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索尼
在20多年的商业史上，中国企业界期许成为“中国的索尼”，成为“中国的盛田昭夫”的声音曾不绝于耳，但当迈克尔·波特追问《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之时，当年之“日本偶像”早就被从公司的墙上摘下，换成了美国超级CEO杰克·韦尔奇，或者新经济英雄们“革命者”式的画像，甚至再加上韩国三星李健熙的“铁血”面孔。
在中国商界时髦多变的“榜样”单上，索尼没有摆脱其似是而非的命运，要么被视为一个非西方公司的“神话”而顶礼膜拜，索尼的国际化象征了“日本崛起”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能够达到的高度；要么在其陷入亏损和经营的困境时，人们广泛质疑其“软、硬件”结合的战略，视为妄图建立封闭世界标准的又一个正遭遇失败的公司帝国：此时，“强悍”的三星似乎正在颠覆其在消费电子业的“硬件”地位，而以海湾地区数字文化守护神麦克卢汉为信仰的乔布斯（苹果公司），正在阻击其在娱乐和媒体业的“雄心”。
无疑，在“美国制造”越来越大兴其道的中国企业界，“日本制造”曾经具有的标杆地位已经模糊。这不仅源于“中国崛起”引发的东亚格局巨变，实际上更源于我们“不求甚解”的习惯。对于索尼这样的标杆，中国家电企业20多年后依旧在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挣扎”的困境显示，当年高呼“成为中国索尼”的现象，在作为非常营销的口号和“正心诚意”的学习之间，本质上具有巨大的差异。而我一直怀疑，我们的困境也在于缺乏真正基于事实的探究，便沉溺于方法论的喧嚣。典型如当年的中国政、学、商界硬是将日本竞争力的来源，误读为所谓政府主导的“产业规划”，十数年间在“强权主导的现代化”里兜圈子而不自省。我们对于世界商业史和企业史同样存在着惊人的无知，很多时候就是基本知识的匮乏，这让我们更多的时候困惑，何为索尼？遑论学习标杆。只到一本没有太引起国人注意的书《索尼的私人生活》（中译本）出现……
事实上，这本2002年曾被排列在文学小说类书架上的企业传记，本身就是一个标杆。它焕发的光芒不仅让《索尼的源流》这样出自索尼本部的厚书显得更像一个企业宣传的小册子，而且也让那些试图演绎和兜售索尼成功法则的“管理秘籍”黯然失色。简洁地说，这是一本深入索尼的灵魂，并与之真正面对的书。其获得这样的成功，恰恰并不在于作者妙笔生花式的演绎，而是其谨守探究历史的原则，还原索尼的朴素想法和能力。
以“私人生活”（the Private Life）这样的角度，追寻一个在二战废墟上诞生的日本小公司50年间如何成长为国际化企业巨人的本质，完全出人意料。但作者以索尼“核心层的人际关系”（核心层的内部斗争）为轴线，几乎脉络式的还原了从创始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到大贺典雄和出井伸之时代的索尼50年成长历程。这无异于一次重建索尼历史的探险之旅。
约翰·内森，加州大学日本史专家，就此踏上了自己追寻的目标。在他1961年由哈佛转入东京大学时，他就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热忱而冷静地探究这个战后废墟上的国家和人们如何追寻和建立新价值？对比那些抓住日本经济崛起某些片断就急于总结模式的研究者，内森在日本成长本质中，看到更多的是艰难和冲突，甚至是悖论。索尼这个日本战后的“奇迹”自然没有例外。内森试图透过索尼核心组织的运行方式，打开一扇窗户，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岁月里，日本面临的挑战：要调和两种截然相反的、而且常常是不可调和的现实观点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法，而这种观点，一种深深植根于本国传统，另一种来自于难以理解的外国文化。在本书中，被自己的儿子称之为“伟大的表演者”盛田昭夫对此精辟的总结：“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我们必须在水中和陆地上生存。”
在这样的事实下，整个日本最痛苦、最激烈的文化融合场所，并不是在21世纪初卡洛斯·戈恩治下的日产公司，而是在50年前的索尼踏上美国寻求国际化时就诞生了。从哈维·沙因、彼得斯、古柏，到舒尔霍夫斯基，60年间索尼与西方经理人复杂多变的关系，纠集在消费电子与好莱坞娱乐业的战略冲突中，直到在索尼电子和娱乐之间建立起一种战略性的合作关系的斯特林伯格，接替出井伸之成为索尼的首席执行官，才最终尘埃落定。
而内森以一个杰出记者那样的敏锐和探究的能力，教徒般的恪守专业价值的操守，获得了遍布全书的核心细节，让他重建索尼史的努力显得尤为可信。
很多时候，这本书所传递和承载的索尼，对于中国的读者（无论对于普通读者，还是企业界）来说，都是第一次获知。这无异于重新发现索尼的知识和心灵的双重旅程。我有时候困惑，为什么这样的书没有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经典？反而是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编著式的东西大兴其道？
对于一个正在加速度步入公司世界的中国，我们对于商业史和企业史却存在着惊人的无知。这让我们在面对一个本质上的商业和公司时代，要么显得傲慢无知，要么显得自卑愚蠢，缺乏本真的追问，以及真正站在世界历史和文明上的洞见和创造。那种“摸着石头过河”和“白猫－黑猫论”，从政经体系蔓延到商业和企业实践。当我们的政界和商界以此为荣，以此为旗，肆无忌惮地挥霍勇气和时间时，正如，30年前的“日本崛起”，却是在吸收美国最具有创造力的管理思想――戴明、德鲁克等思想的基础上“崛起”，这让日本人能够有机会在以公司为本质的全球竞争中曾震撼“美国世纪”的商业基础，而中国人却在全球竞争的价值链低端挣扎，并至今苦苦求解，这决定性的标定了时代价值的差距。
这也可能是中国没有诞生索尼式企业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商界时髦多变的“榜样”单上，索尼没有摆脱其似是而非的命运，要么被视为一个非西方公司的“神话”而顶礼膜拜，索尼的国际化象征了“日本崛起”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能够达到的高度；要么在其陷入亏损和经营的困境时，人们广泛质疑其“软、硬件”结合的战略，视为妄图建立封闭世界标准的又一个正遭遇失败的公司帝国：此时，“强悍”的三星似乎正在颠覆其在消费电子业的“硬件”地位，而以海湾地区数字文化守护神麦克卢汉为信仰的乔布斯（苹果公司），正在阻击其在娱乐和媒体业的“雄心”。
无疑，在“美国制造”越来越大兴其道的中国企业界，“日本制造”曾经具有的标杆地位已经模糊。这不仅源于“中国崛起”引发的东亚格局巨变，实际上更源于我们“不求甚解”的习惯。对于索尼这样的标杆，中国家电企业20多年后依旧在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挣扎”的困境显示，当年高呼“成为中国索尼”的现象，在作为非常营销的口号和“正心诚意”的学习之间，本质上具有巨大的差异。而我一直怀疑，我们的困境也在于缺乏真正基于事实的探究，便沉溺于方法论的喧嚣。典型如当年的中国政、学、商界硬是将日本竞争力的来源，误读为所谓政府主导的“产业规划”，十数年间在“强权主导的现代化”里兜圈子而不自省。我们对于世界商业史和企业史同样存在着惊人的无知，很多时候就是基本知识的匮乏，这让我们更多的时候困惑，何为索尼？遑论学习标杆。只到一本没有太引起国人注意的书《索尼的私人生活》（中译本）出现……
事实上，这本2002年曾被排列在文学小说类书架上的企业传记，本身就是一个标杆。它焕发的光芒不仅让《索尼的源流》这样出自索尼本部的厚书显得更像一个企业宣传的小册子，而且也让那些试图演绎和兜售索尼成功法则的“管理秘籍”黯然失色。简洁地说，这是一本深入索尼的灵魂，并与之真正面对的书。其获得这样的成功，恰恰并不在于作者妙笔生花式的演绎，而是其谨守探究历史的原则，还原索尼的朴素想法和能力。
以“私人生活”（the Private Life）这样的角度，追寻一个在二战废墟上诞生的日本小公司50年间如何成长为国际化企业巨人的本质，完全出人意料。但作者以索尼“核心层的人际关系”（核心层的内部斗争）为轴线，几乎脉络式的还原了从创始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到大贺典雄和出井伸之时代的索尼50年成长历程。这无异于一次重建索尼历史的探险之旅。
约翰·内森，加州大学日本史专家，就此踏上了自己追寻的目标。在他1961年由哈佛转入东京大学时，他就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热忱而冷静地探究这个战后废墟上的国家和人们如何追寻和建立新价值？对比那些抓住日本经济崛起某些片断就急于总结模式的研究者，内森在日本成长本质中，看到更多的是艰难和冲突，甚至是悖论。索尼这个日本战后的“奇迹”自然没有例外。内森试图透过索尼核心组织的运行方式，打开一扇窗户，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岁月里，日本面临的挑战：要调和两种截然相反的、而且常常是不可调和的现实观点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法，而这种观点，一种深深植根于本国传统，另一种来自于难以理解的外国文化。在本书中，被自己的儿子称之为“伟大的表演者”盛田昭夫对此精辟的总结：“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我们必须在水中和陆地上生存。”
在这样的事实下，整个日本最痛苦、最激烈的文化融合场所，并不是在21世纪初卡洛斯·戈恩治下的日产公司，而是在50年前的索尼踏上美国寻求国际化时就诞生了。从哈维·沙因、彼得斯、古柏，到舒尔霍夫斯基，60年间索尼与西方经理人复杂多变的关系，纠集在消费电子与好莱坞娱乐业的战略冲突中，直到在索尼电子和娱乐之间建立起一种战略性的合作关系的斯特林伯格，接替出井伸之成为索尼的首席执行官，才最终尘埃落定。
而内森以一个杰出记者那样的敏锐和探究的能力，教徒般的恪守专业价值的操守，获得了遍布全书的核心细节，让他重建索尼史的努力显得尤为可信。
很多时候，这本书所传递和承载的索尼，对于中国的读者（无论对于普通读者，还是企业界）来说，都是第一次获知。这无异于重新发现索尼的知识和心灵的双重旅程。我有时候困惑，为什么这样的书没有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经典？反而是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编著式的东西大兴其道？
对于一个正在加速度步入公司世界的中国，我们对于商业史和企业史却存在着惊人的无知。这让我们在面对一个本质上的商业和公司时代，要么显得傲慢无知，要么显得自卑愚蠢，缺乏本真的追问，以及真正站在世界历史和文明上的洞见和创造。那种“摸着石头过河”和“白猫－黑猫论”，从政经体系蔓延到商业和企业实践。当我们的政界和商界以此为荣，以此为旗，肆无忌惮地挥霍勇气和时间时，正如，30年前的“日本崛起”，却是在吸收美国最具有创造力的管理思想――戴明、德鲁克等思想的基础上“崛起”，这让日本人能够有机会在以公司为本质的全球竞争中曾震撼“美国世纪”的商业基础，而中国人却在全球竞争的价值链低端挣扎，并至今苦苦求解，这决定性的标定了时代价值的差距。
这也可能是中国没有诞生索尼式企业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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