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眼睛只看到自己愿意理解的东西

   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局限，只能理解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因为这是从内部，以一种共鸣的眼光理解这一过程。也因此，那些不是由人创造的没有意义的外部表现，或者那些不能被纳入人们理解框架的东西，由于人的理解力难难穿透，会被人斥之为失实、混乱，抑或贬之为片面、胡言。这样一种简化论倾向，使世界变得容易理解，有助于人支配和开发现实世界，同时，人云亦云，有一种不动脑筋的浑噩和轻松，以及对由鲜活的直接经验带来的不确定、不安定感的遮蔽。
   观念和理解的被简化，必然带来的是交流和表达时的信息渗漏，理解和接受时的信息潜入。一出一入，观念于其间已然悄悄质变。这正是伯林所致力于的对一般观念的评价、批判后阐述的那样：“这种类型的思想家以他们的信条为基础，倾向于竭力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现实大加修正，把有意义的或重要的东西扔进了他们的哲学篝火；很多无价之宝，经常就这样被可怕地破坏或歪曲了”。他打破了人对于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乐观幻觉，“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既有收获，也会造成绝对的损失。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形式可能永远消失，已衰败的世界所产生的独特而不可分割的万分，不会由价值相同的形式所取代”。这也给当下的无论左翼右翼都一齐奉“发展”为圣谕的很多学者提了个醒，“把科学和技术进步等同于精神和道德进步，只会使精神陷入无可救药的盲目性”。由此引申及上，伯林所推动的观念史研究，他所关注的一系列持异议的思想家对在西方处于中心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传统的反叛，捍卫了生活多样性的理想和自由宽容的观念。他和孟德斯鸠一样，相信“适合任何地方任何人的惟一价值是不存在的，解决所有国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惟一办法也是不存在的”，而这些不存在，正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想家所追求的“无所不包的方案，普遍有效的统一架构，在这个架构中万事万物展现出系统的相互关系，以及宏大而严密的结构，它没有给自发的、出人意外的发展留出丝毫余地，其中发生的一切事情，至少从原则上说，都可以根据不变的规律完全得到解释”。伯林认为，这就是西方思想中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大厦的基石。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基石，生成为一种普遍适的模式，压制了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把人类的情感化约成体系，满足了人们的理解，并且由此，“由人和自然组成的世界，被理解成一个由一批理性主义专家为了功得目的而进行操纵的机械系统”。在这些被伯林所揭示的半被遗忘的反潮流思想家中，赫尔德早就发出警叹，“每当听到一个民族或时代被归结到几个概念之中时，我总是感到害怕；因为像‘民族’、‘中世纪’或‘古代和现代’这些词汇，无不包含着巨大而丰富的差异”。哈曼则更进一步指出“理论体系不过是一所精神监狱，它们不但导致错误的观念，而且迟早会导致庞大官僚机器的建立，它们是按照无视多样性、无视人类独特而不规则的生活的规则建立起来的，它以某个理智怪物的名义，强迫有生命的人接受压迫性的政治制度的运动机制。”通过对上述被忽略被误解的反潮流思想家的研究，伯林作为一个倡导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我们宣示，“达到人类的完美，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不存在惟一的道路。因此，在各种终极的、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作出抉择的必要，远不是人们生活中一种罕见而反常的现象，事实上这正是人类生存条件本身所固有一个因素”。用本书的序作者罗杰.豪舍尔的话说，就是“伯林蓍作的整体倾向扩大和加深了我们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绝对选择之必然性的认识”，然而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有增无减，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神智健全的象征”。
   很遗憾，上面短短的一段话，援用了太多的引言，就像一次拙劣的串名游戏，并且由于我自己理解的浅薄和片面，它们显然缺乏内在的联系。但这本书内实在是充满了太多的真知灼见，值得我们含英咀华，细细思索。如果没有时间阅读整本书，罗杰.豪舍尔为本书所写的“清晰”的序言，会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