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封建社会量身订制的经济学定律
知道这本书已经有一年多了，买回来也有将近半年的时光。不过由于身边琐事太多，所以一本书看得断断续续，中间又翻起一些历史学政治学的书补课，于是一本书足足看了有二个月。
平心而论，这本书的优点在于观点新颖，资料翔实，其中更是如讲故事般娓娓道来，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床头书。至于文笔和结构，倒似乎并不值得恭维。大概因为作者本来是分章写出，后来合成一篇，所以颇有些零散，又大概为了凑齐一本书的字数，所以有些章节其实在反复说明同一个问题，看了前面就知道了后面，理论上面的深度也略嫌不够。
然而即使有这些毛病，这本书却不失为一本好书。国人谈史，多半或谈某人，或谈某事，很少用这种脉络进行贯穿。而经济学做学问，往往张口闭口就是效用和选择，却不知有些东西适应西方的道德规范，却无论如何在中国封建历朝历代说不清楚。《血酬定律》无疑给中国的历史注入了一种经济学利益选择的视角，但是却又是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稀缺资源选择的视角。这大概就是为中国封建社会量身订制的经济学定律了。
暴力产生权利的学说，在西方的政治学著作中并不鲜见，从希腊以下，西方社会一直是民主共和—〉君主专制—〉民主共和交替的体制，所以西方人对于拥有强大力量的人掌握没有伤害力的人命运这一命题并不陌生。然而在西方，却从来没有建立起如中国这样一个暴力层层分散、道德伦理合法、多重代理互相制约的极其稳定的金字塔型暴力集团。因此也就没有如此稳定的暴力交易体系。这种体系统治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在书中，吴思提出了这样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一、当生命处在血线以下的时候，生命会被用作机会成本来计算损失。
作者谈了官—匪—民在不同的环境下的转化，这种转化，都是为了获得在以损失生命为机会成本时候得到的总收益最大化。
二、潜规则。
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一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规则，法律之外的规则被称为潜规则。事实上，潜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更能起管理交易的作用，大多数个体行为之间的协调都是靠潜规则在起作用。
作者没有提及的是，潜规则的产生其实是中国长期中央集权特有的结果。其一，中国缺乏一个适合的立法机构。很多成文法律并不是经过合理调查、民主投票之后的产物；它们或沿袭旧典，或是某位皇帝拍拍脑袋的结果，因此成文法律在事实上不具备可操作性（如所列举的各朝官员真实工资等）。这就从客观上促使各地官员和民众自发的形成一种合乎他们利益（或者是有权力者利益）的契约，这就是所谓的潜规则。
其二，中国没有很好的监督机制。执法权和监督权几乎不能分立，权利和责任人不能有效监督，信息不完全无不阻碍了监督机制的有效性，从而使得不成文法，也即潜规则大行其道。
三、政府外的附属机制。
同样由于监督不合理，拥有潜规则制定权或较大伤害权的人能够得到极大利益。因此中国历史上（或者说类似制度下）越来越多的人寻求这种伤害权，造成了政府机关的冗员庞大，政府外的附属机制造成了庞大的社会压力，形成了大量的不生产阶级，并且造成了平民的长期贫困以及社会生产力无法发展。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颇值得一读的书。虽然作者的观点有些失之偏颇，有些论证没有深入，有些例子也疑似从结论倒推来堆砌例证，但瑕不掩瑜。作者虽然没有直接运用经济学原理，却运用了大量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从利益最大化到等价交换，到双方单次博弈、多次博弈，以及公共经济学的搭便车等问题都有系列论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颇为有趣。
平心而论，这本书的优点在于观点新颖，资料翔实，其中更是如讲故事般娓娓道来，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床头书。至于文笔和结构，倒似乎并不值得恭维。大概因为作者本来是分章写出，后来合成一篇，所以颇有些零散，又大概为了凑齐一本书的字数，所以有些章节其实在反复说明同一个问题，看了前面就知道了后面，理论上面的深度也略嫌不够。
然而即使有这些毛病，这本书却不失为一本好书。国人谈史，多半或谈某人，或谈某事，很少用这种脉络进行贯穿。而经济学做学问，往往张口闭口就是效用和选择，却不知有些东西适应西方的道德规范，却无论如何在中国封建历朝历代说不清楚。《血酬定律》无疑给中国的历史注入了一种经济学利益选择的视角，但是却又是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稀缺资源选择的视角。这大概就是为中国封建社会量身订制的经济学定律了。
暴力产生权利的学说，在西方的政治学著作中并不鲜见，从希腊以下，西方社会一直是民主共和—〉君主专制—〉民主共和交替的体制，所以西方人对于拥有强大力量的人掌握没有伤害力的人命运这一命题并不陌生。然而在西方，却从来没有建立起如中国这样一个暴力层层分散、道德伦理合法、多重代理互相制约的极其稳定的金字塔型暴力集团。因此也就没有如此稳定的暴力交易体系。这种体系统治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在书中，吴思提出了这样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一、当生命处在血线以下的时候，生命会被用作机会成本来计算损失。
作者谈了官—匪—民在不同的环境下的转化，这种转化，都是为了获得在以损失生命为机会成本时候得到的总收益最大化。
二、潜规则。
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一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规则，法律之外的规则被称为潜规则。事实上，潜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更能起管理交易的作用，大多数个体行为之间的协调都是靠潜规则在起作用。
作者没有提及的是，潜规则的产生其实是中国长期中央集权特有的结果。其一，中国缺乏一个适合的立法机构。很多成文法律并不是经过合理调查、民主投票之后的产物；它们或沿袭旧典，或是某位皇帝拍拍脑袋的结果，因此成文法律在事实上不具备可操作性（如所列举的各朝官员真实工资等）。这就从客观上促使各地官员和民众自发的形成一种合乎他们利益（或者是有权力者利益）的契约，这就是所谓的潜规则。
其二，中国没有很好的监督机制。执法权和监督权几乎不能分立，权利和责任人不能有效监督，信息不完全无不阻碍了监督机制的有效性，从而使得不成文法，也即潜规则大行其道。
三、政府外的附属机制。
同样由于监督不合理，拥有潜规则制定权或较大伤害权的人能够得到极大利益。因此中国历史上（或者说类似制度下）越来越多的人寻求这种伤害权，造成了政府机关的冗员庞大，政府外的附属机制造成了庞大的社会压力，形成了大量的不生产阶级，并且造成了平民的长期贫困以及社会生产力无法发展。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颇值得一读的书。虽然作者的观点有些失之偏颇，有些论证没有深入，有些例子也疑似从结论倒推来堆砌例证，但瑕不掩瑜。作者虽然没有直接运用经济学原理，却运用了大量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从利益最大化到等价交换，到双方单次博弈、多次博弈，以及公共经济学的搭便车等问题都有系列论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颇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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