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建构的历史与真实

何尔德林患精神病三十六年，这个黑格尔最好的朋友患病后被黑格尔所抛弃，原因很简单，他是主张理性至上的，一个丧失了理性的人，在他看来，等于死亡。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由此可见一斑。
《疯颠与文明》给我打开了这样一扇窗：我们所知道的文明史不过是一场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我们想当然地生活在其中，被历史的表象以及理性的话语所蒙蔽，这一点被葛兆光先生一语道破：“福柯是把理性作为最大的攻击目标，他一切围绕着理性是怎样被历史建构起来的这样的权利和话语的之间关系来展开的，比如说他讲精神病院、性，他的意图是你们所认为的理性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建构起来的。”
在《疯颠与文明》中我们看到了被排挤到文明边缘的疯人，他们坐着“愚人船”漂流到异地（“愚人船”有被虚构的嫌疑 ），逃脱疯人的罪名；完全被视为返回兽性而关在牢笼里供人观赏；在禁闭的时代，与罪犯、放荡者、病残者关在一起，与理性隔离开来，同时疯子的发疯对犯人而言似乎“有效地产生一种补充惩罚的作用” ；最终，经过一场大恐惧，以及一些专业人士如皮内尔、图克的努力，精神病院被建立，他举了一些故事来证明“当疯颠终于被按照我们长期以来视尔不见的真理来认真对待时，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时代” 然而其中暗含的讽刺立刻被揭露出来，精神病院诞生了某种新的事物，不是弹压而是权威。“这种新的理性统治了精神病院” 。看护和病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家庭关系，医务人员被神圣化了，疯颠退居到了未成年人的地位。
比起理性最初把疯颠关在禁闭所里的无为放任以及最终让医务人员担任权威和家长的角色治愈病人，其性质并未根本改变。疯颠始终处于文明的边缘，理性始终在高处轻蔑地俯瞰疯颠，而从18世纪开始的治疗方法亦不过让疯颠处于长久的内疚、耻辱与道德审判之中，疯颠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惨遭被唾弃被隔离的命运。
“‘一种文化用划定边界来谴责处于边界之外的某种东西。’正是这些边界表示出一种文化的性质。” 正是在疯颠史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被建构的历史的真相，历史从一开始便被打上了理性的烙印。更可怕的是，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原来一直生活在权力约束之下，而我们却浑然不知自主性的丧失。“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颠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颠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合理的吗？福柯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但是福柯无疑让我们认清了真相，而且帮助何尔德林驳斥了黑格尔。正如黑格尔喜欢被整顿过的大自然一样，我们这个世界也是被理性整顿过的世界。福柯无疑是一个破坏者。福柯的理论未必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因为在福柯之后有德里达的质疑：福柯不是根据精神病学来书写疯癫的历史，但是，只要是书写历史，就必定要借助理性语言的逻辑和结构。福柯把理性与疯颠看作二元对立，水火不容，而德里达则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迂回式的延异，它们互相指涉，彼此进行着开放的、无拘无束的能指嬉戏。从一定角度上说，德里达的理论也不无道理。
至少在福柯之后，我们看到了权力的无处不在，人类的自主性被压制在最幽暗的空间。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把我们自身来控制，人类对人类自己开了个极大的玩笑。然而试想一下，倘若这个世界不被理性所主宰，代之以疯颠，我们不防以《疯颠与文明》中的禁闭所和疯人院为模型想象一下，这样的世界毕竟过于极端且难以接受，所以世界必定会发展成这个样子，非理性只能作为理性的一种辅助而存在，无法替代理性。用黑格尔“存在即是合理”解释虽然有点不负责任但也确有可取之处。福柯提供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挽救这个世界走向理性权威的极端，而我们确实也看到，过去社会对道德和宗教的信仰转变为现代社会对个人主义的膜拜。只要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就很难谈得上自主性的存在，但人无法离开自己建构的社会而独活，人本来就是这样被限定性的存在，自从意识到死亡开始……
意识到历史是被建构的，我们同时也意识到人类创造的潜能，于是我们便可去创造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如果福柯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这是因为他出于历史之外的原因而利用了历史：就像尼采所言，因为人们希望的一个时代将要来临，就反对这个时代，于是对这个时代产生影响。” 相信福柯希望的时代一定会来临的，因为依然有很多人继承他的衣钵同那些已经形成的正统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进行搏斗，破旧方能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