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胜利了？
五十多年前，一群理想主义者通过28年前赴后继的艰苦斗争，终于在底层人民的支持下、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实现了他们“打碎一个旧世界”的宣言。这群人，自称为中国共产党；而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但是历史往往弄人，正当中国共产党人踌躇满志的希望按照自己蓝图去“建设一个新世界”时，中国的东北部——朝鲜半岛突然爆发了战争。年轻的共和国犹豫了一下，但很快在领袖的领导下全力投入了这场角逐。
战事已消，但影响仍在。我们今天去回溯朝鲜战争时，既该有今天的高度，又该有“历史的观点”。
一、目前对朝鲜战争“谁是最大受益者”的几种争论
学界从来不缺少争论，在“朝鲜战争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一问题上更是如此。大陆学界传统的看法是和政治家们一致的——朝鲜战争的出兵决策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如果让美国侵略军占领整个朝鲜，强兵压到鸭绿江边，我国将难以安定从事建设，国际国内反动气焰石壁嚣张，于中国、于东方各国都极为不利”。而对于战争的意义，则认为“中国人民由于这个胜利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一部分对帝国主义曾经存在恐惧和幻想的人们也由此受到深刻教育而觉悟起来。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从此，帝国主义不敢轻易作侵犯新中国的尝试，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但是，随着学术自由空气的张扬，学界也出现了不同声音。有部分学者对于战争得失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其中为他们津津乐道的是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观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某些方面得不偿失；具体而言，中国的代价至少有三方面——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付出了巨大的兵员伤亡，失掉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机会。至于对手美国，也没占到太大便宜——与中国敌对20年未建交，在联合国也丧失了国际威信，犯了战略错误。与此相比，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苏联——美中交恶，大大巩固了苏联的东方战线，中国被更紧的缚在了他的战车之上；他虽然曾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但大多有偿；提升了苏联对西欧的威慑力和对东欧的控制力 。这种观点曾在八九十年代深得人心，以至很多人对抗美援朝感到失望。
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种观点也受到了批判。目前国内以杨奎松、沈志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美苏档案和大陆解密档案综合分析后认为，朝鲜战争并非是斯大林一手策划将中国卷入战争的“阴谋”，也非斯大林与毛泽东共同策划而由金日成直接发动的“共谋”，相反虽然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战争初期的一些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分歧，但毛泽东的出兵决策是反复酝酿后独立做出的而非受到斯大林的强迫。 战争使中苏的同盟关系由一纸协议发展为全面的“同志加兄弟”，避免了朝鲜政府流亡中国东北的不利局面。 苏联在战争中有所得益，但是中国也并非被玩弄在股掌之中。
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朝鲜战争似乎无可选择。
二、“理解”历史
马可.布洛赫在他那本有名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说，研究历史可以有批判，但面对古人，我们应该更多些理解。当我们以“理解”的心态去打量朝鲜战争那段历史时，也许才能体会到当时决策者的矛盾心态，才能明白历史本身的无情，才能看懂所谓历史规律和阴差阳错。
如前文所述，不论毛泽东还是斯大林，在朝鲜战争的介入问题上都曾经犹豫两难，苦于取舍。其实这种矛盾心态实在人之常情，伟人在决定千万人生死、国家前途命运这种大问题上也不敢掉以轻心。而在决策当中，国家利益自当是最高目标，但决不能用今天的观点，发“事后诸葛亮”的议论，只用国家利益作为判断标准，甚至闹出那种“引用杜勒斯电报证明美国无意侵华而推断出兵决策失误”的笑话。在那个特殊时代，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对那一代人的意义，这种意义也许今天很难理解，但是无论中苏，都有着这份情结。对于某些问题和话语的解读，只有深入到这种意识形态给时代人们的影响，才能得出结论。
至于战争的收获，前文已经转述很多观点，毋须画蛇添足。其实，战争这种人类最后也是最血腥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标志着妥协的失败，因而他到最后往往没有赢家。朝鲜战争亦不过如此。连被学者怀疑得益最大的苏联也亲自培养了中国的反叛性格并亲自帮助中国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从此苏联的东方边界出现了一个世界大国——往往任何国家都不期望自己有个强大的邻国。不过，沿着理解的脉络继续走，探寻“抗美援朝”对于恢复国人民族自信心的意义、对于由此展开的新中国几十年发展历程的意义，会有更多启迪——即使没有实证性的调查研究，我们通过五六十年代的报章和人们零散的回忆也可窥见一般。
历史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他是很多人共同演绎的大剧。在互动中，信息不对等，资源不对等，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要求所有演员都按照剧本要求的那样唱和，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对剧目的理解。于是当剧情出现如朝鲜战争中联合国要求停战的转机时，并非所有人都会去反应，后人便也无法苛责毛泽东没有抓住停战之机——甚至连嗟叹也不必。历史的规律和历史的阴差阳错往往就是这样耦合为一。
三、怎么产生正确决策
前文所说的范畴是历史，可对历史解读实际就是对今天解读。我认可当年毛泽东力排众议出兵朝鲜的决策，并深深为他的战略眼光所折服。但是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在出兵问题上的少数派最终还是说服了多数人，做出了利于自己的决策。当我深慰于决策的正确性时，也不禁在想当决策的筹码压在一个人的智慧之上，国家便难免有走钢丝的可能——这种决策机制并不可靠——这也为后来中国发生的事所证明。
也许多数人的意见并不全然正确，也许多数人的决策机制也不是那么美好，但是，民主的机制包含了更多的智慧和责任，更能防止巨大失误，这也是共识。
唐德刚认为中国的巨轮正在驶出历史的三峡，民主的制度最终将取代专断的传统。我想，一个没有伟人帮我们决策的时代是我们不幸，但更是我们的骄傲。
战事已消，但影响仍在。我们今天去回溯朝鲜战争时，既该有今天的高度，又该有“历史的观点”。
一、目前对朝鲜战争“谁是最大受益者”的几种争论
学界从来不缺少争论，在“朝鲜战争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一问题上更是如此。大陆学界传统的看法是和政治家们一致的——朝鲜战争的出兵决策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如果让美国侵略军占领整个朝鲜，强兵压到鸭绿江边，我国将难以安定从事建设，国际国内反动气焰石壁嚣张，于中国、于东方各国都极为不利”。而对于战争的意义，则认为“中国人民由于这个胜利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一部分对帝国主义曾经存在恐惧和幻想的人们也由此受到深刻教育而觉悟起来。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从此，帝国主义不敢轻易作侵犯新中国的尝试，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但是，随着学术自由空气的张扬，学界也出现了不同声音。有部分学者对于战争得失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其中为他们津津乐道的是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观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某些方面得不偿失；具体而言，中国的代价至少有三方面——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付出了巨大的兵员伤亡，失掉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机会。至于对手美国，也没占到太大便宜——与中国敌对20年未建交，在联合国也丧失了国际威信，犯了战略错误。与此相比，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苏联——美中交恶，大大巩固了苏联的东方战线，中国被更紧的缚在了他的战车之上；他虽然曾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但大多有偿；提升了苏联对西欧的威慑力和对东欧的控制力 。这种观点曾在八九十年代深得人心，以至很多人对抗美援朝感到失望。
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种观点也受到了批判。目前国内以杨奎松、沈志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美苏档案和大陆解密档案综合分析后认为，朝鲜战争并非是斯大林一手策划将中国卷入战争的“阴谋”，也非斯大林与毛泽东共同策划而由金日成直接发动的“共谋”，相反虽然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战争初期的一些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分歧，但毛泽东的出兵决策是反复酝酿后独立做出的而非受到斯大林的强迫。 战争使中苏的同盟关系由一纸协议发展为全面的“同志加兄弟”，避免了朝鲜政府流亡中国东北的不利局面。 苏联在战争中有所得益，但是中国也并非被玩弄在股掌之中。
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朝鲜战争似乎无可选择。
二、“理解”历史
马可.布洛赫在他那本有名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说，研究历史可以有批判，但面对古人，我们应该更多些理解。当我们以“理解”的心态去打量朝鲜战争那段历史时，也许才能体会到当时决策者的矛盾心态，才能明白历史本身的无情，才能看懂所谓历史规律和阴差阳错。
如前文所述，不论毛泽东还是斯大林，在朝鲜战争的介入问题上都曾经犹豫两难，苦于取舍。其实这种矛盾心态实在人之常情，伟人在决定千万人生死、国家前途命运这种大问题上也不敢掉以轻心。而在决策当中，国家利益自当是最高目标，但决不能用今天的观点，发“事后诸葛亮”的议论，只用国家利益作为判断标准，甚至闹出那种“引用杜勒斯电报证明美国无意侵华而推断出兵决策失误”的笑话。在那个特殊时代，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对那一代人的意义，这种意义也许今天很难理解，但是无论中苏，都有着这份情结。对于某些问题和话语的解读，只有深入到这种意识形态给时代人们的影响，才能得出结论。
至于战争的收获，前文已经转述很多观点，毋须画蛇添足。其实，战争这种人类最后也是最血腥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标志着妥协的失败，因而他到最后往往没有赢家。朝鲜战争亦不过如此。连被学者怀疑得益最大的苏联也亲自培养了中国的反叛性格并亲自帮助中国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从此苏联的东方边界出现了一个世界大国——往往任何国家都不期望自己有个强大的邻国。不过，沿着理解的脉络继续走，探寻“抗美援朝”对于恢复国人民族自信心的意义、对于由此展开的新中国几十年发展历程的意义，会有更多启迪——即使没有实证性的调查研究，我们通过五六十年代的报章和人们零散的回忆也可窥见一般。
历史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他是很多人共同演绎的大剧。在互动中，信息不对等，资源不对等，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要求所有演员都按照剧本要求的那样唱和，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对剧目的理解。于是当剧情出现如朝鲜战争中联合国要求停战的转机时，并非所有人都会去反应，后人便也无法苛责毛泽东没有抓住停战之机——甚至连嗟叹也不必。历史的规律和历史的阴差阳错往往就是这样耦合为一。
三、怎么产生正确决策
前文所说的范畴是历史，可对历史解读实际就是对今天解读。我认可当年毛泽东力排众议出兵朝鲜的决策，并深深为他的战略眼光所折服。但是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在出兵问题上的少数派最终还是说服了多数人，做出了利于自己的决策。当我深慰于决策的正确性时，也不禁在想当决策的筹码压在一个人的智慧之上，国家便难免有走钢丝的可能——这种决策机制并不可靠——这也为后来中国发生的事所证明。
也许多数人的意见并不全然正确，也许多数人的决策机制也不是那么美好，但是，民主的机制包含了更多的智慧和责任，更能防止巨大失误，这也是共识。
唐德刚认为中国的巨轮正在驶出历史的三峡，民主的制度最终将取代专断的传统。我想，一个没有伟人帮我们决策的时代是我们不幸，但更是我们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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