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中带泪的《后悔录》
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是一部趣味横生又构思巧妙的作品,散发着强烈的艺术个性。
小说从“性”这一扇窗窥过去,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非常态生活的泪与笑、苦与悲、迷失与沉沦一一展现。小说以一个孩子的成长来看待性,起初他与“上面”保持高度一致,主动以告发父亲来教育父亲,不料弄得家破人亡。长大后,身体的冲动始终压抑于道德的规训之下,在每个唾手可得的好运面前失之交臂,遂成就了他一生“后悔”的记录。在“文革”那个禁欲的年代中,人们响应着号召,试图以排斥和否定身体的欲望来净化自己的灵魂。但禁欲不仅浇不熄欲望的火焰,反而招惹来一连串的厄运。然而,时代的轮转却仿佛一个悖论的循环:当正常的生理需要、合理的生活方式被颠覆和践踏后,人们仿佛又惰入另一种失重的真空状态中去。在纵欲的年代中,长大成人的他又变成了不合时宜的老古董,再一次与可能的性与爱擦肩而过。这个“倒霉蛋”的遭遇尽管以漫画的笔法描绘、以夸张的姿态和逻辑铺陈推演,却有着那个年代里真实的血肉。令人恍如噩梦初醒,心有余悸。
小说以满纸的荒诞感,营造出一种幽默与滑稽的气息,自王朔、王小波之后,中国小说很少有这样的风光了。一幕幕夸张又滑稽的情景与叙述者一本正经的忏悔构成了奇特的反差,使小说的阅读变成一场“痛并快乐”的旅行。主人公叙创伤而不沉痛,述大痛而不自知,遇滑稽而不自觉,这麻木又带来些许“间离”的意味。小说的叙述令人想起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在认真的语调背后,是滑稽的场景,这一表一里构成奇异的反讽效果,透射出那个荒谬年代里的悲剧与苦涩。尽管它轻松得让人捧腹,却难以掩盖主题的沉重,这一轻一重,便构成了奇妙的阅读张力。
小说的结构犹如一个精心包装的中国套盒,通过层层的自我解秘,巧妙地呈现出最后的谜底。小说开始是一个男人的自述,叙述的对象是“你”,似乎是以读者为倾诉对象。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又察觉到他的倾诉对象是一个女性。但直到小说的结尾,读者才会发现:这原来是一个性无能的老处男面对一个色情服务的“小姐”的自述。当听众的身份从普通读者身上别有意味地滑落到“小姐”身上时,小说陡然开拓了一层空间,超越了小说与读者的单一关系,进而浮现出另一层关系:两个小说人物——故事诉说者与倾听者。当始终隐藏着的倾听者浮出水面时,小说文本内说者与听者的态度又形成一个巨大反差:一个是执意要说,一个是不耐其烦;一个是满腔深情、呕心剖胆,另一个却是漠不关心、勉强敷衍。此情此景,如冷水遭遇热油,悲情四溅,令人无限伤感。这种独特的小说美学有似影视作品的表现手法:先将镜头近焦锁定讲述者,再随着讲述过程逐渐将镜头拉远,最后展现全部背景。以上这些效果,作者只用了神来几笔就轻松达到,可谓举重若轻,别具匠心。
小说题目之所以不用“忏悔录”而用“后悔录”,或许是作者的自知之明:“忏悔”一词中所有的宗教神性的悔改之意在小说中显然是空置的。病态时代鞭笞出的病孩倒霉之极也只可能停留于“后悔”,而不可能有“悔改”和“顿悟”。后者是留给读者的,留给我们这些正常年代里健康的幸运儿的。
“后悔”模式在小说中强劲的复制能力既是小说强有力的支点,也先天性地成为小说的弱点所在。一是小说语调与逻辑的惯性太大,使得后部有些乏力。二是主人公总是落入“后悔”的窠臼,也逐渐成为阅读快感的阻力。当这个模式一而再地循环重复,较容易使读者陷入到一种“审美疲劳”中去,产生些许厌烦之感。
小说从“性”这一扇窗窥过去,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非常态生活的泪与笑、苦与悲、迷失与沉沦一一展现。小说以一个孩子的成长来看待性,起初他与“上面”保持高度一致,主动以告发父亲来教育父亲,不料弄得家破人亡。长大后,身体的冲动始终压抑于道德的规训之下,在每个唾手可得的好运面前失之交臂,遂成就了他一生“后悔”的记录。在“文革”那个禁欲的年代中,人们响应着号召,试图以排斥和否定身体的欲望来净化自己的灵魂。但禁欲不仅浇不熄欲望的火焰,反而招惹来一连串的厄运。然而,时代的轮转却仿佛一个悖论的循环:当正常的生理需要、合理的生活方式被颠覆和践踏后,人们仿佛又惰入另一种失重的真空状态中去。在纵欲的年代中,长大成人的他又变成了不合时宜的老古董,再一次与可能的性与爱擦肩而过。这个“倒霉蛋”的遭遇尽管以漫画的笔法描绘、以夸张的姿态和逻辑铺陈推演,却有着那个年代里真实的血肉。令人恍如噩梦初醒,心有余悸。
小说以满纸的荒诞感,营造出一种幽默与滑稽的气息,自王朔、王小波之后,中国小说很少有这样的风光了。一幕幕夸张又滑稽的情景与叙述者一本正经的忏悔构成了奇特的反差,使小说的阅读变成一场“痛并快乐”的旅行。主人公叙创伤而不沉痛,述大痛而不自知,遇滑稽而不自觉,这麻木又带来些许“间离”的意味。小说的叙述令人想起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在认真的语调背后,是滑稽的场景,这一表一里构成奇异的反讽效果,透射出那个荒谬年代里的悲剧与苦涩。尽管它轻松得让人捧腹,却难以掩盖主题的沉重,这一轻一重,便构成了奇妙的阅读张力。
小说的结构犹如一个精心包装的中国套盒,通过层层的自我解秘,巧妙地呈现出最后的谜底。小说开始是一个男人的自述,叙述的对象是“你”,似乎是以读者为倾诉对象。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又察觉到他的倾诉对象是一个女性。但直到小说的结尾,读者才会发现:这原来是一个性无能的老处男面对一个色情服务的“小姐”的自述。当听众的身份从普通读者身上别有意味地滑落到“小姐”身上时,小说陡然开拓了一层空间,超越了小说与读者的单一关系,进而浮现出另一层关系:两个小说人物——故事诉说者与倾听者。当始终隐藏着的倾听者浮出水面时,小说文本内说者与听者的态度又形成一个巨大反差:一个是执意要说,一个是不耐其烦;一个是满腔深情、呕心剖胆,另一个却是漠不关心、勉强敷衍。此情此景,如冷水遭遇热油,悲情四溅,令人无限伤感。这种独特的小说美学有似影视作品的表现手法:先将镜头近焦锁定讲述者,再随着讲述过程逐渐将镜头拉远,最后展现全部背景。以上这些效果,作者只用了神来几笔就轻松达到,可谓举重若轻,别具匠心。
小说题目之所以不用“忏悔录”而用“后悔录”,或许是作者的自知之明:“忏悔”一词中所有的宗教神性的悔改之意在小说中显然是空置的。病态时代鞭笞出的病孩倒霉之极也只可能停留于“后悔”,而不可能有“悔改”和“顿悟”。后者是留给读者的,留给我们这些正常年代里健康的幸运儿的。
“后悔”模式在小说中强劲的复制能力既是小说强有力的支点,也先天性地成为小说的弱点所在。一是小说语调与逻辑的惯性太大,使得后部有些乏力。二是主人公总是落入“后悔”的窠臼,也逐渐成为阅读快感的阻力。当这个模式一而再地循环重复,较容易使读者陷入到一种“审美疲劳”中去,产生些许厌烦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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