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徐悲鸿
(长篇报告文学《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在《中国作家•纪实》2006年第六期首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傅宁军:重新发现徐悲鸿
《中国作家•纪实》编辑子峡
纪实:您既非美术圈里的人,又非徐悲鸿的亲朋好友,作为一个外行人,写作这样一部作品,您的信心和把握从何而来?
傅宁军:开始的确挺难的。我曾在北京街头不知所措,因为不止一次遭受冷遇,也曾在不信任的目光中怀疑自己。我去一个个名人家敲门,时常碰得灰头土脸,也会冒出失望退缩的念头。我这样的一个外行,只不过怀着一股弘扬民族文化的热情与执著。我与众人一样,对徐悲鸿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说熟悉的,只是那些有关徐悲鸿的概念与符号,纷纷扬扬,不胜枚举。我与朋友们说到徐悲鸿,他们总是发一通议论,不管是对于他的画,还是他的私生活,各有各的说法,但没人说不知道。也许正是这似是而非的熟悉,鼓舞我拨开重重迷雾,寻找一个真实的先贤。我想,这个真实的空白恰恰是我这样的外行可以大展身手的地带。于是,一个难点变成了一个起点。
纪实:到目前为止,写徐悲鸿的作品已有不少,对这些作品,您怎么看?
傅宁军:我尊重所有写过徐悲鸿的作品,我不想做任何推翻的事,尽管对某些观点我可能不赞成,但在创作上我是尊重的。比如说蒋碧微写的徐悲鸿,我认为这是一个前辈心目中的徐悲鸿,无可非议。廖静文写的徐悲鸿,我也认为相当不错。另外,我对学生们所写的徐悲鸿的作品也非常尊重。
纪实:和这众多的传记作品相比,您认为您的突破点在哪儿?
傅宁军: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徐悲鸿,是因为我们过去知道的都是横断面,也就是说徐悲鸿的事情是一个扇形的,早期他是孤军奋战,认识他的人不多,而且都不在了。只有他的学生们还活着,而他们讲的故事都是差不多的,比如你采访100个人,这100个人讲的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徐悲鸿大多是他们所讲的。即使是廖静文,认识徐悲鸿的时候,也是在他的后半生。我觉得我的重要突破点在于,在这部作品中,我采取了历史的纵向结构。我把握的是徐悲鸿的整个成长脉络,和他所处的时代。其实这一点不好把握,特别是对于他前期的把握。当事人都不在了,但我寻访了他们的后人与知情者、研究者,还有徐悲鸿一生走过的地方。
纪实:我能想象到,您获取资料的过程一定非常艰难。
傅宁军:是的,我们沿着徐悲鸿一生的足迹寻访了很多地方。比如我们到法国他就读的学校里,查到了他的学籍档案。徐悲鸿的儿子在法国读了几年博士,也没找到他父亲的学籍档案,还是我们给找到的。去印度时,也有许多险象环生的经历。徐悲鸿当年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做访问学者,画出《愚公移山》等鸿篇巨作,我在着力找寻老照片背后的往事。记得我们赶到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时,离印度国际大学所在的圣地尼克坦(和平乡)还有300多公里路程,而次天下午我们要离开加尔各答,只有连夜乘车赶到圣地尼克坦,次日上午才能将采访完成。当地华人朋友劝我们三思,因为社会治安不佳,出加尔各答之后会有一长段偏僻之地,路两旁都是树丛,几乎没有人烟。就在我们前一天去过的印度教寺庙,发生了惊人的爆炸血案。印度宗教纷争,我们弄不清其中的复杂原因,不过危险确实就在身边。但我们如果不是连夜赶路,明天一早就不能开始采访,一个重要的机会也就失去了。说服了这位华人朋友,我们一行人冒着危险,星夜上路,穿过那一大段黑压压的丛林,半夜到达圣地尼克坦。那位华人朋友说:“我不敢跟你们说,一路上都攥着一把汗,就怕哪个树丛中冲出人来!”
纪实:对于徐悲鸿这个人物,您的总体把握是什么?
傅宁军:我认为我在把握徐悲鸿这个人物时,一直是把他作为文化英雄来写的。我写他性格中使他咸功的一面,造成他悲剧的一面,更主要的是突出令他出类拔萃的一面。
纪实: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在不断地深入,比如对近现代历史中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我们先是神化,后是粉碎。但现在,我们似乎又开始了重新认识的过程,又在挖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也许,当历史渐行渐适时,我们似乎能更加清醒、客观地看待历史,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傅宁军:是的。我们现在对政治名人和军事名人的重新认识挺多的,但对于文化名人,我认为我们的重新认识还很不够。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文化的高度是用文化名人来支撑的。我在采访陈香梅的时候,她就说:“你们派了很多人来采访我,比如为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可是你们为了艺术家来找我,这是第一次。”她欣慰,我们也开始重视对艺术人物的挖掘。徐悲鸿也是经历了从神话到普通、从肯定到否定这个过程,曾经我们把他作为革命的历史艺术家,后来又对他有些非议。我不想否定任何人的探索,但毕竟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纪实:从价值观来说,寻找英雄,实际上也是为了修补当下价值系统的紊乱。对徐悲鸿这个文化英雄的挖掘,您认为可以给我们现代人带来些什么?
傅宁军:首先,我在这个创作过程上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洗礼,这来自于徐悲鸿的艺术造诣和他的人格魅力。徐悲鸿并非一个圣人,他有他的喜怒哀乐,有属于他自己认知世界、解决矛盾的方式,也有他我行我素的个性。性格即命运,他的性格成就了他的辉煌,也曾给他种下不幸的种子。而他的伟大正是在于真实,在于他对人对事的坦诚。我在分析他的性格时,发现他太善良了,对于强势,他不惧权贵,但对于弱者,哪怕对他很横,他都持一种很包容的态度。
纪实:您怎么客观地描写徐悲鸿所处的时代?
傅宁军:对徐悲鸿在时代转型时期的努力与困惑,我也做了真实记录。建立新中国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当年极左思想的伤害,殃及无辜者甚多,包括徐悲鸿,以及对徐悲鸿有成见的人。而秉笔直书,让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的局限,也更珍惜如今开明的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徐悲鸿的成功并非一种偶然。除了他与生俱来的天分与勤奋刻苦外,人生的启蒙老师父亲徐达章、不乏中西渊博学识的康有为、聘请徐悲鸿到北大任职的蔡元培、为他争取留学名额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在法国相识的江苏同乡周恩来,后来与徐悲鸿有君子之交的李宗仁、与徐悲鸿多次通信的毛泽东,以及许多一代大师与风云人物,都给予徐悲鸿以帮助和影响,并与之交相辉映。
纪实:对于徐悲鸿的一生,人们也非常关注他的感情世界。问题是,感情这东西,似乎谁都无法说得清对错。您怎么把握分寸?另外,您又是怎么获取这方面资料的?
傅宁军:徐悲鸿生命中的这三个女人,才貌出众,见地不凡,都是难得的知识女性。我是本着不回避、不猎奇、不渲染、不伤害的原则,尽可能地还原真相。幸运的是,我不仅从历经风雨的廖静文口中,听到了徐悲鸿与她本人的情感故事,而且听到她对蒋碧微与孙多慈平静而客观的评价。后来采访时,我在无意中遇到蒋碧微与孙多慈在台湾的学生与故旧,得知了她们离开大陆后的最后归宿。
纪实:您认为这部作品出来以后会引起非议吗?
傅宁军:在这点问题上,我尽可能是采用各方说法,不带自己的主观推断。我的任务不是得出结论,而是通过别人的诉述,呈现历史人物。
纪实:但呈现的同时多多少少会带有作者一定的偏向。
傅宁军: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认为倾向实际上是认识。我们在总体上对他有一定的认识,但在某些事的具体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想法,最近的当事人肯定最接近事实真相。另外,很多事情我们都有依据。我尽可能多地引用当时材料,少做主观的判断。我这里尽可能不写当事人的心理活动。这也是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很大的区别。
傅宁军:重新发现徐悲鸿
《中国作家•纪实》编辑子峡
纪实:您既非美术圈里的人,又非徐悲鸿的亲朋好友,作为一个外行人,写作这样一部作品,您的信心和把握从何而来?
傅宁军:开始的确挺难的。我曾在北京街头不知所措,因为不止一次遭受冷遇,也曾在不信任的目光中怀疑自己。我去一个个名人家敲门,时常碰得灰头土脸,也会冒出失望退缩的念头。我这样的一个外行,只不过怀着一股弘扬民族文化的热情与执著。我与众人一样,对徐悲鸿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说熟悉的,只是那些有关徐悲鸿的概念与符号,纷纷扬扬,不胜枚举。我与朋友们说到徐悲鸿,他们总是发一通议论,不管是对于他的画,还是他的私生活,各有各的说法,但没人说不知道。也许正是这似是而非的熟悉,鼓舞我拨开重重迷雾,寻找一个真实的先贤。我想,这个真实的空白恰恰是我这样的外行可以大展身手的地带。于是,一个难点变成了一个起点。
纪实:到目前为止,写徐悲鸿的作品已有不少,对这些作品,您怎么看?
傅宁军:我尊重所有写过徐悲鸿的作品,我不想做任何推翻的事,尽管对某些观点我可能不赞成,但在创作上我是尊重的。比如说蒋碧微写的徐悲鸿,我认为这是一个前辈心目中的徐悲鸿,无可非议。廖静文写的徐悲鸿,我也认为相当不错。另外,我对学生们所写的徐悲鸿的作品也非常尊重。
纪实:和这众多的传记作品相比,您认为您的突破点在哪儿?
傅宁军: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徐悲鸿,是因为我们过去知道的都是横断面,也就是说徐悲鸿的事情是一个扇形的,早期他是孤军奋战,认识他的人不多,而且都不在了。只有他的学生们还活着,而他们讲的故事都是差不多的,比如你采访100个人,这100个人讲的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徐悲鸿大多是他们所讲的。即使是廖静文,认识徐悲鸿的时候,也是在他的后半生。我觉得我的重要突破点在于,在这部作品中,我采取了历史的纵向结构。我把握的是徐悲鸿的整个成长脉络,和他所处的时代。其实这一点不好把握,特别是对于他前期的把握。当事人都不在了,但我寻访了他们的后人与知情者、研究者,还有徐悲鸿一生走过的地方。
纪实:我能想象到,您获取资料的过程一定非常艰难。
傅宁军:是的,我们沿着徐悲鸿一生的足迹寻访了很多地方。比如我们到法国他就读的学校里,查到了他的学籍档案。徐悲鸿的儿子在法国读了几年博士,也没找到他父亲的学籍档案,还是我们给找到的。去印度时,也有许多险象环生的经历。徐悲鸿当年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做访问学者,画出《愚公移山》等鸿篇巨作,我在着力找寻老照片背后的往事。记得我们赶到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时,离印度国际大学所在的圣地尼克坦(和平乡)还有300多公里路程,而次天下午我们要离开加尔各答,只有连夜乘车赶到圣地尼克坦,次日上午才能将采访完成。当地华人朋友劝我们三思,因为社会治安不佳,出加尔各答之后会有一长段偏僻之地,路两旁都是树丛,几乎没有人烟。就在我们前一天去过的印度教寺庙,发生了惊人的爆炸血案。印度宗教纷争,我们弄不清其中的复杂原因,不过危险确实就在身边。但我们如果不是连夜赶路,明天一早就不能开始采访,一个重要的机会也就失去了。说服了这位华人朋友,我们一行人冒着危险,星夜上路,穿过那一大段黑压压的丛林,半夜到达圣地尼克坦。那位华人朋友说:“我不敢跟你们说,一路上都攥着一把汗,就怕哪个树丛中冲出人来!”
纪实:对于徐悲鸿这个人物,您的总体把握是什么?
傅宁军:我认为我在把握徐悲鸿这个人物时,一直是把他作为文化英雄来写的。我写他性格中使他咸功的一面,造成他悲剧的一面,更主要的是突出令他出类拔萃的一面。
纪实: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在不断地深入,比如对近现代历史中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我们先是神化,后是粉碎。但现在,我们似乎又开始了重新认识的过程,又在挖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也许,当历史渐行渐适时,我们似乎能更加清醒、客观地看待历史,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傅宁军:是的。我们现在对政治名人和军事名人的重新认识挺多的,但对于文化名人,我认为我们的重新认识还很不够。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文化的高度是用文化名人来支撑的。我在采访陈香梅的时候,她就说:“你们派了很多人来采访我,比如为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可是你们为了艺术家来找我,这是第一次。”她欣慰,我们也开始重视对艺术人物的挖掘。徐悲鸿也是经历了从神话到普通、从肯定到否定这个过程,曾经我们把他作为革命的历史艺术家,后来又对他有些非议。我不想否定任何人的探索,但毕竟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纪实:从价值观来说,寻找英雄,实际上也是为了修补当下价值系统的紊乱。对徐悲鸿这个文化英雄的挖掘,您认为可以给我们现代人带来些什么?
傅宁军:首先,我在这个创作过程上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洗礼,这来自于徐悲鸿的艺术造诣和他的人格魅力。徐悲鸿并非一个圣人,他有他的喜怒哀乐,有属于他自己认知世界、解决矛盾的方式,也有他我行我素的个性。性格即命运,他的性格成就了他的辉煌,也曾给他种下不幸的种子。而他的伟大正是在于真实,在于他对人对事的坦诚。我在分析他的性格时,发现他太善良了,对于强势,他不惧权贵,但对于弱者,哪怕对他很横,他都持一种很包容的态度。
纪实:您怎么客观地描写徐悲鸿所处的时代?
傅宁军:对徐悲鸿在时代转型时期的努力与困惑,我也做了真实记录。建立新中国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当年极左思想的伤害,殃及无辜者甚多,包括徐悲鸿,以及对徐悲鸿有成见的人。而秉笔直书,让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的局限,也更珍惜如今开明的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徐悲鸿的成功并非一种偶然。除了他与生俱来的天分与勤奋刻苦外,人生的启蒙老师父亲徐达章、不乏中西渊博学识的康有为、聘请徐悲鸿到北大任职的蔡元培、为他争取留学名额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在法国相识的江苏同乡周恩来,后来与徐悲鸿有君子之交的李宗仁、与徐悲鸿多次通信的毛泽东,以及许多一代大师与风云人物,都给予徐悲鸿以帮助和影响,并与之交相辉映。
纪实:对于徐悲鸿的一生,人们也非常关注他的感情世界。问题是,感情这东西,似乎谁都无法说得清对错。您怎么把握分寸?另外,您又是怎么获取这方面资料的?
傅宁军:徐悲鸿生命中的这三个女人,才貌出众,见地不凡,都是难得的知识女性。我是本着不回避、不猎奇、不渲染、不伤害的原则,尽可能地还原真相。幸运的是,我不仅从历经风雨的廖静文口中,听到了徐悲鸿与她本人的情感故事,而且听到她对蒋碧微与孙多慈平静而客观的评价。后来采访时,我在无意中遇到蒋碧微与孙多慈在台湾的学生与故旧,得知了她们离开大陆后的最后归宿。
纪实:您认为这部作品出来以后会引起非议吗?
傅宁军:在这点问题上,我尽可能是采用各方说法,不带自己的主观推断。我的任务不是得出结论,而是通过别人的诉述,呈现历史人物。
纪实:但呈现的同时多多少少会带有作者一定的偏向。
傅宁军: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认为倾向实际上是认识。我们在总体上对他有一定的认识,但在某些事的具体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想法,最近的当事人肯定最接近事实真相。另外,很多事情我们都有依据。我尽可能多地引用当时材料,少做主观的判断。我这里尽可能不写当事人的心理活动。这也是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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