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作者的一个访谈
乔纳森•安德森：揭密亚洲经济增长模式
《东方企业家》06年第11期
文：黄锫坚 许宏
安德森很有明星相。当然，不是电影明星，而是明星分析师。这位年青的投资银行经济学家，在《亚洲货币》杂志2005年证券商调研中被选为最佳经济师。除了投资圈，他的热度也逐渐辐射到更广泛的财经读者。他的观点经常出现在《华尔街日报》，在《财经》杂志等国内主流媒体上，你也能见到他的专栏。
四年前，还在高盛的安德森，与胡祖六一道撰写了《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该报告受到世界各地投资者的好评。在许多海外报刊上，中国威胁论曾经甚嚣尘上。欧美消费者发现，越来越多的衣服和玩具打上“中国制造”的烙印，而巴西和澳大利亚的供应商则感受到中国对原材料的胃口急剧增长，人们担心，发达国家的制造商有没有能力和“中国价格”竞争，中国的周边国家会不会因大陆经济的崛起而被边缘化？安德森和胡祖六破除了这些不必要的担心，“神话”一说逐渐退潮。
不过，对中国读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也许不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而是中国的发展能否健康持续。国有银行的庞大坏帐，有没有出路？中国会不会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贪污腐败、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会不会造成政治局势的动荡？在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提升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否继续高速增长？更有人深谋远虑地提出“未富先老”难题：劳动力总量在未来10年内到达顶峰，大批员工进入退休年龄，中国扛得起庞大人口的养老重负吗？
不要担心，至少安德森非常乐观。从去年开始，已成为瑞银证券亚太首席经济师的的安德森，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国内问题的研究报告。有心人将这些报告结集出版，这便是他的新书《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之所以提到“神话”，似乎是为了呼应安德森在前一本书的内容。不过，也许该书的英文名更为贴切，How to Think about China，如何看待中国。没错，新书把聚光灯投向中国，而非世界。
在安德森眼里，上述问题都能一一化解，这种乐观简直有点不可救药。不过，和夸夸其谈的学者不同，投资银行经济学家的特长是数据分析。安德森的观点都有翔实的数据支持。也许，乐观还来自于安德森的国际视野。当我们坐井观天，对许多问题忧心忡忡时，安德森却把中国置于发展中国家的队列中，把今天的中国放到东亚四小龙的相应发展阶段进行比较。
以腐败为例，他使用了国际透明组织所编制的世界各国“腐败感受指数”。其计算方法是综合多个国际组织对各国的商业人士和研究者的独立调查结果，并汇编而成。在2004年，中国在145个被调查国家中排名71位，位居中游。但安德森认为，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中，中国的得分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与周边邻国相比，中国大陆的得分远高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与泰国大致相当，但不及马来西亚、韩国和台湾等更发达的经济体。
安德森的国际视野和他的经历不无关系。上世纪8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与中国学者钱颖一、李稻葵成为同学或校友。安德森的导师是后来被称为“休克疗法”始作俑者的杰弗里·萨克斯。在萨克斯的指导下，他开始进行有关前苏联经济转型的研究。90年代初，他目睹了前苏联的帝国崩溃和改革失败，然后把兴趣转向中国。他曾先后服务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俄罗斯、中国代表处，后来进入投行，转战美国高盛集团和瑞银证券，现任瑞银证券公司投资研究部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在《走出神话》一书的最后一章，安德森回到四年前的主题，提出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在他看来，中国并非有些分析家预测的那样会是“全新的经济物种”，不过是“亚洲增长模式”的再版。人民币不会成为下一个世界货币，中国也不会破坏“华盛顿共识”（以世界经济全球化、国内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三大支柱）。
在寻求复杂的经济学家眼中，安德森的理论框架似乎有点过于简单。他对“亚洲增长模式”的总结说不上有什么学术创见：亚洲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高储蓄率。他说，从本质上说，只存在三种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是依靠投入更多劳动力，一种是依靠投入更多资金，第三种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促进总要素生产力（TFP）的发展。顺藤摸瓜，亚洲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储蓄率。
类似于比较优势理论，安德森也排除了中国短期内威胁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他以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为例解释说，尽管这些地区依然维持着很高的储蓄率，但当今的经济增长速度已远不能与30年前相比。原因有三：首先，资本的边际产出逐渐下降；其次，国内工资水平提高，出口放慢；再次，国内剩余劳力逐渐枯竭。不过，安德森也提醒，这正是经济走向成熟的表现，并非经济发展的失败。
对于中国的未来，安德森的建议是，应该从亚洲各地总结经验教训，“对待民主政治的改革要保持谨慎，过早地转向多党选举制度有可能给经济带来不稳定。相反，积极改善司法环境、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加强市场透明度和问责制将是更现实的选择。”
基于这样的观点，安德森对另外一个愈来愈受到关注的大国——印度——的评价明显不高，他在接受《东方企业家》的专访时认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只相当于1990年的中国，而印度经济在近来取得的较快增长速度也同样是亚洲模式的——源于日渐增高的储蓄率。
访谈
亚洲经济增长模式
《东方企业家》：您所谓的亚洲增长模式究竟是什么？
乔纳森·安德森：看一看亚洲所有这些成功的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它们的经济是非常不同的。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是非常非常封闭的经济，不让外国人进来，不让外国资本进来，资源的配置控制非常紧。而台湾、香港、新加坡是非常开放、非常自由化的经济，资本随意流进、随意流出，但是所有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在过去30年里都获得了8%、8.5%、9%的增长率，它们有没有共同之处呢？我讲两点。第一，就是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出口竞争力极强。但是第二个原因，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点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储蓄率都极高。如果国内或者是地区内的储蓄率非常高，你又有一个非常庞大、健全有力的银行系统起很好的中介作用的话，大量投资可以在国内解决，不需要从国外借钱进来。普普通通的发展中国家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本国本地区内没有那么多储蓄和基金，必须得借债。借债以后债台高筑，最后达到了某一个水平的话，就出现了债务危机。每一年或者是每十年我们在新兴市场、新兴发达国家中都看到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出现在阿根廷、巴西、俄罗斯。但东亚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债务危机。1997年韩国出现的并不是债务危机，当时是一个流通性的危机，是完全不同的现象。为什么它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债务危机呢？因为它们国内的储蓄率非常高。画一个表，左边是你的储蓄率，这边是你的经济增长率，随着时间推移，它们的关系是纯粹的。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台湾也好，新加坡、香港也好，它们的平均储蓄率占GDP的比例为35%，它们的GDP增长是8%，中国储蓄率大概相当于GDP的40%到45%，今年达到了48%。在过去15年里中国平均年GDP增长率达到10%。为什么中国比起日本、韩国、台湾等等年平均GDP增长率高2%呢？就因为中国的储蓄率达到48%。这就意味这不需要对国外举债，就可以把相当于你GDP的40%到45%那么大的量进行国内投资。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回答。
《东方企业家》：储蓄率高是因为文化因素吗？
乔纳森·安德森：没人知道，争论非常激烈，为什么亚洲人这么爱存钱，在学术界争来争去说不通。是不是因为政府比较稳定，有很长的市场经历，比如中国有三千年历史，日本有一千年了。是不是由于孔子文化孔孟之道的影响，尊重老人，家里存点儿钱以备以后的不时之需。
《东方企业家》：印度又怎么解释呢？
乔纳森·安德森：印度的情况很有意思，印度从传统来说储蓄率只有亚洲的一半。但是在过去15年里，印度国内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从18%一下子增长到32%，突然印度有点儿像亚洲老虎了。它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每年经济也就是增长4.5%，现在一下子到8%了。为什么呢？因为印度的储蓄率一下子上升得很猛。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印度的储蓄率从18%一直增加到32%？回答是，没人知道，说不清楚。是不是由于政治的稳定性，是不是由于印度银行系统发展了呢？人口结构的变化还是由于某种经济文化的变化等等。如果看一看美国、欧洲的情况，即使在它们经济最高速发展时储蓄率也最高不过达到20%。美国和欧洲来说它们也是有非常强有力、非常健全的银行体系，而且它们的政治非常稳定，但是它们就是不存钱，怎么解释呢？
《东方企业家》：东欧怎么样？
乔纳森·安德森：非常低。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差不多，大约18%。
中国与众不同
《东方企业家》：您最初研究俄国，为什么转向中国？
乔纳森·安德森：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中国的改革还不太为世界所知，1988年我去苏联研究那里的经济，前后一年时间，那里的情况实际上非常萧条，人们处在饥饿状态，食品在哪里都短缺，我很失望，政治上是很有意思，但在经济上，什么都在往下走，当时我认识的所有的中国朋友都说，你应该去中国。
《东方企业家》：您因此就对俄国失去了兴趣？
乔纳森·安德森：没有失去兴趣，但当我在1989年9月首次来到中国时，我发现经济在迅速地发展，每个人都有足够吃的东西，街上很多的饭馆和商铺，我觉得这一切很好，这才是我想去研究的，所以我将注意力从俄国转移到中国。在1990、1991年，我呆在中国学汉语、研究经济。1991年，苏联解体，我在哈佛的导师是杰弗里·萨克斯，他当时在为俄罗斯政府作顾问，他把他所有的研究生都召集到俄国，所以接下来的两年我又回到了俄国，研究那里的改革，但我一直想回到中国，到了1995年，我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代表处的一员。
《东方企业家》：您对中国非常乐观，可能是与俄罗斯对比有关？
乔纳森·安德森：是的，你来中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没有30个像独立国家那样运作的省，而实际上，朱镕基做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在于打破了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因为他知道中国必须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中国在这方面跟俄国的情形刚好相反，在过去的15年，俄罗斯的情况是，一切都在分离，而在中国，一切都在形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体，你还记得，15年前，中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都有自己的汽车厂、钢铁厂，过了15年，现在是国家的牌子，规模不一样。
《东方企业家》：相比之下，印度呢？
乔纳森·安德森：印度在进步，相当于1990年的中国，15年后，印度会更像中国。
《东方企业家》：但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印度在不少重要的方面比中国做得好。
乔纳森·安德森：这个话题太大了，简言之，的确，印度在某些方面比中国更有优势，比较1990年的中国，印度在政治上的环境更稳定，当时中国还是比较乱，印度的公司系统、法律系统也好得多，但是印度也有一些不利的地方，最大的不利之处在于印度的农村。中国在八十年代进行了土地改革，每个农民家庭都有土地耕种，而印度的农业则是一团糟，而且别忘了，60%到70%的印度人口是依靠农业的，很多人没有自己的土地。印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确，民主是印度的强项之一，如果你是印度公民而且在这个制度下生活，这当然很好，但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民主未必就是件好事，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时都不是民主。民主制是件奢侈品，在达到中产阶级收入的水平时，每个地方好像突然都会转向民主制了。
《东方企业家》06年第11期
文：黄锫坚 许宏
安德森很有明星相。当然，不是电影明星，而是明星分析师。这位年青的投资银行经济学家，在《亚洲货币》杂志2005年证券商调研中被选为最佳经济师。除了投资圈，他的热度也逐渐辐射到更广泛的财经读者。他的观点经常出现在《华尔街日报》，在《财经》杂志等国内主流媒体上，你也能见到他的专栏。
四年前，还在高盛的安德森，与胡祖六一道撰写了《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该报告受到世界各地投资者的好评。在许多海外报刊上，中国威胁论曾经甚嚣尘上。欧美消费者发现，越来越多的衣服和玩具打上“中国制造”的烙印，而巴西和澳大利亚的供应商则感受到中国对原材料的胃口急剧增长，人们担心，发达国家的制造商有没有能力和“中国价格”竞争，中国的周边国家会不会因大陆经济的崛起而被边缘化？安德森和胡祖六破除了这些不必要的担心，“神话”一说逐渐退潮。
不过，对中国读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也许不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而是中国的发展能否健康持续。国有银行的庞大坏帐，有没有出路？中国会不会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贪污腐败、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会不会造成政治局势的动荡？在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提升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否继续高速增长？更有人深谋远虑地提出“未富先老”难题：劳动力总量在未来10年内到达顶峰，大批员工进入退休年龄，中国扛得起庞大人口的养老重负吗？
不要担心，至少安德森非常乐观。从去年开始，已成为瑞银证券亚太首席经济师的的安德森，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国内问题的研究报告。有心人将这些报告结集出版，这便是他的新书《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之所以提到“神话”，似乎是为了呼应安德森在前一本书的内容。不过，也许该书的英文名更为贴切，How to Think about China，如何看待中国。没错，新书把聚光灯投向中国，而非世界。
在安德森眼里，上述问题都能一一化解，这种乐观简直有点不可救药。不过，和夸夸其谈的学者不同，投资银行经济学家的特长是数据分析。安德森的观点都有翔实的数据支持。也许，乐观还来自于安德森的国际视野。当我们坐井观天，对许多问题忧心忡忡时，安德森却把中国置于发展中国家的队列中，把今天的中国放到东亚四小龙的相应发展阶段进行比较。
以腐败为例，他使用了国际透明组织所编制的世界各国“腐败感受指数”。其计算方法是综合多个国际组织对各国的商业人士和研究者的独立调查结果，并汇编而成。在2004年，中国在145个被调查国家中排名71位，位居中游。但安德森认为，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中，中国的得分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与周边邻国相比，中国大陆的得分远高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与泰国大致相当，但不及马来西亚、韩国和台湾等更发达的经济体。
安德森的国际视野和他的经历不无关系。上世纪8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与中国学者钱颖一、李稻葵成为同学或校友。安德森的导师是后来被称为“休克疗法”始作俑者的杰弗里·萨克斯。在萨克斯的指导下，他开始进行有关前苏联经济转型的研究。90年代初，他目睹了前苏联的帝国崩溃和改革失败，然后把兴趣转向中国。他曾先后服务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俄罗斯、中国代表处，后来进入投行，转战美国高盛集团和瑞银证券，现任瑞银证券公司投资研究部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在《走出神话》一书的最后一章，安德森回到四年前的主题，提出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在他看来，中国并非有些分析家预测的那样会是“全新的经济物种”，不过是“亚洲增长模式”的再版。人民币不会成为下一个世界货币，中国也不会破坏“华盛顿共识”（以世界经济全球化、国内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三大支柱）。
在寻求复杂的经济学家眼中，安德森的理论框架似乎有点过于简单。他对“亚洲增长模式”的总结说不上有什么学术创见：亚洲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高储蓄率。他说，从本质上说，只存在三种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是依靠投入更多劳动力，一种是依靠投入更多资金，第三种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促进总要素生产力（TFP）的发展。顺藤摸瓜，亚洲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储蓄率。
类似于比较优势理论，安德森也排除了中国短期内威胁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他以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为例解释说，尽管这些地区依然维持着很高的储蓄率，但当今的经济增长速度已远不能与30年前相比。原因有三：首先，资本的边际产出逐渐下降；其次，国内工资水平提高，出口放慢；再次，国内剩余劳力逐渐枯竭。不过，安德森也提醒，这正是经济走向成熟的表现，并非经济发展的失败。
对于中国的未来，安德森的建议是，应该从亚洲各地总结经验教训，“对待民主政治的改革要保持谨慎，过早地转向多党选举制度有可能给经济带来不稳定。相反，积极改善司法环境、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加强市场透明度和问责制将是更现实的选择。”
基于这样的观点，安德森对另外一个愈来愈受到关注的大国——印度——的评价明显不高，他在接受《东方企业家》的专访时认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只相当于1990年的中国，而印度经济在近来取得的较快增长速度也同样是亚洲模式的——源于日渐增高的储蓄率。
访谈
亚洲经济增长模式
《东方企业家》：您所谓的亚洲增长模式究竟是什么？
乔纳森·安德森：看一看亚洲所有这些成功的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它们的经济是非常不同的。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是非常非常封闭的经济，不让外国人进来，不让外国资本进来，资源的配置控制非常紧。而台湾、香港、新加坡是非常开放、非常自由化的经济，资本随意流进、随意流出，但是所有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在过去30年里都获得了8%、8.5%、9%的增长率，它们有没有共同之处呢？我讲两点。第一，就是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出口竞争力极强。但是第二个原因，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点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储蓄率都极高。如果国内或者是地区内的储蓄率非常高，你又有一个非常庞大、健全有力的银行系统起很好的中介作用的话，大量投资可以在国内解决，不需要从国外借钱进来。普普通通的发展中国家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本国本地区内没有那么多储蓄和基金，必须得借债。借债以后债台高筑，最后达到了某一个水平的话，就出现了债务危机。每一年或者是每十年我们在新兴市场、新兴发达国家中都看到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出现在阿根廷、巴西、俄罗斯。但东亚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债务危机。1997年韩国出现的并不是债务危机，当时是一个流通性的危机，是完全不同的现象。为什么它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债务危机呢？因为它们国内的储蓄率非常高。画一个表，左边是你的储蓄率，这边是你的经济增长率，随着时间推移，它们的关系是纯粹的。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台湾也好，新加坡、香港也好，它们的平均储蓄率占GDP的比例为35%，它们的GDP增长是8%，中国储蓄率大概相当于GDP的40%到45%，今年达到了48%。在过去15年里中国平均年GDP增长率达到10%。为什么中国比起日本、韩国、台湾等等年平均GDP增长率高2%呢？就因为中国的储蓄率达到48%。这就意味这不需要对国外举债，就可以把相当于你GDP的40%到45%那么大的量进行国内投资。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回答。
《东方企业家》：储蓄率高是因为文化因素吗？
乔纳森·安德森：没人知道，争论非常激烈，为什么亚洲人这么爱存钱，在学术界争来争去说不通。是不是因为政府比较稳定，有很长的市场经历，比如中国有三千年历史，日本有一千年了。是不是由于孔子文化孔孟之道的影响，尊重老人，家里存点儿钱以备以后的不时之需。
《东方企业家》：印度又怎么解释呢？
乔纳森·安德森：印度的情况很有意思，印度从传统来说储蓄率只有亚洲的一半。但是在过去15年里，印度国内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从18%一下子增长到32%，突然印度有点儿像亚洲老虎了。它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每年经济也就是增长4.5%，现在一下子到8%了。为什么呢？因为印度的储蓄率一下子上升得很猛。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印度的储蓄率从18%一直增加到32%？回答是，没人知道，说不清楚。是不是由于政治的稳定性，是不是由于印度银行系统发展了呢？人口结构的变化还是由于某种经济文化的变化等等。如果看一看美国、欧洲的情况，即使在它们经济最高速发展时储蓄率也最高不过达到20%。美国和欧洲来说它们也是有非常强有力、非常健全的银行体系，而且它们的政治非常稳定，但是它们就是不存钱，怎么解释呢？
《东方企业家》：东欧怎么样？
乔纳森·安德森：非常低。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差不多，大约18%。
中国与众不同
《东方企业家》：您最初研究俄国，为什么转向中国？
乔纳森·安德森：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中国的改革还不太为世界所知，1988年我去苏联研究那里的经济，前后一年时间，那里的情况实际上非常萧条，人们处在饥饿状态，食品在哪里都短缺，我很失望，政治上是很有意思，但在经济上，什么都在往下走，当时我认识的所有的中国朋友都说，你应该去中国。
《东方企业家》：您因此就对俄国失去了兴趣？
乔纳森·安德森：没有失去兴趣，但当我在1989年9月首次来到中国时，我发现经济在迅速地发展，每个人都有足够吃的东西，街上很多的饭馆和商铺，我觉得这一切很好，这才是我想去研究的，所以我将注意力从俄国转移到中国。在1990、1991年，我呆在中国学汉语、研究经济。1991年，苏联解体，我在哈佛的导师是杰弗里·萨克斯，他当时在为俄罗斯政府作顾问，他把他所有的研究生都召集到俄国，所以接下来的两年我又回到了俄国，研究那里的改革，但我一直想回到中国，到了1995年，我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代表处的一员。
《东方企业家》：您对中国非常乐观，可能是与俄罗斯对比有关？
乔纳森·安德森：是的，你来中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没有30个像独立国家那样运作的省，而实际上，朱镕基做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在于打破了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因为他知道中国必须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中国在这方面跟俄国的情形刚好相反，在过去的15年，俄罗斯的情况是，一切都在分离，而在中国，一切都在形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体，你还记得，15年前，中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都有自己的汽车厂、钢铁厂，过了15年，现在是国家的牌子，规模不一样。
《东方企业家》：相比之下，印度呢？
乔纳森·安德森：印度在进步，相当于1990年的中国，15年后，印度会更像中国。
《东方企业家》：但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印度在不少重要的方面比中国做得好。
乔纳森·安德森：这个话题太大了，简言之，的确，印度在某些方面比中国更有优势，比较1990年的中国，印度在政治上的环境更稳定，当时中国还是比较乱，印度的公司系统、法律系统也好得多，但是印度也有一些不利的地方，最大的不利之处在于印度的农村。中国在八十年代进行了土地改革，每个农民家庭都有土地耕种，而印度的农业则是一团糟，而且别忘了，60%到70%的印度人口是依靠农业的，很多人没有自己的土地。印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确，民主是印度的强项之一，如果你是印度公民而且在这个制度下生活，这当然很好，但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民主未必就是件好事，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时都不是民主。民主制是件奢侈品，在达到中产阶级收入的水平时，每个地方好像突然都会转向民主制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