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距离
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是我近期计划内要读的书，图书馆里的那本不在架上，心有不甘，就先借来他的一个文集《追寻失去的传统》随手翻翻。
发点小牢骚：住在通州，人少树多，好吃好睡，环境优越得真是没话说。只是少了一点儿自由，少了一座图书馆。图书馆的最大妙处不在于有你要读的书，而在于穿梭其间，总会无心瞥几眼闲书，时日一长，眼界见识都大不一样。这样的机会算是离我而去了……
说中国的“传统”会很有意思，它是只有一条延绵五千年至今呢？还是至近代而分岔，生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然后在1949之后，历经十年浩劫，均被隔断，潜入地下了？近年活跃的谢泳、傅国涌等人苦心追寻的正是后一路“传统”。
“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冲击震撼，使得清末民初的中国色彩斑斓，五味俱全，人物掌故都精彩绝伦，引人深思。傅国涌考察百年中国言论史，让我们看见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离这个古老的国度似乎并非那么遥远，但又如何得步履维艰。
秋瑾被杀害以后，各大报纸的强烈谴责，使得杀人的主谋浙江巡抚张曾扬想调任江苏，遭到当地反对，离浙不久抑郁而死；绍兴知府贵福想调任衢州不成，调安徽又被当地所拒，最后只好改名换姓；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为萧山县知事，沈定一通电反对，指他为“秋案”祸首，终于也没当成。这大约是我们在“那个黑暗岁月所看到的一线亮色，或许稍可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在各方压力之下，陈恢复了自由之身。当我读到胡适六年后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时，颇为感动：“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称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儿人味儿。”
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等在《语丝》周刊上发表了一批忧愤深广、亲切感人，至今仍打动人心的文章。同一时期的《现代评论》，以北大法学教授王世杰为代表，注重法律性，他们追根溯源，希望发起群众运动的人也能反省，从中接受教训，他们都是站在谴责杀人政府的立场上，并没有背离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傅国涌由此引发的议论，深得我心：“对群众运动有不同看法，其实属于正常的不同见解。一个党同伐异的民族，才容不得半点不同的声音。一个只有《语丝》的民族是不够的，只停留在感性层面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语丝》，我们同样需要《现代评论》。当惨案发生之后，不幸的民族尤其需要理性的、负责的声音。”
1947年，傅斯年直截了当地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傅斯年曾写信给亦师亦友的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这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者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
书中有两篇文章谈到了宋教仁，一个我熟悉却不甚知晓的名字。他执着地想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他赞成向孙中山提出解散同盟会，因为他认为，革命党和政党，本非同物，前者用激烈的手段谋破坏，后者以和平手段谋建设。这是何等卓绝的见识！只是国民党选举的胜利敲响了他生命的丧钟，1913年3月20日，上海闸北火车站一声枪响，这位伟大的宪政民主实践者倒在了血泊之中，在殷红的血迹背后是袁世凯美丽而残酷的微笑。是的，“旧军阀、旧官僚如袁世凯等固然是缺乏民主、人权思想，革命党人如陈其美、陈炯明们也未必有什么民主、人权的观念，这才是中国的现实。”孙中山、宋教仁是百年沧桑里的异数，而袁世凯、蒋介石们才是中国的常数……
发点小牢骚：住在通州，人少树多，好吃好睡，环境优越得真是没话说。只是少了一点儿自由，少了一座图书馆。图书馆的最大妙处不在于有你要读的书，而在于穿梭其间，总会无心瞥几眼闲书，时日一长，眼界见识都大不一样。这样的机会算是离我而去了……
说中国的“传统”会很有意思，它是只有一条延绵五千年至今呢？还是至近代而分岔，生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然后在1949之后，历经十年浩劫，均被隔断，潜入地下了？近年活跃的谢泳、傅国涌等人苦心追寻的正是后一路“传统”。
“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冲击震撼，使得清末民初的中国色彩斑斓，五味俱全，人物掌故都精彩绝伦，引人深思。傅国涌考察百年中国言论史，让我们看见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离这个古老的国度似乎并非那么遥远，但又如何得步履维艰。
秋瑾被杀害以后，各大报纸的强烈谴责，使得杀人的主谋浙江巡抚张曾扬想调任江苏，遭到当地反对，离浙不久抑郁而死；绍兴知府贵福想调任衢州不成，调安徽又被当地所拒，最后只好改名换姓；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为萧山县知事，沈定一通电反对，指他为“秋案”祸首，终于也没当成。这大约是我们在“那个黑暗岁月所看到的一线亮色，或许稍可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在各方压力之下，陈恢复了自由之身。当我读到胡适六年后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时，颇为感动：“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称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儿人味儿。”
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等在《语丝》周刊上发表了一批忧愤深广、亲切感人，至今仍打动人心的文章。同一时期的《现代评论》，以北大法学教授王世杰为代表，注重法律性，他们追根溯源，希望发起群众运动的人也能反省，从中接受教训，他们都是站在谴责杀人政府的立场上，并没有背离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傅国涌由此引发的议论，深得我心：“对群众运动有不同看法，其实属于正常的不同见解。一个党同伐异的民族，才容不得半点不同的声音。一个只有《语丝》的民族是不够的，只停留在感性层面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语丝》，我们同样需要《现代评论》。当惨案发生之后，不幸的民族尤其需要理性的、负责的声音。”
1947年，傅斯年直截了当地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傅斯年曾写信给亦师亦友的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这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者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
书中有两篇文章谈到了宋教仁，一个我熟悉却不甚知晓的名字。他执着地想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他赞成向孙中山提出解散同盟会，因为他认为，革命党和政党，本非同物，前者用激烈的手段谋破坏，后者以和平手段谋建设。这是何等卓绝的见识！只是国民党选举的胜利敲响了他生命的丧钟，1913年3月20日，上海闸北火车站一声枪响，这位伟大的宪政民主实践者倒在了血泊之中，在殷红的血迹背后是袁世凯美丽而残酷的微笑。是的，“旧军阀、旧官僚如袁世凯等固然是缺乏民主、人权思想，革命党人如陈其美、陈炯明们也未必有什么民主、人权的观念，这才是中国的现实。”孙中山、宋教仁是百年沧桑里的异数，而袁世凯、蒋介石们才是中国的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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