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

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

——读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徐强

“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萨义德如此概括1993年他在英国广播公司所作的瑞思系列演讲的主题。《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就是这些演讲的结集。

如果要用更为简约的字眼来描述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我想，“流亡者”无疑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词语。当然，正如萨义德所言，“流亡”一词具有双重含义。流亡既可以是“真实的情景”，也可以是“隐喻的情景”。所谓“隐喻的情景”，就是说，一个人即使没有移居国外或者遭到放逐，他对于自己置身其间的社会，也仍然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仿佛永远是“圈外人”和“流亡者”，不为社会主流所接纳。萨义德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就是站在社会边缘发表独立见解的“流亡者”。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只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则认为，知识分子仅仅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是具有象征性的人物，远离世俗，远离现实的关注，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他们支持、维护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在萨义德看来，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知识工业的发展，衍生出大批符合葛兰西所定义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是“有机的”，他们从事各种专业工作，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面临着种种诱惑、威胁与压力。因此，知识分子不是少数的“塑像般的偶像”，而是被世俗利益所包围的世俗之人。世界上不存在“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也不存在“仅仅是公共的”知识分子。到处都是政治，班达所追求的那种纯粹的艺术和思想领域，实际上是一个乌托邦。萨义德认为，“宣称只是为了他或她自己、为了纯粹的学问、抽象的科学而写作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能相信，而且一定不可以相信”。知识分子总会或多或少地介入政治，问题在于以什么方式介入、介入多深，是个人式的思考，还是集体式的思考，是发出独立的声音，还是作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满足于搬弄一些专业化的陈腔滥调。在这方面，萨义德和班达的观点又是一致的：知识分子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

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的是“质疑”而非“顾问”的角色。他对权威、英雄、偶像、政党、国家、民族、传统之类的“神祇”，时刻保持着警觉与怀疑。他永远为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无权无势的人说话。不管他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效忠对象是什么，都必须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因此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对于同一性质的问题不应当持有双重甚至多重标准。托克维尔谴责美国虐待印第安人和黑奴，却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血腥屠杀辩护；穆勒是自由、民主的伟大倡导者，却声称印度人的命运就是被欧洲殖民者所统治。民族主义导致的这些自相矛盾的说辞，萨义德觉得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令人痛恨。萨义德还认为，把世界像外科手术般分为“东方”与“西方”，是一种“虚伪不实的建构”，因为世界是多文化的混合体，“真正知识分子的分析不许把一边称为无辜，而把另一边称为邪恶”。如果顺从某一主子的旨意，教条式地判定一种文化是“全善”的，另一种文化是“全恶”的，知识分子就不再是身处权力圈之外的边缘化的“流亡者”，而是沦为追随神祇的“门徒”。

尽管人类已经进入“后现代”时代，然而在世界范围内，“事实上政府依然明目张胆地欺压人民，严重的司法不公依然发生，权势对知识分子的收编与纳入依然有效地将他们消音，而知识分子偏离行规的情形依然屡见不鲜”。我们可以不同意萨义德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但对他所指出的事实却无法假装视而不见。“知识分子如何向权威发言：是作为专业性的恳求者，还是作为不受奖赏的、业余的良心？”——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