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芥川龙之介在中国
我本人知道芥川是因为知道他的《罗生门》，还有日本的芥川奖。没想到他还在1921年来过中国，并留下一部《中国游记》，有八卦说这本书把当时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气坏了，例如巴金还写了一篇《几段不恭敬的话》来反击。不过我看其实巴金先生也是个性情中人，因为芥川这本书说了许多足以让中国人难堪的事，巴金先生一条都没有否认，只是把日本当时的小说家包括芥川龙之介都批评了一遍，泄愤而已。
芥川这部游记的风格就是八个字：宁直不枉，百无禁忌。序言写得就毫不客气，第一句说
“《中国游记》这本书，归根结蒂是发挥了我新闻记者式才能的产物。这种才能既可以说是天赐的恩惠，也可以说是天赐的灾祸。”
序言最后一句是
“从上述几片新闻通讯中，确实可以窥见我所具有的那种新闻记者式的才能。那才能曾如电光一般，至少如舞台上的灯光一般闪亮过。”
读了有什么感想？我们可能没有因此窥见芥川兄的“新闻记者式的才能”，却可以窥见他非同常人的坦率，相比之下，常人都是对朋友不吝高调表扬，对自己坚决低调谦虚。芥川自夸自赞而毫不羞愧，仅仅因为他确实相信自己的才能如此。以这种不矫不伪，不拘礼法的性格，这本游记自然不可能写得让某些爱面子的国人高兴，摘录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文字，可以差拟想见一下此书的文风：
走到这条弄堂的尽头，就看见早就听说过的湖心亭（注：就是上海城隍庙里的湖心亭）了。说是”湖心亭“，名字挺漂亮，可实际上是个随时可能倒塌的、破旧不堪的茶馆。而且亭外的池子里，水面上浮满了蓝色的水藻，几乎看不见池水的颜色。池子的四周，围着一圈用石头砌成的看来也不太牢靠的栏杆。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一个身穿浅葱色棉衣，后脑勺拖一条长辫子的中国人（在这中间我要补充一点，根据菊池宽的说法，他批评我常常喜欢在小说里用”茅坑“之类的下等词语。如果这用在吟咏俳句上，那自然是受了芜村的”马粪“或芭蕉的”马尿“影响。我当然并非不想洗耳恭听菊池先生的高见。可是，要说到写中国游记的话，若所游所记之处本身等而下之，就必须时时打破旧礼节的束缚，否则不可能写出生动活泼的文章来，汝若不信，请各位不妨自己写写看）。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且说这个中国人正在悠悠然地向池子里撒尿。对于这个中国人来说，陈树藩叛变也好，白话诗的流行已走下坡路也好，日英两国是否继续结盟的议论也好，这些事儿根本不在话下。至少，从这个中国人的态度和脸色上，有一种十分悠闲的神色。一间耸立在阴沉沉天空的中国式破旧亭子，一泓布满病态绿色的池水，一大泡斜斜射入池中的小便……这不仅是一幅爱好忧郁的作家所追求的风景画，同时也是对这又老又大的国家可怕且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象征。我久久地注视着这个中国人，怀着刻骨铭心的感怀。可是对于四十起来说，他似乎在说，有什么值得如此感叹的呢？这种景观，有什么好稀奇的。
”你瞧，这石板上流淌的不也全是小便吗？“
四十起这样说时，脸颊上浮起一丝苦笑，同时快步沿着池边拐了过去。
经他这一说，我也立即闻到了空气中荡漾着的浓重的尿臭。一闻出是尿臭，湖水呈蓝色的谜底也马上被揭开了。湖心亭毕竟是湖心亭，而小便总归是小便。我踮起脚尖，紧跟在四十起身后，快步追了上去。现在哪里是沉溺于胡乱咏叹的时候。
芥川这部书并不只写了当时的中国，对当时身居中国的西洋人和日本人，都有相当真切的描写，且同样不避丑讳，《菊与刀》里说日本人是羞耻心特别强盛的民族，芥川作为民族的天才，自然能克服民族的弱点。不过你若觉得这本书是一部强调社会阴暗面，气氛压抑的读物，就误解了，其实这本书写得好玩的很。芥川写自己去拜见章炳麟，衣服穿得单薄瑟瑟发抖，对章一身毛皮大褂”暖烘烘的穿着，以及悠然伸开双脚的姿态，更是钦羡不已。” 这种种调皮的笔调，提醒我们芥川1921年在上海时还是一个不到30的青年人（芥川龙之介生卒年份：1892-1927），彼时距他自杀还有6年。
http://nullpointer.blogsome.com/2007/02/03/p42/
芥川这部游记的风格就是八个字：宁直不枉，百无禁忌。序言写得就毫不客气，第一句说
“《中国游记》这本书，归根结蒂是发挥了我新闻记者式才能的产物。这种才能既可以说是天赐的恩惠，也可以说是天赐的灾祸。”
序言最后一句是
“从上述几片新闻通讯中，确实可以窥见我所具有的那种新闻记者式的才能。那才能曾如电光一般，至少如舞台上的灯光一般闪亮过。”
读了有什么感想？我们可能没有因此窥见芥川兄的“新闻记者式的才能”，却可以窥见他非同常人的坦率，相比之下，常人都是对朋友不吝高调表扬，对自己坚决低调谦虚。芥川自夸自赞而毫不羞愧，仅仅因为他确实相信自己的才能如此。以这种不矫不伪，不拘礼法的性格，这本游记自然不可能写得让某些爱面子的国人高兴，摘录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文字，可以差拟想见一下此书的文风：
走到这条弄堂的尽头，就看见早就听说过的湖心亭（注：就是上海城隍庙里的湖心亭）了。说是”湖心亭“，名字挺漂亮，可实际上是个随时可能倒塌的、破旧不堪的茶馆。而且亭外的池子里，水面上浮满了蓝色的水藻，几乎看不见池水的颜色。池子的四周，围着一圈用石头砌成的看来也不太牢靠的栏杆。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一个身穿浅葱色棉衣，后脑勺拖一条长辫子的中国人（在这中间我要补充一点，根据菊池宽的说法，他批评我常常喜欢在小说里用”茅坑“之类的下等词语。如果这用在吟咏俳句上，那自然是受了芜村的”马粪“或芭蕉的”马尿“影响。我当然并非不想洗耳恭听菊池先生的高见。可是，要说到写中国游记的话，若所游所记之处本身等而下之，就必须时时打破旧礼节的束缚，否则不可能写出生动活泼的文章来，汝若不信，请各位不妨自己写写看）。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且说这个中国人正在悠悠然地向池子里撒尿。对于这个中国人来说，陈树藩叛变也好，白话诗的流行已走下坡路也好，日英两国是否继续结盟的议论也好，这些事儿根本不在话下。至少，从这个中国人的态度和脸色上，有一种十分悠闲的神色。一间耸立在阴沉沉天空的中国式破旧亭子，一泓布满病态绿色的池水，一大泡斜斜射入池中的小便……这不仅是一幅爱好忧郁的作家所追求的风景画，同时也是对这又老又大的国家可怕且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象征。我久久地注视着这个中国人，怀着刻骨铭心的感怀。可是对于四十起来说，他似乎在说，有什么值得如此感叹的呢？这种景观，有什么好稀奇的。
”你瞧，这石板上流淌的不也全是小便吗？“
四十起这样说时，脸颊上浮起一丝苦笑，同时快步沿着池边拐了过去。
经他这一说，我也立即闻到了空气中荡漾着的浓重的尿臭。一闻出是尿臭，湖水呈蓝色的谜底也马上被揭开了。湖心亭毕竟是湖心亭，而小便总归是小便。我踮起脚尖，紧跟在四十起身后，快步追了上去。现在哪里是沉溺于胡乱咏叹的时候。
芥川这部书并不只写了当时的中国，对当时身居中国的西洋人和日本人，都有相当真切的描写，且同样不避丑讳，《菊与刀》里说日本人是羞耻心特别强盛的民族，芥川作为民族的天才，自然能克服民族的弱点。不过你若觉得这本书是一部强调社会阴暗面，气氛压抑的读物，就误解了，其实这本书写得好玩的很。芥川写自己去拜见章炳麟，衣服穿得单薄瑟瑟发抖，对章一身毛皮大褂”暖烘烘的穿着，以及悠然伸开双脚的姿态，更是钦羡不已。” 这种种调皮的笔调，提醒我们芥川1921年在上海时还是一个不到30的青年人（芥川龙之介生卒年份：1892-1927），彼时距他自杀还有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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