一个虚拟的现实,那么修辞性的词语所描绘出来的现实和预先存在的现实完全相同吗?既然我们前面说到,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是独特的,对同一个虚拟现实的不同描绘也会导致两个彼此隔绝的空间,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似乎依然是在创造,而不是揭示。就像我们说,符号无法再现真实世界,符号也无法再现虚拟世界。这就牵涉到了语言哲学的问题,语言和意识/思维是何种关系。【此处应有一份书单】
在第三章中,米勒将文学比作世俗的梦境,梦境假定做梦者所见,具有独立的存在。他继而阐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特罗洛普、亨利·詹姆斯、本雅明、普鲁斯特、白朗修和德里达的文学观,来支持自己的看法:
他们都以不同方式支持着我的说法:每部文学作品都告知我们不同的、独特的另一现实,一个超现实。这一现实似乎并不依赖于该作品的词语而存在它似乎是被发现的,而非编造出来的。无法知道实情是否如此。
我已强调过,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无关。它们以替代的形式,使用那些指称社会、心理、历史物理现实的词语,来称呼它们发明或发现的超现实。然后文学作品通过影响读者的信念(常常是决定性影响),重新进人“现实世界”。
读者不必非要认同米勒的梦境观,因为正如他所说,我们无法验证事实是否如此。也许最好的方式是,我们都能够体验创作,亲自去寻找那个未知的神秘存在。
第四章主要回答为什么我们需要阅读文学,文学是否于我们有益的问题。
关于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文学这个问题,米勒给出的至少令他满意的答案是,文学能够向我们提供进入虚拟世界的途径。人类的想象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人类总是有进入某个虚拟现实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无法想象一种人类文化没有任何媒介形式的故事,即便文学不复存在,也会有虚拟游戏、电影、流行歌曲等来履行这一职责,带领我们进入另一层空间。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文学,只是众多想象形式中的一种而已(121)。同时,虚拟现实与我们所处的现实并非是完全隔绝的,那些虚拟现实/超世界可以通过施行作用,真切地影响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的行动和判断(无论好坏),从而塑造现实。
在西方历史进程中,对于上述问题,人们给出了很多形形色色的答案,其中一些答案对文学的重要性进行了肯定,赋予了文学以各种形式的权威性。米勒概括,现代西方文学的权威性之来源有以下四种:1. 某个超自然的奠基性的权威(比如缪斯);2. 作为基础的语言外的社会世界的坚实现实(文学反应现实);3. “虚构”在那些沉迷其中的人身上产生了能改变其行为的信念(文学的施行功能);4. 作者的权威(文学是改头换面的自传)。
文学权威性的这些源泉,在西方传统中一直有效力。它们常常是在同一个社会中,在某一些作家和读者身上同时生效,矛盾地共存,而这种矛盾常常甚至不被人注意到。文学在19、20世纪欧美文化中的角色,不过是这一矛盾聚合体的一个具体例子……这些理由(阅读文学的种种理由)不仅彼此矛盾,也无法涵盖、解释、理清那为数众多的彼此不相容的空间,它们构成了整个图书馆中我们称为“文学”的那一部分。发明了所谓的“西方传统”,这本身就是文学的一部分。它是最诱人、迷人的虚构空间之一。换一种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这一观念是意识形态的,而不像狄更斯说南西那样是“真的”。
在解释西方文学的权威性的前三个来源时,米勒重点提到了《圣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当然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争议),《圣经》的权威毋庸置疑。说到《圣经》是文学,很多西方人都会比较犹豫,因为《圣经》在西方文化中被赋予的宗教和政治权威,显然比其他世俗文学被赋予的权威要大得多,阅读《圣经》的需要也显得正当和迫切得多。尽管如此,《圣经》连同古希腊文学一起,为西方的世俗文学提供了范式,后来的抒情诗、史诗、寓言、传记等文体都能够在《圣经》中找到原型。
到了柏拉图的时代,文学受到了严重的贬低。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说,“全部西方文化就是柏拉图的一个脚注,不论柏拉图自己的作品有多少出处渊源”,由此可见柏拉图的思想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包括他的文学理念(127)。需要强调的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每个时代的思想都是对前人的一种重复,柏拉图的思想也不例外,因此并不能断定柏拉图的思想是绝对的源头。诗歌作为最早出现的文学体裁,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来自于神灵所赐的灵感,而诗人则是某种神秘力量的传声筒。从希伯来先知、希腊诗人、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到浪漫派诗人,甚至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仍然有不少人支持这种观点。例如,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就表示过,“诗人是世上未被承认的立法者”。他似乎在暗示,诗人是立法者,从神圣源泉那里传来的塑造社会的力量经由他们在读者心中确立了意识形态,能够塑造社会(131)。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伊安篇》中,这种认为诗人拥有超自然权威的说法第一次遭到了质疑。苏格拉底对于受到灵感启发的诵诗者做了这样的评价:
因为诗人是轻飘的、有翅膀的东西,没有灵感就做不出诗,然后就忘乎所以,在他身上就找不到理性了。任何人只要还具备这(理性)就无法做诗,或者发出预言的歌声。
这段话听上去并不像是对诗人的全面肯定,反而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尤其是解构主义者,也试图向我们证明,文学所传递的并非是某种不容置喙的权威,而不过是意识形态。但是,对文学进行祛魅并不代表我们要彻底对它进行否定,人类不可能不依附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文化可以定义为一个有着相似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社会群体,他们接受同一种意识形态,因此,“阅读文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仍然接受文化浸染”,是我们进入自己文化并归属于它的最快途径(不论结果好坏)(133)。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阅读文学进入不熟悉的另一种文化。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达了自己的理念说,对文学进行了更严厉的批判。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知识是理念,我们所处的客观世界只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而文学是对客观世界的再摹仿,因此它是失真的。其次,文学如果摹仿不好的事物,会败坏公民的道德。因为文学是有感染力的,尤其是悲剧,如果悲剧的主人公是德行不佳的恶人,观众将自己代入到角色中去,假装自己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这是不正直且不道德的行为。
柏拉图对于摹仿之恶的批判,在后世仍然回响不绝。德国哲学家康德就曾严厉地批判小说,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对虚构的世界产生强烈的同情,而应该在真实世界中冷静地思考我们的道德责任(139)。在康德看来,阅读小说是一种癫狂的非理性的行为,这尤其是女性的最爱(典型的性别歧视)。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伟大著作《诗学》中为文学发出了辩护之声,回应了柏拉图对于诗歌的双重谴责。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希腊悲剧和史诗是“诗歌”的典范。他这样论述诗歌的起源:
有理由认为,它源于两个实际的原因,这两个原因都根源于人性。即,(1)对人类来说模仿的习惯从儿童时代就是天生的(实际上,男子与其他动物不同,就因为他最善于模仿,通过模仿学会了最初的教训)。于是,(2)所有男子在进行模仿时都会得到快感。
“文学是嵌在自己所服务的社会现实中的,它们在该社会中具有实用的、实际的功能(143)”,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我们既通过诗歌了解这个世界,也藉由文学唤起我们身体和灵魂中的种种情感,感受到愉悦。
19世纪到20世纪间广泛流传的一种对文学的看法,可以视为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文学观的继承。这种看法即是:“文学是一种公共制度,置于它周围的整个文化中(147)。”“文学的权威性来自其社会功能。它的效用是由它的使用者赋予的,由那些给它价值的记者、批评家赋予的。有时,文学作品的权威性来自这样个信念:作品是对社会现实及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准确再现。有时,文学被赋予的权威又来自这样一种想法:文学塑造了社会结构和信念(147)”。这两种信念都基于人们相信文学与实际社会事物有着真实的对应。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文学是对现实的摹仿或反应,但大多数人都相信,文学有很强的施行功能。亚里士多德也认同这样的说法:“诗歌是比历史更哲学化、更严肃的事”。也许是因为,文学之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呈现了实际发生的事,而是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的预言。换一种说法,文学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意识形态,影响我们改造世界的活动。
“总之,按照这一传统,我们阅读文学,是因为它提供了对社会有用的愉悦,因为它被认为具有表现上的真实。(149)”
最后关于第四种来源的讨论,落脚点在于作者是否拥有对作品进行阐释的绝对权威。西方传统的对于“自我”的看法是内在的,上帝赋予我们独特的自我,从出生到死亡都保持不变。而现代的大量研究试图告诉我们,自我来自外在,是被建构起来的,它是周遭意识形态和文化力量的产物。自我是摇摆的、多样的,而非固定的、单一的。罗兰·巴特宣称,作者已死,试图彻底斩断作品与作者之间的联系。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论,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于作者是作品权威性的来源和保障这一信念的认同,直至今日仍然有广泛影响。传统的文学研究几乎就是作者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在现在的研究性大学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如果在我们的文化中作者被赋予了巨大权威,是其出版的作品获得权威性的来源,那么这一权威有两种不同形式。作者被认为具有一种记述(constative)权利、说实话的权利、准确表现自己周围社会的权利。作者有时也被认为具有可以说是“施行”( performative)的权威,那就是操纵词语,使之作为言语行为( speech act)而发生作用。
这两种形式的差异在于,作者对于虚拟现实到底是观察者还是创造者。我们阅读文学时所进入的虚拟现实是否预先存在,还是由作者选择并碰巧写下的词语所创造出来的。米勒给我们的回答是,没有证据来明确裁判这两种可能性。
文学的权威性就处于这两者之间。不可能在它们之间做出判断,虽然无论对定义文学,还是对解释为什么阅读文学作品来说,没有什么比决定性地一举知道答案更重要的了。
第五章讲如何阅读文学。
米勒主张两种方式的阅读,一种是天真的快板阅读,另一种是批评式的缓慢阅读。第一种阅读方式要求我们搁置对作品和作者的怀疑,不要在词句上逗留过久,而要像谈恋爱一样毫无保留地向作品打开自己,“努力做一个让一切在你身上都有回应的人”。这种快速进入虚拟现实,并沉醉于其中的阅读,要求我们抛弃根深蒂固的怀疑的、批判的阅读,这恰好是作者所提出的第二种阅读方式。这种阅读方式让作品像我们隐藏的秘密不再神秘,有一种去神秘化的魔力。这种去神秘化在西方传统中有两种形式,一是“修辞阅读”,即新批评派的阅读方式;二是批判阅读,考察文学作品背后的意识形态,识别它是如何试图向我们灌输关于阶级、种族或性别关系的信条的。
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对如何进行比较阅读做了一个示范,这俨然已经是一篇论文的雏形了。最后的最后,我们可爱又啰嗦的作者再次热情地赞美了天真的阅读~
那我最赞赏和推荐什么样的阅读?我最赞美主动献出自已的阅读,还是那种想着每本书都会洗脑的阅读?如果是后者,书就必须被质询、抵抗、去其神秘、去其魔力,重新将其纳入历史,尤其是虚假而错综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当我说你必须同时以两种方式去阅读(这难于上青天),我是认真的。但最后,我得承认,我对第一次阅读《瑞士人罗宾逊一家》时天真的轻信,有一种忧伤的怀念,那是一种已经失去,永远无法收回的东西。除非你已经做了这天真的第一次阅读,否则不会剩下什么让你去抵抗和批评的。如果自觉抵制文学的力量,书首先就被剥夺了对读者产生重大影响的机会。那么何必还读呢,除非是为了满足不甚光彩的毁灭的快感,并且不让别人着魔(怕对他们有害)?无疑,对文学的这些抗拒,其动机迥异于撒旦嫉妒亚当、夏娃的天真快乐。但是,难道真的就那么迥异吗?
最后引用一段对“文学之死”这个话题的评述来结束这篇又臭又长的读书笔记:
米勒的这种说法由来有自,有其深厚的理论背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死亡话语”或“终结论”甚至可以作为西方的一种基本的理论话语形态,从“苏格拉底之死”到黑格尔的“终结论”,再到尼采的“上帝死了”,罗兰•巴特的“作者死了”,福柯的“人死了”,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论”,米勒的“文学死了”……构成了一种话语谱系。
事实上,无论是“上帝”也好,“作者”也好,“人”也好,还是“艺术”“文学”也好,当它们加上引号之后,就意味着它们都是一种历史现象,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建构、被塑造起来的概念体系和叙事话语,并将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历史的消亡而消亡。这里的“死亡”不是指实体性意义上的、物理性意义上的死亡(某种生命个体的死亡),“终结”也不是指完全的毁灭和消失,而是指传统基石与传统规范的解体。
我们越来越明了的是,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时代的快与文学的慢,时代的轻与文学的重,时代的视觉化与文学的文字性,时代的碎片化与文学的完整性,时代的物质化与文学的精神性等之间形成了深刻的矛盾与冲突,文学的存在遭遇到根本性的挑战,“文学之死”成了一种难以逃避的命运。但这也意味着,传统的文学样式、文学媒介、文学观念以及文学活动走向终结的时候,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节选自《“死亡”还是“再生”——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