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皇帝新装》中的那个孩子

    人类学家自十九世纪以来试图通过综合生物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描绘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蓝图。他们的形象要么是信仰坚定、走乡串野，寻找类似人类头骨之类的生物人类学家（biological anthropologist）；要么是睿智善谈、专注于资料研究，在跨学科领域备受瞩目的文化人类学家（cultural anthropologist）。不过，尽管本书的名字与此行业有关，你也不要希望在其中找到任何这两类人的影子。问题不在于奈基尔•巴利到底在喀麦隆做了什么，他对多瓦悠人的田野调查成果对人类学的进步起到了如何的作用，本书的独特之处却在正襟危坐的研究之下隐藏的荒诞、无聊与痛苦。更为吸引人的是巴利自始至终的自嘲态度和英国式的幽默，当然译者何颖怡简洁的生花妙笔同样居功奇伟。
    这是一本笔记，比起学术专著少了一幅堂皇的面孔。但难得的是并非所有的学者笔记都会用如此趣味盎然的笔触，描绘作者在多年的单调苦读之后，偶然获得一笔资助远赴非洲的经历。数月的生病、糟糕的官僚体制、孤寂与乏味、理论模型无法确立的挫败统统蕴含其间。这不是抱怨，巴利只是让人们知道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一定永远都有学术信心、发现的愉悦与探知真理的勇气；人类学家也并非都能像写了《文化解释》的格尔兹那样幸运，在印尼巴厘岛的调查一路凯歌，就是打个折也未必。
    作为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业内人士”，我在此书中获得莫大安慰。“天真”的巴利就像《皇帝新装》中那个勇敢的孩子，坦然承认我们在“攀登知识高峰”时的畏惧，“寻求真理”过程里时而的虚无。他让我认识到我并不孤独，那些和朋友喝茶时才会流露的“价值危机”和对自己“学术事业”的彷徨原来也非异类。巴利干脆冒天下之大不韪：“有时在寂寥的失眠夜里，我如此质疑自己，一如我在英国时怀疑学术生活的价值一样……谈到解决危机，这些专家也没啥成就。他们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制造出两个问题。我觉得那些自称握有真理的人应当为扰乱他人生活而良心不安。至于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
    他的言辞令我感到忍俊不禁，同样也令我如释重负——那种终于有人敢于暴露面具后真相的痛快。当然，这也只是学术研究者最沮丧时的说词，我还是承认研究的价值，但不一定是关乎我、关乎大多数人。
每每这种价值危机来袭，我们常常干脆放弃宏愿大志，只想作为一个职业，它对个人的意义，如同巴利所言：“学术研究就象修道院生活，专著追求个人性灵的完美，其结果或许会服务较大层面，却不能论断它的本质。不难想象，这种观点不容于学界保守派与自诩改革者。他们深陷恐怖的虔诚与洋洋自得中，拒绝相信世界其实并不系于他们的一言一行。”
    本书的阅读源于一次见面，这本书是作为一个见面的礼物（台湾版）。馈赠者的社会身份是台南大学的教授、个人关系为我几乎从未谋面的表姐。她用她的品位揣度我或许会喜欢这本书，我得说，她真是善解人意。这次见面我们几乎无暇细谈，更不要说关乎我们共同的职业，不过这本书拉近了我们很多距离。当下一次家庭聚会，亲人们用高山仰止的眼神打量我们这两位“博士”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心照不宣地莞尔一笑，共同揣着一个“天大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