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主观违逆实际
这本书讲的，并不局限于城市与规划。或者，我们可以这么比喻，把人的心灵和性格比作一座城市。从一个孩子诞生开始，他同样需要规划。
导言：
中国现在的城市规划，正在走西方五六十年代的老路。原来，美国的规划师也曾经那么主观，1959年，作者（简·雅各布斯）给一位波士顿规划者打电话时，他告诉作者，“北端”是一个恐怖的贫民区，需要改造，人们必须离开。但作者看到的，却是“勾嵌得整齐的砖墙，新的百叶帘”，并被“活泼、友好和健康的气氛”感染。事实上，数据表明，“北端”的少年犯罪、疾病和婴儿死亡率都最低，还是按收入计算租费最低的地方。在这里，对世界的描述来源于专家的主观，即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但正确的描述，却应该与之相反。
正如一位纽约东哈莱姆的居民说的，那些大人物跑来看到绿草坪，说，多美妙啊，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事实却是，“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或看报纸或借五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
是的，很多时候，行为漂亮才是漂亮（实际做的要比外表更漂亮），会闪光的并不都是金子。而更深层次的含义是，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带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是视而不见或压抑正在挣扎中的并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的秩序。
对城市而言，那是对真实秩序的忽视；对人而言，则是对心灵真实需求的压制。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的父母未必比纳粹善良。
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为了牺牲品。缺乏倾听，缺乏理解，缺乏包容，人成为了牺牲品。
第一章：
人行道有什么用途？作者指出三个：安全、交往、孩子的同化。
从这样一件小事说起吧。那天，在一楼，看见一个小孩从外面走进来，敲某家的门，找同伴儿玩。结果，大人告诉他，小孩儿不在家。他悻悻地走出来，问另一欲上电梯的大人，他家的孩子在吗？得到的同样是否定的回答。这下，小孩更低落了。
还有一件事，那时我还住在管庄那边。有天上楼，一个中年妇女忽然问我，是不是住在这边的，然后告诉我，居委会选举，要我投一票。我看着那些陌生的名字，随便划了一个勾。我不知道我那一票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幸好，很多时候票数只是表面功夫）。
这并非一个新鲜的话题，我们的空间被越来越多地隔绝，顺着各自的通道行走。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使很多原来不认识的人住在同一个社区，而有别于原来一个单位的人知己知彼的聚合。人口的流动，更加速了这个分隔。拿我来说，北漂在北京，一年多里面先后6次搬家，每到一个社区，都要花一段时间来熟悉。而这里的原住民，对于忽降此地的人，也有一种戒备心理。
严重的不是现在已经造成的这个格局，而是人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格局，并且城市的规划依然朝着这样的格局被描画在图纸上。
记得一次采访中，一个人说，很怀念以前的四合院。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四合院，不是被拆迁，就是变成富人的住所，这同样是一种隔绝。
隔绝的后果是什么？安全吗？
不，作者的经验告诉她，恰恰相反。在规划得周整并且曾被当作典范的社区和公园，繁乱的街道，哪个地方的犯罪率更低？恰好是后者。道理很简单。处于人的监视下，罪犯永远不敢作出过激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发生了，受害者也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当然，隔绝本身已经造成了冷漠，从一个人的童年开始，他就没有受到责任感的教化。
忽然想起在以前的报社时做过一个专题，是关于和谐社会的。主编写的一句评论，时时被我引用，那就是“治世不是终点，因为善世在彼岸”。何为“善世”，我不知道，但我想，至少是人和人平等的社会，是人们有选择自由的社会。
这似乎又可以联想到路德·金的那段名言：“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and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on the red hills of Georgia,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s and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 owners will be able to sit down together at the table of brotherhood.I have a dream that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
简·雅各布斯则是这样说的：“惟有当大城市的街道具备了内在的特征，让互不相识的人能够在文明的、带有基本的尊严和保持本色的基础上平安地相处、容忍－－允许邻里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要远远深于肤色间的差别，它在高密度的大城市里是可能和正常的，但在郊区和一些伪郊区却会显得怪异－－才是可能的和正常的。”
然而，可悲的却是，城市的规划者们并没有意识到，仅有空间和设备是不能让孩子长大的。她这样写道：“在实际生活中，只有从城市人行道上的那些普普通通的成人身上，孩子们才能学到（如果他们要学的话）成功的城市生活最基本的东西：人们互相间即使没有任何关系也必须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对彼此的公共责任感。这样一种经验没有人可以通过别人的告诉学到手，只有通过让不是你亲朋好友、对你不承担任何正式责任的人为你承担哪怕是一点点的公共责任这样的事，你才能学到这种经历。”
人行道的交往功能，则可以引申到传播的回归：口碑传播上。因为，“公共人物不仅传播消息，知晓‘零售’的消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们还互相串联，由此实际上以批发的方式把消息传播出去。”
这么说吧，你的一个同学告诉你，你这个发质应该用沙宣，比你看广告，要更能使你下定购买的决心。
第二章：
要想在城市的街道和地区生发丰富的多样性的四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1）地区以及其尽可能多的内部区域的主要功能必须要多于一个，最好是多于两个。这些功能必须要确保人流的存在，不管是按照不同的日程出门的人，还是因不同的目的来到此地的人，他们都应该能够使用很多共同的设施。
2）大多数的街段必须要短，也就是说，在街道上能够很容易拐弯。
3）一个地区的建筑物应该各色各样，年代和状况各不相同，应包括适当比例的老建筑，因此在经济效用方面可各不相同。这种各色不同建筑的混合必须相当均匀。
4）人流的密度必须要达到足够高的程度，不管这些人是为什么目的来到这里的。这也包括本地居民的人流也要达到相等的密度。
第三、四章：
贫民区的非贫民区化，这个概念非常有意思。你会联想到什么？城中村及它的拆除。目的确实动听，为了改善城市环境和城中村的人的生活水平。那么他们是否想过，这部分人离开这个“他们”不屑居住的村子之后，也许永远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立世之处。这就是孙立平《断裂》一书中提及的“马拉松式”社会结构，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社会。
事实上，贫民区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起码简·雅各布斯是这么认为的。她提到：
非贫民区化的基础是创造一个活跃的气氛，使得贫民区里的人能够享受城市的生活和人行道上的安全。
一个有文化的街区应该彬彬有礼地接受初来乍到者，不应该视其为洪水猛兽。
事实上，“最愚蠢的拯救方法是重复已有的失败，把受目前失败境况困扰的人转移到一个更加昂贵的，但只是重复这种境况的地方。”也就是说，把贫民区转移之后，只会形成另一个可能更糟糕的贫民区，而不会使情况得到改善。
被蚕食的城市与对汽车的限制：
肯定反馈－－一个作用力会产生反作用力，而反作用力则会反过来加剧产生作用力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作用力又会重新发生作用，其结果是又加剧了反作用力，于是这个过程循环反复，以致无穷。这就像是一个人对某个东西一旦成瘾，这个习惯就会难以纠正。
依照这个理论，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道路越拓越宽，而交通却越来越堵塞了。
我说过，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城市规划的，对于人性的顽固，它阐释得非常精到。
看看这个细节吧，作者的一个朋友到了18岁，仍然相信她是从母亲肚脐眼里出来的。以后，不管她听到什么，她都用这个想法加以修正。而且，她的知识越多，她就愈发用来支持自己的想法，自圆其说。这时，她所展现出来的智慧是惊人的。当她对肚脐眼的本质和使用的误解消除以后，她的许多误解才得到纠正，并成为了一位生物学老师。
还有这么一句话，它能让我想到什么？
伊莱尔·萨里嫩：“在人们的视野中一定要有一个尽头的地方，但这个尽头不是结束。”
它让我想起《海上钢琴师》中1900对于城市的阐释。
导言：
中国现在的城市规划，正在走西方五六十年代的老路。原来，美国的规划师也曾经那么主观，1959年，作者（简·雅各布斯）给一位波士顿规划者打电话时，他告诉作者，“北端”是一个恐怖的贫民区，需要改造，人们必须离开。但作者看到的，却是“勾嵌得整齐的砖墙，新的百叶帘”，并被“活泼、友好和健康的气氛”感染。事实上，数据表明，“北端”的少年犯罪、疾病和婴儿死亡率都最低，还是按收入计算租费最低的地方。在这里，对世界的描述来源于专家的主观，即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但正确的描述，却应该与之相反。
正如一位纽约东哈莱姆的居民说的，那些大人物跑来看到绿草坪，说，多美妙啊，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事实却是，“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或看报纸或借五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
是的，很多时候，行为漂亮才是漂亮（实际做的要比外表更漂亮），会闪光的并不都是金子。而更深层次的含义是，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带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是视而不见或压抑正在挣扎中的并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的秩序。
对城市而言，那是对真实秩序的忽视；对人而言，则是对心灵真实需求的压制。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的父母未必比纳粹善良。
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为了牺牲品。缺乏倾听，缺乏理解，缺乏包容，人成为了牺牲品。
第一章：
人行道有什么用途？作者指出三个：安全、交往、孩子的同化。
从这样一件小事说起吧。那天，在一楼，看见一个小孩从外面走进来，敲某家的门，找同伴儿玩。结果，大人告诉他，小孩儿不在家。他悻悻地走出来，问另一欲上电梯的大人，他家的孩子在吗？得到的同样是否定的回答。这下，小孩更低落了。
还有一件事，那时我还住在管庄那边。有天上楼，一个中年妇女忽然问我，是不是住在这边的，然后告诉我，居委会选举，要我投一票。我看着那些陌生的名字，随便划了一个勾。我不知道我那一票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幸好，很多时候票数只是表面功夫）。
这并非一个新鲜的话题，我们的空间被越来越多地隔绝，顺着各自的通道行走。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使很多原来不认识的人住在同一个社区，而有别于原来一个单位的人知己知彼的聚合。人口的流动，更加速了这个分隔。拿我来说，北漂在北京，一年多里面先后6次搬家，每到一个社区，都要花一段时间来熟悉。而这里的原住民，对于忽降此地的人，也有一种戒备心理。
严重的不是现在已经造成的这个格局，而是人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格局，并且城市的规划依然朝着这样的格局被描画在图纸上。
记得一次采访中，一个人说，很怀念以前的四合院。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四合院，不是被拆迁，就是变成富人的住所，这同样是一种隔绝。
隔绝的后果是什么？安全吗？
不，作者的经验告诉她，恰恰相反。在规划得周整并且曾被当作典范的社区和公园，繁乱的街道，哪个地方的犯罪率更低？恰好是后者。道理很简单。处于人的监视下，罪犯永远不敢作出过激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发生了，受害者也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当然，隔绝本身已经造成了冷漠，从一个人的童年开始，他就没有受到责任感的教化。
忽然想起在以前的报社时做过一个专题，是关于和谐社会的。主编写的一句评论，时时被我引用，那就是“治世不是终点，因为善世在彼岸”。何为“善世”，我不知道，但我想，至少是人和人平等的社会，是人们有选择自由的社会。
这似乎又可以联想到路德·金的那段名言：“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and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on the red hills of Georgia,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s and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 owners will be able to sit down together at the table of brotherhood.I have a dream that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
简·雅各布斯则是这样说的：“惟有当大城市的街道具备了内在的特征，让互不相识的人能够在文明的、带有基本的尊严和保持本色的基础上平安地相处、容忍－－允许邻里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要远远深于肤色间的差别，它在高密度的大城市里是可能和正常的，但在郊区和一些伪郊区却会显得怪异－－才是可能的和正常的。”
然而，可悲的却是，城市的规划者们并没有意识到，仅有空间和设备是不能让孩子长大的。她这样写道：“在实际生活中，只有从城市人行道上的那些普普通通的成人身上，孩子们才能学到（如果他们要学的话）成功的城市生活最基本的东西：人们互相间即使没有任何关系也必须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对彼此的公共责任感。这样一种经验没有人可以通过别人的告诉学到手，只有通过让不是你亲朋好友、对你不承担任何正式责任的人为你承担哪怕是一点点的公共责任这样的事，你才能学到这种经历。”
人行道的交往功能，则可以引申到传播的回归：口碑传播上。因为，“公共人物不仅传播消息，知晓‘零售’的消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们还互相串联，由此实际上以批发的方式把消息传播出去。”
这么说吧，你的一个同学告诉你，你这个发质应该用沙宣，比你看广告，要更能使你下定购买的决心。
第二章：
要想在城市的街道和地区生发丰富的多样性的四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1）地区以及其尽可能多的内部区域的主要功能必须要多于一个，最好是多于两个。这些功能必须要确保人流的存在，不管是按照不同的日程出门的人，还是因不同的目的来到此地的人，他们都应该能够使用很多共同的设施。
2）大多数的街段必须要短，也就是说，在街道上能够很容易拐弯。
3）一个地区的建筑物应该各色各样，年代和状况各不相同，应包括适当比例的老建筑，因此在经济效用方面可各不相同。这种各色不同建筑的混合必须相当均匀。
4）人流的密度必须要达到足够高的程度，不管这些人是为什么目的来到这里的。这也包括本地居民的人流也要达到相等的密度。
第三、四章：
贫民区的非贫民区化，这个概念非常有意思。你会联想到什么？城中村及它的拆除。目的确实动听，为了改善城市环境和城中村的人的生活水平。那么他们是否想过，这部分人离开这个“他们”不屑居住的村子之后，也许永远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立世之处。这就是孙立平《断裂》一书中提及的“马拉松式”社会结构，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社会。
事实上，贫民区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起码简·雅各布斯是这么认为的。她提到：
非贫民区化的基础是创造一个活跃的气氛，使得贫民区里的人能够享受城市的生活和人行道上的安全。
一个有文化的街区应该彬彬有礼地接受初来乍到者，不应该视其为洪水猛兽。
事实上，“最愚蠢的拯救方法是重复已有的失败，把受目前失败境况困扰的人转移到一个更加昂贵的，但只是重复这种境况的地方。”也就是说，把贫民区转移之后，只会形成另一个可能更糟糕的贫民区，而不会使情况得到改善。
被蚕食的城市与对汽车的限制：
肯定反馈－－一个作用力会产生反作用力，而反作用力则会反过来加剧产生作用力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作用力又会重新发生作用，其结果是又加剧了反作用力，于是这个过程循环反复，以致无穷。这就像是一个人对某个东西一旦成瘾，这个习惯就会难以纠正。
依照这个理论，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道路越拓越宽，而交通却越来越堵塞了。
我说过，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城市规划的，对于人性的顽固，它阐释得非常精到。
看看这个细节吧，作者的一个朋友到了18岁，仍然相信她是从母亲肚脐眼里出来的。以后，不管她听到什么，她都用这个想法加以修正。而且，她的知识越多，她就愈发用来支持自己的想法，自圆其说。这时，她所展现出来的智慧是惊人的。当她对肚脐眼的本质和使用的误解消除以后，她的许多误解才得到纠正，并成为了一位生物学老师。
还有这么一句话，它能让我想到什么？
伊莱尔·萨里嫩：“在人们的视野中一定要有一个尽头的地方，但这个尽头不是结束。”
它让我想起《海上钢琴师》中1900对于城市的阐释。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