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徐悲鸿
（长篇报告文学《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在《中国作家•纪实》2006年第六期首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傅宁军：重新发现徐悲鸿
《中国作家•纪实》编辑子峡
纪实：您既非美术圈里的人，又非徐悲鸿的亲朋好友，作为一个外行人，写作这样一部作品，您的信心和把握从何而来?
傅宁军：开始的确挺难的。我曾在北京街头不知所措，因为不止一次遭受冷遇，也曾在不信任的目光中怀疑自己。我去一个个名人家敲门，时常碰得灰头土脸，也会冒出失望退缩的念头。我这样的一个外行，只不过怀着一股弘扬民族文化的热情与执著。我与众人一样，对徐悲鸿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说熟悉的，只是那些有关徐悲鸿的概念与符号，纷纷扬扬，不胜枚举。我与朋友们说到徐悲鸿，他们总是发一通议论，不管是对于他的画，还是他的私生活，各有各的说法，但没人说不知道。也许正是这似是而非的熟悉，鼓舞我拨开重重迷雾，寻找一个真实的先贤。我想，这个真实的空白恰恰是我这样的外行可以大展身手的地带。于是，一个难点变成了一个起点。
纪实：到目前为止，写徐悲鸿的作品已有不少，对这些作品，您怎么看?
傅宁军：我尊重所有写过徐悲鸿的作品，我不想做任何推翻的事，尽管对某些观点我可能不赞成，但在创作上我是尊重的。比如说蒋碧微写的徐悲鸿，我认为这是一个前辈心目中的徐悲鸿，无可非议。廖静文写的徐悲鸿，我也认为相当不错。另外，我对学生们所写的徐悲鸿的作品也非常尊重。
纪实：和这众多的传记作品相比，您认为您的突破点在哪儿?
傅宁军：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徐悲鸿，是因为我们过去知道的都是横断面，也就是说徐悲鸿的事情是一个扇形的，早期他是孤军奋战，认识他的人不多，而且都不在了。只有他的学生们还活着，而他们讲的故事都是差不多的，比如你采访100个人，这100个人讲的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徐悲鸿大多是他们所讲的。即使是廖静文，认识徐悲鸿的时候，也是在他的后半生。我觉得我的重要突破点在于，在这部作品中，我采取了历史的纵向结构。我把握的是徐悲鸿的整个成长脉络，和他所处的时代。其实这一点不好把握，特别是对于他前期的把握。当事人都不在了，但我寻访了他们的后人与知情者、研究者，还有徐悲鸿一生走过的地方。
纪实：我能想象到，您获取资料的过程一定非常艰难。
傅宁军：是的，我们沿着徐悲鸿一生的足迹寻访了很多地方。比如我们到法国他就读的学校里，查到了他的学籍档案。徐悲鸿的儿子在法国读了几年博士，也没找到他父亲的学籍档案，还是我们给找到的。去印度时，也有许多险象环生的经历。徐悲鸿当年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做访问学者，画出《愚公移山》等鸿篇巨作，我在着力找寻老照片背后的往事。记得我们赶到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时，离印度国际大学所在的圣地尼克坦（和平乡）还有300多公里路程，而次天下午我们要离开加尔各答，只有连夜乘车赶到圣地尼克坦，次日上午才能将采访完成。当地华人朋友劝我们三思，因为社会治安不佳，出加尔各答之后会有一长段偏僻之地，路两旁都是树丛，几乎没有人烟。就在我们前一天去过的印度教寺庙，发生了惊人的爆炸血案。印度宗教纷争，我们弄不清其中的复杂原因，不过危险确实就在身边。但我们如果不是连夜赶路，明天一早就不能开始采访，一个重要的机会也就失去了。说服了这位华人朋友，我们一行人冒着危险，星夜上路，穿过那一大段黑压压的丛林，半夜到达圣地尼克坦。那位华人朋友说：“我不敢跟你们说，一路上都攥着一把汗，就怕哪个树丛中冲出人来!”
纪实：对于徐悲鸿这个人物，您的总体把握是什么?
傅宁军：我认为我在把握徐悲鸿这个人物时，一直是把他作为文化英雄来写的。我写他性格中使他咸功的一面，造成他悲剧的一面，更主要的是突出令他出类拔萃的一面。
纪实：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在不断地深入，比如对近现代历史中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我们先是神化，后是粉碎。但现在，我们似乎又开始了重新认识的过程，又在挖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也许，当历史渐行渐适时，我们似乎能更加清醒、客观地看待历史，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傅宁军：是的。我们现在对政治名人和军事名人的重新认识挺多的，但对于文化名人，我认为我们的重新认识还很不够。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文化的高度是用文化名人来支撑的。我在采访陈香梅的时候，她就说：“你们派了很多人来采访我，比如为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可是你们为了艺术家来找我，这是第一次。”她欣慰，我们也开始重视对艺术人物的挖掘。徐悲鸿也是经历了从神话到普通、从肯定到否定这个过程，曾经我们把他作为革命的历史艺术家，后来又对他有些非议。我不想否定任何人的探索，但毕竟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纪实：从价值观来说，寻找英雄，实际上也是为了修补当下价值系统的紊乱。对徐悲鸿这个文化英雄的挖掘，您认为可以给我们现代人带来些什么?
傅宁军：首先，我在这个创作过程上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洗礼，这来自于徐悲鸿的艺术造诣和他的人格魅力。徐悲鸿并非一个圣人，他有他的喜怒哀乐，有属于他自己认知世界、解决矛盾的方式，也有他我行我素的个性。性格即命运，他的性格成就了他的辉煌，也曾给他种下不幸的种子。而他的伟大正是在于真实，在于他对人对事的坦诚。我在分析他的性格时，发现他太善良了，对于强势，他不惧权贵，但对于弱者，哪怕对他很横，他都持一种很包容的态度。
纪实：您怎么客观地描写徐悲鸿所处的时代?
傅宁军：对徐悲鸿在时代转型时期的努力与困惑，我也做了真实记录。建立新中国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当年极左思想的伤害，殃及无辜者甚多，包括徐悲鸿，以及对徐悲鸿有成见的人。而秉笔直书，让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的局限，也更珍惜如今开明的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徐悲鸿的成功并非一种偶然。除了他与生俱来的天分与勤奋刻苦外，人生的启蒙老师父亲徐达章、不乏中西渊博学识的康有为、聘请徐悲鸿到北大任职的蔡元培、为他争取留学名额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在法国相识的江苏同乡周恩来，后来与徐悲鸿有君子之交的李宗仁、与徐悲鸿多次通信的毛泽东，以及许多一代大师与风云人物，都给予徐悲鸿以帮助和影响，并与之交相辉映。
纪实：对于徐悲鸿的一生，人们也非常关注他的感情世界。问题是，感情这东西，似乎谁都无法说得清对错。您怎么把握分寸?另外，您又是怎么获取这方面资料的?
傅宁军：徐悲鸿生命中的这三个女人，才貌出众，见地不凡，都是难得的知识女性。我是本着不回避、不猎奇、不渲染、不伤害的原则，尽可能地还原真相。幸运的是，我不仅从历经风雨的廖静文口中，听到了徐悲鸿与她本人的情感故事，而且听到她对蒋碧微与孙多慈平静而客观的评价。后来采访时，我在无意中遇到蒋碧微与孙多慈在台湾的学生与故旧，得知了她们离开大陆后的最后归宿。
纪实：您认为这部作品出来以后会引起非议吗?
傅宁军：在这点问题上，我尽可能是采用各方说法，不带自己的主观推断。我的任务不是得出结论，而是通过别人的诉述，呈现历史人物。
纪实：但呈现的同时多多少少会带有作者一定的偏向。
傅宁军：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认为倾向实际上是认识。我们在总体上对他有一定的认识，但在某些事的具体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想法，最近的当事人肯定最接近事实真相。另外，很多事情我们都有依据。我尽可能多地引用当时材料，少做主观的判断。我这里尽可能不写当事人的心理活动。这也是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很大的区别。
傅宁军：重新发现徐悲鸿
《中国作家•纪实》编辑子峡
纪实：您既非美术圈里的人，又非徐悲鸿的亲朋好友，作为一个外行人，写作这样一部作品，您的信心和把握从何而来?
傅宁军：开始的确挺难的。我曾在北京街头不知所措，因为不止一次遭受冷遇，也曾在不信任的目光中怀疑自己。我去一个个名人家敲门，时常碰得灰头土脸，也会冒出失望退缩的念头。我这样的一个外行，只不过怀着一股弘扬民族文化的热情与执著。我与众人一样，对徐悲鸿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说熟悉的，只是那些有关徐悲鸿的概念与符号，纷纷扬扬，不胜枚举。我与朋友们说到徐悲鸿，他们总是发一通议论，不管是对于他的画，还是他的私生活，各有各的说法，但没人说不知道。也许正是这似是而非的熟悉，鼓舞我拨开重重迷雾，寻找一个真实的先贤。我想，这个真实的空白恰恰是我这样的外行可以大展身手的地带。于是，一个难点变成了一个起点。
纪实：到目前为止，写徐悲鸿的作品已有不少，对这些作品，您怎么看?
傅宁军：我尊重所有写过徐悲鸿的作品，我不想做任何推翻的事，尽管对某些观点我可能不赞成，但在创作上我是尊重的。比如说蒋碧微写的徐悲鸿，我认为这是一个前辈心目中的徐悲鸿，无可非议。廖静文写的徐悲鸿，我也认为相当不错。另外，我对学生们所写的徐悲鸿的作品也非常尊重。
纪实：和这众多的传记作品相比，您认为您的突破点在哪儿?
傅宁军：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徐悲鸿，是因为我们过去知道的都是横断面，也就是说徐悲鸿的事情是一个扇形的，早期他是孤军奋战，认识他的人不多，而且都不在了。只有他的学生们还活着，而他们讲的故事都是差不多的，比如你采访100个人，这100个人讲的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徐悲鸿大多是他们所讲的。即使是廖静文，认识徐悲鸿的时候，也是在他的后半生。我觉得我的重要突破点在于，在这部作品中，我采取了历史的纵向结构。我把握的是徐悲鸿的整个成长脉络，和他所处的时代。其实这一点不好把握，特别是对于他前期的把握。当事人都不在了，但我寻访了他们的后人与知情者、研究者，还有徐悲鸿一生走过的地方。
纪实：我能想象到，您获取资料的过程一定非常艰难。
傅宁军：是的，我们沿着徐悲鸿一生的足迹寻访了很多地方。比如我们到法国他就读的学校里，查到了他的学籍档案。徐悲鸿的儿子在法国读了几年博士，也没找到他父亲的学籍档案，还是我们给找到的。去印度时，也有许多险象环生的经历。徐悲鸿当年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做访问学者，画出《愚公移山》等鸿篇巨作，我在着力找寻老照片背后的往事。记得我们赶到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时，离印度国际大学所在的圣地尼克坦（和平乡）还有300多公里路程，而次天下午我们要离开加尔各答，只有连夜乘车赶到圣地尼克坦，次日上午才能将采访完成。当地华人朋友劝我们三思，因为社会治安不佳，出加尔各答之后会有一长段偏僻之地，路两旁都是树丛，几乎没有人烟。就在我们前一天去过的印度教寺庙，发生了惊人的爆炸血案。印度宗教纷争，我们弄不清其中的复杂原因，不过危险确实就在身边。但我们如果不是连夜赶路，明天一早就不能开始采访，一个重要的机会也就失去了。说服了这位华人朋友，我们一行人冒着危险，星夜上路，穿过那一大段黑压压的丛林，半夜到达圣地尼克坦。那位华人朋友说：“我不敢跟你们说，一路上都攥着一把汗，就怕哪个树丛中冲出人来!”
纪实：对于徐悲鸿这个人物，您的总体把握是什么?
傅宁军：我认为我在把握徐悲鸿这个人物时，一直是把他作为文化英雄来写的。我写他性格中使他咸功的一面，造成他悲剧的一面，更主要的是突出令他出类拔萃的一面。
纪实：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在不断地深入，比如对近现代历史中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我们先是神化，后是粉碎。但现在，我们似乎又开始了重新认识的过程，又在挖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也许，当历史渐行渐适时，我们似乎能更加清醒、客观地看待历史，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傅宁军：是的。我们现在对政治名人和军事名人的重新认识挺多的，但对于文化名人，我认为我们的重新认识还很不够。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文化的高度是用文化名人来支撑的。我在采访陈香梅的时候，她就说：“你们派了很多人来采访我，比如为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可是你们为了艺术家来找我，这是第一次。”她欣慰，我们也开始重视对艺术人物的挖掘。徐悲鸿也是经历了从神话到普通、从肯定到否定这个过程，曾经我们把他作为革命的历史艺术家，后来又对他有些非议。我不想否定任何人的探索，但毕竟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纪实：从价值观来说，寻找英雄，实际上也是为了修补当下价值系统的紊乱。对徐悲鸿这个文化英雄的挖掘，您认为可以给我们现代人带来些什么?
傅宁军：首先，我在这个创作过程上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洗礼，这来自于徐悲鸿的艺术造诣和他的人格魅力。徐悲鸿并非一个圣人，他有他的喜怒哀乐，有属于他自己认知世界、解决矛盾的方式，也有他我行我素的个性。性格即命运，他的性格成就了他的辉煌，也曾给他种下不幸的种子。而他的伟大正是在于真实，在于他对人对事的坦诚。我在分析他的性格时，发现他太善良了，对于强势，他不惧权贵，但对于弱者，哪怕对他很横，他都持一种很包容的态度。
纪实：您怎么客观地描写徐悲鸿所处的时代?
傅宁军：对徐悲鸿在时代转型时期的努力与困惑，我也做了真实记录。建立新中国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当年极左思想的伤害，殃及无辜者甚多，包括徐悲鸿，以及对徐悲鸿有成见的人。而秉笔直书，让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的局限，也更珍惜如今开明的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徐悲鸿的成功并非一种偶然。除了他与生俱来的天分与勤奋刻苦外，人生的启蒙老师父亲徐达章、不乏中西渊博学识的康有为、聘请徐悲鸿到北大任职的蔡元培、为他争取留学名额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在法国相识的江苏同乡周恩来，后来与徐悲鸿有君子之交的李宗仁、与徐悲鸿多次通信的毛泽东，以及许多一代大师与风云人物，都给予徐悲鸿以帮助和影响，并与之交相辉映。
纪实：对于徐悲鸿的一生，人们也非常关注他的感情世界。问题是，感情这东西，似乎谁都无法说得清对错。您怎么把握分寸?另外，您又是怎么获取这方面资料的?
傅宁军：徐悲鸿生命中的这三个女人，才貌出众，见地不凡，都是难得的知识女性。我是本着不回避、不猎奇、不渲染、不伤害的原则，尽可能地还原真相。幸运的是，我不仅从历经风雨的廖静文口中，听到了徐悲鸿与她本人的情感故事，而且听到她对蒋碧微与孙多慈平静而客观的评价。后来采访时，我在无意中遇到蒋碧微与孙多慈在台湾的学生与故旧，得知了她们离开大陆后的最后归宿。
纪实：您认为这部作品出来以后会引起非议吗?
傅宁军：在这点问题上，我尽可能是采用各方说法，不带自己的主观推断。我的任务不是得出结论，而是通过别人的诉述，呈现历史人物。
纪实：但呈现的同时多多少少会带有作者一定的偏向。
傅宁军：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认为倾向实际上是认识。我们在总体上对他有一定的认识，但在某些事的具体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想法，最近的当事人肯定最接近事实真相。另外，很多事情我们都有依据。我尽可能多地引用当时材料，少做主观的判断。我这里尽可能不写当事人的心理活动。这也是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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