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禽兽，几希？
爱德华·O·威尔逊是世界顶尖的蚁类学家和“社会生物学”的开创人，也是罕见的两次荣获普利策奖金的自然科学家。他的哲学人类学著作《论人性》（1979）和详尽无遗的专业蚁学手册《蚂蚁》（1991，与人合著）摘得普利策非小说类奖。
威尔逊认为，正如生物化学是生物学的基础科学、原子物理学是化学的基础科学一样，现在“是时候”把社会生物学看成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了。实际上，威尔逊使用了一个大概是新创的术语“逆学科”（anti-discipline)——所谓“逆学科”，即相对某一现存学科，在比其更“低”层次进行基础研究的学科。一门逆学科能够转写在其之“上”的那门学科中的知识，并且能够为其中的现象提供更根本、更彻底和更精确的解释。威尔逊指出，在科学史上，特定学科与其逆学科在开始的时候往往是相对独立、甚至对立地发展的，比如，细胞生物学家和生物化学家互相轻视和怀疑对方的研究方法，或者最低限度也是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然而，随着研究发展到成熟阶段，两种学科就开始接轨，一方面，细胞生物学家借助生物化学的成就，能够更好的解释细胞内各种活动的化学机制，另一方面，生物化学家也发现，细胞生物学通过细致观察发现的那些“高层次”上的复杂现象，毕竟也不是只在分子层面能够预想到的。
类似的，威尔逊认为，社会生物学（研究社会性生物——如蚂蚁——的社会性行为及其遗传基础与进化解释的学科）已经成熟到这样的地步，乃至于可以进军人类社会、对人类社会的文化行为给予生物学解释了。
威尔逊承认：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自有文明以来，“文化进化”的速度和作用早已把“基因进化”远远抛在后面，因此，对于解释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文化”的作用远远大于基因的作用，也就是说，“后天”远比“先天”更重要。这种观点，在洛克的“白板说”里表达得极端：人类的智力是一块白板，所有的观念来自后天的学习。
威尔逊反对“白板说”，他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具有一个共同的遗传-基因的基础，这个基础可以被称为“人类本性”(human nature)；二、人类本性限定了人类的社会性行为和文化的先天的倾向与可能性，因此研究它对于理解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是十分必要的；三、这个先天的基础扎根于基因和进化，因此可以用社会生物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为了证明人类的社会-文化行为（而非生理行为）与其生物学基础相关，可以从两方面寻找证据。
一：基因的差异确实可以导致社会-文化行为的差异。这方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研究方法获知：1) 观察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在特定行为取向上的不同的相似度；2）观察不同种族（或不同性别）的婴儿早期行为的先天差异；三、观察基因缺失病患的行为差异。在这种研究中，需要特别提防的是潜在的文化环境因素的干扰，而在尽量排除了这种干扰的条件下得出的基因与行为差异的相关性，即可证明生物学基础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见《遗传》、《发育》两章）。
二：从全世界所有文化-文明的发展的共性中寻找“人类本性”的共性。威尔逊认为，由于人类作为物种的先天特性的限制，文明-文化的发展必然不是任意的，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由于外在环境和历史偶然性造成的。作为证据，他观察到，在全世界所有人类群体的文明-文化发展中，有一些共同的模式和发展路径，其相似性的程度无法用文化交流来解释——只能用社会生物学的方法来解释（见《形成》一章）。
威尔逊的第一条路径中，潜藏着承认种族、性别的先天差异的“政治不正确性”。在他发表《社会生物学》（1980）年之时，即遭到美国一大批人文学者的强烈抗议：证明种族、性别存在事实上的“先天差异”，不管这种差异是否事实存在，都是在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张本，而这对于对“政治正确性”极端敏感的美国意识形态，是难以咽下的一枚“硬核”。而威尔逊在本书后面对“利他行为”和“宗教”等高级文化现象的解释，又更加剧了这种“政治不正确性”。
最简单的说，威尔逊是把“利他行为”和“宗教”解释成了基因出于进化论目的的“迂回”行为，也就是说，“无私”也就是另一个层次上的“自私”。这一点，在他对宗教的神圣性的解释中表现得特别极端：“与其说圣人品格是利他精神的强化，不如说是利他精神的僵化。利他精神自然从属于生物规则，它应该起源于生物规则。”对于自命为“科学自然主义者”的威尔逊来说，真正的宗教精神当然是无法理喻的，实际上，他在《宗教》一章中的绝大部分分析最多只能适用于早期的、原始的宗教，而无法有效地解释任何一个成熟的高级宗教——对于这些宗教中的任何一个，威尔逊显然是知之甚少的。
当有人问他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公认的圣人特蕾莎修女时——特蕾莎修女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论人性》恰好出版于同年——威尔逊写道：“在冷静思索的时候，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可福音》中耶稣所说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到宗教利他精神的本源。...充斥着完完全全的内集团利他精神。各大宗教都力图胜过其他宗教。特里萨嬷嬷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她坚信她是在为基督服务，她坚信她所属的教会是永恒不朽的。”
在这里，通过把任何宗教中的崇高解释为宗教之间达尔文式竞争的“迂回”技巧，威尔逊事实上也就消解了一切神性，重新找回他作为坚定的“科学自然主义”者的良心平安。
显然，每个对任何一种宗教或非宗教的神性或灵性或多或少有一点儿内在体验的人，都不可能接受威尔逊式的解读。就像查尔斯·泰勒用他自创的BA(Best Account)原则所揭示的那样，所有这类一元的还原论的对人类精神文化的解释的一个共同毛病，就是：它对于我们作为人类的有价值的存在所必须的一些根源性的东西必然失语——也就是说，在它们对这些根源性的东西的重新表述中，一些最重大的本质性信息丢失了。
我觉得，尽管作为一个顶级的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对“人类本性”发表的这通议论，在许多特定的知识和细节层次不无启发，而且，他提示我们，文化并非完全自由、自律，而是受到人类生物学基础制约这个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从蚂蚁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这一跳跃还是太巨大了——当他提醒人类莫要“太骄妄”、乃至忘记了自己也是一种动物时，他并未充分意识到，人类离开动物，已经走了多远。
威尔逊认为，正如生物化学是生物学的基础科学、原子物理学是化学的基础科学一样，现在“是时候”把社会生物学看成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了。实际上，威尔逊使用了一个大概是新创的术语“逆学科”（anti-discipline)——所谓“逆学科”，即相对某一现存学科，在比其更“低”层次进行基础研究的学科。一门逆学科能够转写在其之“上”的那门学科中的知识，并且能够为其中的现象提供更根本、更彻底和更精确的解释。威尔逊指出，在科学史上，特定学科与其逆学科在开始的时候往往是相对独立、甚至对立地发展的，比如，细胞生物学家和生物化学家互相轻视和怀疑对方的研究方法，或者最低限度也是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然而，随着研究发展到成熟阶段，两种学科就开始接轨，一方面，细胞生物学家借助生物化学的成就，能够更好的解释细胞内各种活动的化学机制，另一方面，生物化学家也发现，细胞生物学通过细致观察发现的那些“高层次”上的复杂现象，毕竟也不是只在分子层面能够预想到的。
类似的，威尔逊认为，社会生物学（研究社会性生物——如蚂蚁——的社会性行为及其遗传基础与进化解释的学科）已经成熟到这样的地步，乃至于可以进军人类社会、对人类社会的文化行为给予生物学解释了。
威尔逊承认：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自有文明以来，“文化进化”的速度和作用早已把“基因进化”远远抛在后面，因此，对于解释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文化”的作用远远大于基因的作用，也就是说，“后天”远比“先天”更重要。这种观点，在洛克的“白板说”里表达得极端：人类的智力是一块白板，所有的观念来自后天的学习。
威尔逊反对“白板说”，他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具有一个共同的遗传-基因的基础，这个基础可以被称为“人类本性”(human nature)；二、人类本性限定了人类的社会性行为和文化的先天的倾向与可能性，因此研究它对于理解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是十分必要的；三、这个先天的基础扎根于基因和进化，因此可以用社会生物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为了证明人类的社会-文化行为（而非生理行为）与其生物学基础相关，可以从两方面寻找证据。
一：基因的差异确实可以导致社会-文化行为的差异。这方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研究方法获知：1) 观察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在特定行为取向上的不同的相似度；2）观察不同种族（或不同性别）的婴儿早期行为的先天差异；三、观察基因缺失病患的行为差异。在这种研究中，需要特别提防的是潜在的文化环境因素的干扰，而在尽量排除了这种干扰的条件下得出的基因与行为差异的相关性，即可证明生物学基础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见《遗传》、《发育》两章）。
二：从全世界所有文化-文明的发展的共性中寻找“人类本性”的共性。威尔逊认为，由于人类作为物种的先天特性的限制，文明-文化的发展必然不是任意的，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由于外在环境和历史偶然性造成的。作为证据，他观察到，在全世界所有人类群体的文明-文化发展中，有一些共同的模式和发展路径，其相似性的程度无法用文化交流来解释——只能用社会生物学的方法来解释（见《形成》一章）。
威尔逊的第一条路径中，潜藏着承认种族、性别的先天差异的“政治不正确性”。在他发表《社会生物学》（1980）年之时，即遭到美国一大批人文学者的强烈抗议：证明种族、性别存在事实上的“先天差异”，不管这种差异是否事实存在，都是在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张本，而这对于对“政治正确性”极端敏感的美国意识形态，是难以咽下的一枚“硬核”。而威尔逊在本书后面对“利他行为”和“宗教”等高级文化现象的解释，又更加剧了这种“政治不正确性”。
最简单的说，威尔逊是把“利他行为”和“宗教”解释成了基因出于进化论目的的“迂回”行为，也就是说，“无私”也就是另一个层次上的“自私”。这一点，在他对宗教的神圣性的解释中表现得特别极端：“与其说圣人品格是利他精神的强化，不如说是利他精神的僵化。利他精神自然从属于生物规则，它应该起源于生物规则。”对于自命为“科学自然主义者”的威尔逊来说，真正的宗教精神当然是无法理喻的，实际上，他在《宗教》一章中的绝大部分分析最多只能适用于早期的、原始的宗教，而无法有效地解释任何一个成熟的高级宗教——对于这些宗教中的任何一个，威尔逊显然是知之甚少的。
当有人问他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公认的圣人特蕾莎修女时——特蕾莎修女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论人性》恰好出版于同年——威尔逊写道：“在冷静思索的时候，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可福音》中耶稣所说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到宗教利他精神的本源。...充斥着完完全全的内集团利他精神。各大宗教都力图胜过其他宗教。特里萨嬷嬷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她坚信她是在为基督服务，她坚信她所属的教会是永恒不朽的。”
在这里，通过把任何宗教中的崇高解释为宗教之间达尔文式竞争的“迂回”技巧，威尔逊事实上也就消解了一切神性，重新找回他作为坚定的“科学自然主义”者的良心平安。
显然，每个对任何一种宗教或非宗教的神性或灵性或多或少有一点儿内在体验的人，都不可能接受威尔逊式的解读。就像查尔斯·泰勒用他自创的BA(Best Account)原则所揭示的那样，所有这类一元的还原论的对人类精神文化的解释的一个共同毛病，就是：它对于我们作为人类的有价值的存在所必须的一些根源性的东西必然失语——也就是说，在它们对这些根源性的东西的重新表述中，一些最重大的本质性信息丢失了。
我觉得，尽管作为一个顶级的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对“人类本性”发表的这通议论，在许多特定的知识和细节层次不无启发，而且，他提示我们，文化并非完全自由、自律，而是受到人类生物学基础制约这个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从蚂蚁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这一跳跃还是太巨大了——当他提醒人类莫要“太骄妄”、乃至忘记了自己也是一种动物时，他并未充分意识到，人类离开动物，已经走了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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