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城市建设的悲剧
为了纪念 2006-12-30写 2007-1-12发
《城记》
2003年，《城记》出版，很多人都有些担心，像这样对准全国城市建设标兵——北京开炮的一本书，到底能走多远，这无疑是从历史的角度，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在此之前，即便偶有学者、普通市民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建设历程颇有微词，也只强调尚待改进之处，而没有如此集中、如此证据确凿的硬生生以出版物示人。我们看到的，总是在反复强调着那些好消息，盖了多少房，修了多少路，云云，而那过去的事，我们不用再提。这一次，终于有人说，在战争中那么大费周章保存下来的北平城，却没有撑过解放后的最初十年，我们的的确确毁掉了北京的旧城。不提它，不足以正历史；不提它，无法看清以后的路。
作者王军，是新华社记者，负责北京城市建设方面的报道，他越是认真工作就越觉得北京的改造历程是无法逾越的事实，梁思成是无法回避的人物，对于理解北京的历史和现状有着重要的作用。从1993年开始，他开始着手收集有关北京城市规划、旧城保护和梁思成学术思想的相关资料，采访了50多位当事人，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大量第一手史料是第一次现世。他打破了唯专业人士写专业史的窠臼，十年磨此剑，写成了本名《城祭》的《城记》。
本书的意图，不是从头到尾地描述北京的变迁史，只围绕着是主要的三两个人物与北京改造之间的牵扯，跨时是就近的几十年。文字间从头至尾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悲愤，有对北京旧城的，有对梁思成和陈占祥等老一辈城建工作者个人的，也因此有人评价这本书倾向性太强，客观不足，对口述的采信也应做进一步的考证。可面对这样的人们和那样的时局和结果，怎能不动容，怎么能不感慨北京的损失，不感慨对的人却受到不正确的对待？
《城记》不是伤痕文学，不是回忆录，所讲的事都是有据可查的，甚至可以拿着此书去里面提到的每一个地名去对照每一幅图片，悲剧的结果可见可辨，物质的无存要比内心的百转千回更实在，历史就此被改写的意味也更为深刻，事实就如同1953年时任社会文化事业局局长的郑振铎感慨的那句：“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的祖宗留下来的文件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
作为北京人，难免陷入深深的乡愁，心中百味横陈，毕竟在这大的政治决策之下，小时候的胡同就此不见；于任一读者，阅读本书是一次伤心之旅，其中太多个人无奈的挣扎能勾起多少伤心感怀，自不用赘述。
从学术上看，《城记》反思曾经被强烈批判的所谓“复古主义”，讲出了老一辈建筑人的苦心孤诣，他们是真的想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路；反思拟将北京新城迁至旧城外的“梁陈方案”，说出了一段重要的历史，填补了空白；而书中所述从旧城拆改之始的1953年到本书出版的2003年的北京城变迁，恰验证了梁思成对彭真的那句“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从北京城的角度来说，这几十年，城市发展观的指导性失误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恶果，古迹稀、环境差、交通乱等等，全被梁思成说中，他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仍然有人说“建设比保护更伟大”，按照这个思路，早晚有一天，北京古迹无存，旧居不在，当再提到北京的时候，它是库哈斯中央电视台下的北京，是安德鲁巨蛋国家剧院盘踞的北京；再讲到北京的民居，需要到重庆去看看那个据说是空运30万块砖原样搬迁过去的北京四合院标本。回头来纠正耗资靡费，而又能纠正多少？能保护到什么地步？还是说人类史上最重要的封建帝国的最重要的都城就这样日渐灰飞烟灭了呢？北京的沦落，是中国一段历史的缩影，很多城市的发展均能与之映照、对比。在被“现代化”、“全球化”搞得面目全非之前，我们的城市建设方向有问题。《城记》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敢于直述这样的历史，敢于直面这样的结果，是一个进步。最悲剧的无过于遥想“如果可以那样……”，回顾失误的源头尚不足救世，却是最好的醒药，尤其早有像梁思成、陈占祥这样的学者看到的后果，有必要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反思，如何能将个人意见更好地纳入政策考量的范畴，在国家建设、乃至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在《城记》之后，许多有关中国城市建设的书纷纷得以面世，这是出版界的幸事，也是读者的幸事，这是一个知情的开始，预示着参与的可能。
《城记》
2003年，《城记》出版，很多人都有些担心，像这样对准全国城市建设标兵——北京开炮的一本书，到底能走多远，这无疑是从历史的角度，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在此之前，即便偶有学者、普通市民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建设历程颇有微词，也只强调尚待改进之处，而没有如此集中、如此证据确凿的硬生生以出版物示人。我们看到的，总是在反复强调着那些好消息，盖了多少房，修了多少路，云云，而那过去的事，我们不用再提。这一次，终于有人说，在战争中那么大费周章保存下来的北平城，却没有撑过解放后的最初十年，我们的的确确毁掉了北京的旧城。不提它，不足以正历史；不提它，无法看清以后的路。
作者王军，是新华社记者，负责北京城市建设方面的报道，他越是认真工作就越觉得北京的改造历程是无法逾越的事实，梁思成是无法回避的人物，对于理解北京的历史和现状有着重要的作用。从1993年开始，他开始着手收集有关北京城市规划、旧城保护和梁思成学术思想的相关资料，采访了50多位当事人，涉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批判复古主义”、“大跃进”、“整风鸣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大量第一手史料是第一次现世。他打破了唯专业人士写专业史的窠臼，十年磨此剑，写成了本名《城祭》的《城记》。
本书的意图，不是从头到尾地描述北京的变迁史，只围绕着是主要的三两个人物与北京改造之间的牵扯，跨时是就近的几十年。文字间从头至尾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悲愤，有对北京旧城的，有对梁思成和陈占祥等老一辈城建工作者个人的，也因此有人评价这本书倾向性太强，客观不足，对口述的采信也应做进一步的考证。可面对这样的人们和那样的时局和结果，怎能不动容，怎么能不感慨北京的损失，不感慨对的人却受到不正确的对待？
《城记》不是伤痕文学，不是回忆录，所讲的事都是有据可查的，甚至可以拿着此书去里面提到的每一个地名去对照每一幅图片，悲剧的结果可见可辨，物质的无存要比内心的百转千回更实在，历史就此被改写的意味也更为深刻，事实就如同1953年时任社会文化事业局局长的郑振铎感慨的那句：“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的祖宗留下来的文件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
作为北京人，难免陷入深深的乡愁，心中百味横陈，毕竟在这大的政治决策之下，小时候的胡同就此不见；于任一读者，阅读本书是一次伤心之旅，其中太多个人无奈的挣扎能勾起多少伤心感怀，自不用赘述。
从学术上看，《城记》反思曾经被强烈批判的所谓“复古主义”，讲出了老一辈建筑人的苦心孤诣，他们是真的想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路；反思拟将北京新城迁至旧城外的“梁陈方案”，说出了一段重要的历史，填补了空白；而书中所述从旧城拆改之始的1953年到本书出版的2003年的北京城变迁，恰验证了梁思成对彭真的那句“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从北京城的角度来说，这几十年，城市发展观的指导性失误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恶果，古迹稀、环境差、交通乱等等，全被梁思成说中，他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仍然有人说“建设比保护更伟大”，按照这个思路，早晚有一天，北京古迹无存，旧居不在，当再提到北京的时候，它是库哈斯中央电视台下的北京，是安德鲁巨蛋国家剧院盘踞的北京；再讲到北京的民居，需要到重庆去看看那个据说是空运30万块砖原样搬迁过去的北京四合院标本。回头来纠正耗资靡费，而又能纠正多少？能保护到什么地步？还是说人类史上最重要的封建帝国的最重要的都城就这样日渐灰飞烟灭了呢？北京的沦落，是中国一段历史的缩影，很多城市的发展均能与之映照、对比。在被“现代化”、“全球化”搞得面目全非之前，我们的城市建设方向有问题。《城记》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敢于直述这样的历史，敢于直面这样的结果，是一个进步。最悲剧的无过于遥想“如果可以那样……”，回顾失误的源头尚不足救世，却是最好的醒药，尤其早有像梁思成、陈占祥这样的学者看到的后果，有必要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反思，如何能将个人意见更好地纳入政策考量的范畴，在国家建设、乃至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在《城记》之后，许多有关中国城市建设的书纷纷得以面世，这是出版界的幸事，也是读者的幸事，这是一个知情的开始，预示着参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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