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历史的钟罩——评《资本的秘密》
打破历史的钟罩——评《资本的秘密》
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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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在2002年4月发表了一个谈话，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宣战。科斯认为现在的经济学过于自满而裹足不前。这使得不少优秀的经济学家不愿意睁眼看事实，而只是在脑海里表演经济过程，可能过瘾但对现实的理解并无助益。不过早在科斯发表这一宣言之前，不少经济解释的学者们开始了在真实世界经济学中的努力，德索托就是个中翘楚。
这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中国是由张五常、周其仁等发扬光大的。说来也巧，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可能是因为制度分析在转型过程中特别具有解释力，因此容易为人所接受。但不管怎么说，在秘鲁，德索托的分析让人们明白了为什么在秘鲁，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履维艰。
经济学上的大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贫穷，而有些国家富裕？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这个问题就被转成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有些地方兴起，而在其他地方却停滞不前？这一“国富论”的问题吸引过斯密、李嘉图，吸引过韦伯、布罗代尔，吸引过马寅初、顾准，也吸引了德索托。斯密和李嘉图持古典的看法，从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经典要素入手，是宏观上的看法；韦伯解释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而布罗代尔则论述了日常生活产生的欧洲下限的齿轮如何推动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马寅初、顾准则思考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
而德索托在《另一条道路》之后，解释了“资本的秘密”，认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蓬勃发展，不仅是因为资本、土地以及劳动力的结合，而且是因为资本与土地的产权都是清晰的，这种权利为人掌握可以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做出选择。新教伦理或许促成资本主义精神，但历史之所以在西方与东方有不同的路径，不仅是欧洲的小市场欣欣向荣，更是因为整个制度允许资本流动，穷人有机会上升到社会的高层，阶层是开放的。而中国和秘鲁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缺乏这样的制度环境。
在全球化将世界连成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将会极大影响整个全球化的进程。而这个过程中，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是：政府还是市场？魏伯乐等人在《私有化的局限》中告诫改革者要谨防极端（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因为私有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也就是说，在产权私有化的过程中，如果一套产权制度仅仅是在名义上清晰，而得不到具体的执行，或者法律框架有漏洞，那么很可能私有化的结果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不少反对私有化的观点认为这是对德索托的一个挑战，因为在德索托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是因为没有产权制度保护，致使转型被扭曲，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发展。
当然，产权制度与私有化之间不能完全等同，真实世界中的问题不可能如此简化。事实上，德索托和魏伯乐等人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现实的世界中，法律、历史文化和政治意识上的缺陷，就可能导致私有化出错。在德索托看来，资本的秘密就是一整套产权制度。但正如科斯在2002年的讲话中指出的，产权制度依赖于法律框架，而法律框架受制于政治意识，政治意识植根于历史文化传统，但历史文化的演化又如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受经济活动的影响。所以整个经济体制的运转是相互制约的过程，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必须要研究真实的事情。一整套产权制度离开具体的事件，就无从谈起。
就像魏伯乐在具体的实证案例中讨论私有化的得失一样，德索托也深知必须研究真实的案例。所以他和他的同事们走出书斋，在亚非、中东和拉美以及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德索托等进行了对房产、经营活动的调查，调查发现了大量僵死的资产，由于缺乏法律上的表述而被排除在“历史的钟罩”之外。钟罩是布罗代尔使用的比喻，在钟罩内的事物的运行规则与钟罩之外的完全不同，而钟罩就把两者分开了，进入历史的往往是钟罩内的事情，大量钟罩外的事例尽管鲜活生动，但被忽略了。
钟罩之外，德索托发现在秘鲁经营一家作坊可能只要一个工人，但完成所有的法律登记注册程序却需要289天，花费工人月薪的31倍。而要在秘鲁的国有土地上建造房屋，为了拿到法律许可，需要用6年多时间。这样漫长的时间导致了巨大的成本，令经营者望而却步。在菲律宾，建筑房屋可能要花13-25年；埃及要得到合法的土地证明要用至少5年时间；在海地获得合法土地的全部时间是19年。这就导致为了避免法律上的巨大成本，大量非法使用土地的现象。而这些非法使用的土地已经在钟罩外流转使用创造价值了，问题是这些价值并不能直接转化成合法的财产，因为缺乏法律表述或者说法律表述的成本太高。
德索托进一步揭示这背后的问题是因为现有的政治利益集团不愿意打破钟罩，引入竞争，因为这样他们的垄断收益将会减少甚至受损。而这些发展中国家要真正取得长久的发展，就必须激活这些僵死的资产，建立起一整套产权制度。这也就意味着要打破“历史的钟罩”。很明显，这一点上，魏伯乐递交报告的罗马俱乐部和德索托领导的“自由与民主学会”都知道，私有化并不仅仅是市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是“私有化”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打破“历史的钟罩”的关键所在了。
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晓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二版，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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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早刊于『读品』12期，修改版本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blog.sina.com.cn/u/49275b42010005nx
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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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在2002年4月发表了一个谈话，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宣战。科斯认为现在的经济学过于自满而裹足不前。这使得不少优秀的经济学家不愿意睁眼看事实，而只是在脑海里表演经济过程，可能过瘾但对现实的理解并无助益。不过早在科斯发表这一宣言之前，不少经济解释的学者们开始了在真实世界经济学中的努力，德索托就是个中翘楚。
这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中国是由张五常、周其仁等发扬光大的。说来也巧，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可能是因为制度分析在转型过程中特别具有解释力，因此容易为人所接受。但不管怎么说，在秘鲁，德索托的分析让人们明白了为什么在秘鲁，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履维艰。
经济学上的大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贫穷，而有些国家富裕？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这个问题就被转成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有些地方兴起，而在其他地方却停滞不前？这一“国富论”的问题吸引过斯密、李嘉图，吸引过韦伯、布罗代尔，吸引过马寅初、顾准，也吸引了德索托。斯密和李嘉图持古典的看法，从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经典要素入手，是宏观上的看法；韦伯解释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而布罗代尔则论述了日常生活产生的欧洲下限的齿轮如何推动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马寅初、顾准则思考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
而德索托在《另一条道路》之后，解释了“资本的秘密”，认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蓬勃发展，不仅是因为资本、土地以及劳动力的结合，而且是因为资本与土地的产权都是清晰的，这种权利为人掌握可以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做出选择。新教伦理或许促成资本主义精神，但历史之所以在西方与东方有不同的路径，不仅是欧洲的小市场欣欣向荣，更是因为整个制度允许资本流动，穷人有机会上升到社会的高层，阶层是开放的。而中国和秘鲁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缺乏这样的制度环境。
在全球化将世界连成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将会极大影响整个全球化的进程。而这个过程中，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是：政府还是市场？魏伯乐等人在《私有化的局限》中告诫改革者要谨防极端（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因为私有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也就是说，在产权私有化的过程中，如果一套产权制度仅仅是在名义上清晰，而得不到具体的执行，或者法律框架有漏洞，那么很可能私有化的结果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不少反对私有化的观点认为这是对德索托的一个挑战，因为在德索托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是因为没有产权制度保护，致使转型被扭曲，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发展。
当然，产权制度与私有化之间不能完全等同，真实世界中的问题不可能如此简化。事实上，德索托和魏伯乐等人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现实的世界中，法律、历史文化和政治意识上的缺陷，就可能导致私有化出错。在德索托看来，资本的秘密就是一整套产权制度。但正如科斯在2002年的讲话中指出的，产权制度依赖于法律框架，而法律框架受制于政治意识，政治意识植根于历史文化传统，但历史文化的演化又如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受经济活动的影响。所以整个经济体制的运转是相互制约的过程，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必须要研究真实的事情。一整套产权制度离开具体的事件，就无从谈起。
就像魏伯乐在具体的实证案例中讨论私有化的得失一样，德索托也深知必须研究真实的案例。所以他和他的同事们走出书斋，在亚非、中东和拉美以及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德索托等进行了对房产、经营活动的调查，调查发现了大量僵死的资产，由于缺乏法律上的表述而被排除在“历史的钟罩”之外。钟罩是布罗代尔使用的比喻，在钟罩内的事物的运行规则与钟罩之外的完全不同，而钟罩就把两者分开了，进入历史的往往是钟罩内的事情，大量钟罩外的事例尽管鲜活生动，但被忽略了。
钟罩之外，德索托发现在秘鲁经营一家作坊可能只要一个工人，但完成所有的法律登记注册程序却需要289天，花费工人月薪的31倍。而要在秘鲁的国有土地上建造房屋，为了拿到法律许可，需要用6年多时间。这样漫长的时间导致了巨大的成本，令经营者望而却步。在菲律宾，建筑房屋可能要花13-25年；埃及要得到合法的土地证明要用至少5年时间；在海地获得合法土地的全部时间是19年。这就导致为了避免法律上的巨大成本，大量非法使用土地的现象。而这些非法使用的土地已经在钟罩外流转使用创造价值了，问题是这些价值并不能直接转化成合法的财产，因为缺乏法律表述或者说法律表述的成本太高。
德索托进一步揭示这背后的问题是因为现有的政治利益集团不愿意打破钟罩，引入竞争，因为这样他们的垄断收益将会减少甚至受损。而这些发展中国家要真正取得长久的发展，就必须激活这些僵死的资产，建立起一整套产权制度。这也就意味着要打破“历史的钟罩”。很明显，这一点上，魏伯乐递交报告的罗马俱乐部和德索托领导的“自由与民主学会”都知道，私有化并不仅仅是市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是“私有化”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打破“历史的钟罩”的关键所在了。
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晓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二版，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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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早刊于『读品』12期，修改版本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blog.sina.com.cn/u/49275b42010005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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