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帕穆克
请原谅我谈一些大的抽象的话题，是关于文明的，最近连续看到一些东西，把我刺激坏了。
不久前看了《我的名字叫红》。按我的理解，小说讲了文明碰撞给当事人带来巨大难题的故事。在小说里，法兰克人的透视画法，无时不刻不在冲击着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细密画家们。他们无法像对待中国的或者波斯的异域文化那样去坦然吸收消化。对于他们来说，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仿佛是个剧烈而恐怖的碰撞过程，会让自己完全失去位置，不知所措。有的艺术家选择效仿、有的选择抵制，有的选择漠视，追溯传统。
小说的另外一条线索是黑和其童年恋人的情爱故事和上面的线，一经，一纬。按我的理解，这是说生活的两条线，一条是关乎个人幸福的，它其实是人的生活的故事，与意识形态，与文明的碰撞、胜负无关。依照这个逻辑，小说里的艺术家都被描写成凡人，都有个人的性格、弱点，包括贪婪、违背伊斯兰禁忌的性爱方式等等。（正因为有两条线，小说才交织出一幅幅富有生命力的细密画。而且，两条线在一个人物身上的相互冲击，也推动了他的半理性半神经质的行动，譬如谋杀。）这是我觉得作者高明的地方。而且，依据我在黎巴嫩1年半的经历以及我所阅读的知识。我坚信在伊斯兰文明史上，多数人跟其他世界的一样，是凡人，是活的，而不是我们脑子里的那种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正因为认识到凡人千古不变，且普世存在的人性所在，宗教才伟大，才能传播开，才能在千年以后，依然有它的信徒。因此，我愿意以此视角，以我在大马士革古城的记忆去想象曾经的伊斯坦布尔。
从地理位置上说，中东又叫近东，东亚是为远东。这个距离标准显然是所谓的西方。必须承认，几乎所有人心目中理解的世界都是偏颇的。中国人所谓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是孔子和耶稣的会面，无关中东。而中东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巴勒斯坦人萨伊德穷其一生所思考的东方主义，其东方也并不包含远东。
无论近东还是远东，伊斯坦布尔都是东方距离西方最近的异域文明中心。它与欧洲的交流最深，曾一直以竞争者的角色出现，并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文艺复兴后西方文明的崛起。这个当然可以作为奥斯曼土耳其知识分子关注文明碰撞的理由。而更为现实的因素是，近年来土耳其对于加入欧盟的渴望与绝望。这些都可以作为帕穆克之所以要演绎文明碰撞的理由。而且，虽然作者显然沮丧非常（在小说结尾细密画家橄榄承认对透视画法的效仿是失败的，因为很难将人家几百年的成果一蹴而就地“拿来主义”），但小说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立场，既不面对不交流，便只有衰败消亡。而非理性的走向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更是毫无出路可言。
说到这里，这本书的内涵也就不需要继续展开了。因为更有意思地事情是，将土耳其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国人心态作个粗糙的比较。在国内，刚好同样有一本正流行的书，尽管非小说，可写的也是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家的故事。这书是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两书比较，第一个差别是，章氏并不像帕穆克那样关注中西方文明碰撞的过程。她关注的，第一是传统，第二是传统，第三，还是传统。章氏身世曲折，大喜大悲经历不少，再加热爱戏曲文化的赤子之心，的确是以血泪来写的文字。
问题是，历史不再，今天的人是否要按照民国人的认识去生活，去追寻古老的文化，那里既有精髓又有糟粕。的确，章氏写出了那一代艺术家卓绝的艺术审美观，值得称道的职业伦理以及49年以后不正当的意识形态对艺术的侵犯与迫害。这都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反思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基于现代人、现代世界的观念和价值去判断。章氏在序言里就提到消费文化败坏艺术。这种认知方式和清朝遗老的口吻完全一致。消费文化，即使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它是个体个性表达与自由选择的起点。他是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体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看看全世界，哪种消费文化败坏了民族的传统？有么，倒是专制的，政府主导不以市场为基石的国家，文化才兴盛不起来，更别提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了。
书中包括艺人给王爷的义演祝寿，这个是信、是德，但也是不平等。是奴才对主子的忠而已。类似的例子，书中还有许多，不用举了。
其实，依我看，此书非但不应当被禁，而且应当发到各级宣传部门去，人手一次。宣传八荣八耻需要它，宣传原教旨的民族主义需要它。只要我党能把自己作为中华文明崛起的旗手，自然就能得到那群汉服爱好者的忠心耿耿。胡主席在南非不是发表讲话说要促进多种文明共存么？我看正有此意吧。
实际上，到今天还不能理解、不在意西方，仅仅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对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视而不见。在我们的国家，不仅仅有章氏这样还在为传统专制体制下形成的观念盲目维护的人，还有依然不知道什么叫人的文学家。我说的是《大明王朝》的编剧刘和平。这部戏，于细微末节讲明朝政治史，效法黄仁宇，在政治史层面，的确够深刻，够考究了。但是，这里面实在看不到刘本人所说的什么文学性。难道将故事讲的悬念辈出就是文学性了么？大谬。文学性应当在于故事中的人物是否够复杂，够层次，够深刻，而最核心的标准是，够真实。老实讲，电视剧里的人物，要么心机重重，除了算计就是算计的妖怪，就是傻到智障级别的白痴。要么就是完全泯灭小我意识，符合共产党员手册和二十四孝标准的超人，要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贪婪到底，一恶再恶，毫无人性的狗官。
总之，这些角色，非但今天全世界找不到几个，明朝人的小说、笔记里也找不到，倒是在法西斯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以及我国左翼文学作品里常见，尤其是那些样板戏里。
连真实的人物都编不出来，我如何说作者是真诚的。他又如何敢厚着脸皮谈文学性，对得起托尔斯泰么？对得起妥斯陀耶夫斯基么？
话题扯远了，回到文明的碰撞说。之所以东扯西扯，是因为我们必须要遵守一条底线，就是基于欧洲人文和政治传统，基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获得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现代人权观、政治观。所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始终要坚持的是，要尊重人性，因此要学习西方，要面对西方。时代的进化，与空间的交流，依然是一体的。
因为，不开放，不学习西方，就没有其他的因素可以刺激国民改变意识，何况，即使学习，也有照葫芦划瓢，依据自家思维惯性去理解西方的。把华盛顿想象成康熙的绝对不在少数。还有很多主张自由主义但没有自由主义常识的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在此类。后者虽然能够意识到我们的政治问题所在，但是其思路与目前政治体制的支持者其实并无差异。若他们有一天从政，将迅速从自由主义者转化为专制者。而这些人的思路，其显著特点就是，追求伟大的人性，并相信哲人王，相信人民需要领袖。所以他们若创作小说，就一定是英雄主义的，是超我的对决，容不得一点私心。
比较而言，离帕穆克的境界不知道差的有多远。后者能够坦然面对人性的弱点，这个，很难么？
另，再提到本期张承志所写的地中海的边界，其伊斯兰保卫东方不守西方侵略的观点、狭隘落后，理论框架倒与霍梅尼暗合。西方自古以来就是殖民主义，强占东方。这种历史观难道不过时了么，伊斯兰保卫了东方。难道侵略与战争在伊斯兰文明史的细节里不存在么？这是人类普遍的规律啊。
年纪太轻，积累太少，以后这种大尺度的话题，我还是不扯了。此次也是几次起手，又屡屡放弃，最终按捺不住，见笑了。
不久前看了《我的名字叫红》。按我的理解，小说讲了文明碰撞给当事人带来巨大难题的故事。在小说里，法兰克人的透视画法，无时不刻不在冲击着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细密画家们。他们无法像对待中国的或者波斯的异域文化那样去坦然吸收消化。对于他们来说，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仿佛是个剧烈而恐怖的碰撞过程，会让自己完全失去位置，不知所措。有的艺术家选择效仿、有的选择抵制，有的选择漠视，追溯传统。
小说的另外一条线索是黑和其童年恋人的情爱故事和上面的线，一经，一纬。按我的理解，这是说生活的两条线，一条是关乎个人幸福的，它其实是人的生活的故事，与意识形态，与文明的碰撞、胜负无关。依照这个逻辑，小说里的艺术家都被描写成凡人，都有个人的性格、弱点，包括贪婪、违背伊斯兰禁忌的性爱方式等等。（正因为有两条线，小说才交织出一幅幅富有生命力的细密画。而且，两条线在一个人物身上的相互冲击，也推动了他的半理性半神经质的行动，譬如谋杀。）这是我觉得作者高明的地方。而且，依据我在黎巴嫩1年半的经历以及我所阅读的知识。我坚信在伊斯兰文明史上，多数人跟其他世界的一样，是凡人，是活的，而不是我们脑子里的那种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正因为认识到凡人千古不变，且普世存在的人性所在，宗教才伟大，才能传播开，才能在千年以后，依然有它的信徒。因此，我愿意以此视角，以我在大马士革古城的记忆去想象曾经的伊斯坦布尔。
从地理位置上说，中东又叫近东，东亚是为远东。这个距离标准显然是所谓的西方。必须承认，几乎所有人心目中理解的世界都是偏颇的。中国人所谓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是孔子和耶稣的会面，无关中东。而中东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巴勒斯坦人萨伊德穷其一生所思考的东方主义，其东方也并不包含远东。
无论近东还是远东，伊斯坦布尔都是东方距离西方最近的异域文明中心。它与欧洲的交流最深，曾一直以竞争者的角色出现，并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文艺复兴后西方文明的崛起。这个当然可以作为奥斯曼土耳其知识分子关注文明碰撞的理由。而更为现实的因素是，近年来土耳其对于加入欧盟的渴望与绝望。这些都可以作为帕穆克之所以要演绎文明碰撞的理由。而且，虽然作者显然沮丧非常（在小说结尾细密画家橄榄承认对透视画法的效仿是失败的，因为很难将人家几百年的成果一蹴而就地“拿来主义”），但小说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立场，既不面对不交流，便只有衰败消亡。而非理性的走向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更是毫无出路可言。
说到这里，这本书的内涵也就不需要继续展开了。因为更有意思地事情是，将土耳其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国人心态作个粗糙的比较。在国内，刚好同样有一本正流行的书，尽管非小说，可写的也是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家的故事。这书是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两书比较，第一个差别是，章氏并不像帕穆克那样关注中西方文明碰撞的过程。她关注的，第一是传统，第二是传统，第三，还是传统。章氏身世曲折，大喜大悲经历不少，再加热爱戏曲文化的赤子之心，的确是以血泪来写的文字。
问题是，历史不再，今天的人是否要按照民国人的认识去生活，去追寻古老的文化，那里既有精髓又有糟粕。的确，章氏写出了那一代艺术家卓绝的艺术审美观，值得称道的职业伦理以及49年以后不正当的意识形态对艺术的侵犯与迫害。这都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反思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基于现代人、现代世界的观念和价值去判断。章氏在序言里就提到消费文化败坏艺术。这种认知方式和清朝遗老的口吻完全一致。消费文化，即使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它是个体个性表达与自由选择的起点。他是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体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看看全世界，哪种消费文化败坏了民族的传统？有么，倒是专制的，政府主导不以市场为基石的国家，文化才兴盛不起来，更别提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了。
书中包括艺人给王爷的义演祝寿，这个是信、是德，但也是不平等。是奴才对主子的忠而已。类似的例子，书中还有许多，不用举了。
其实，依我看，此书非但不应当被禁，而且应当发到各级宣传部门去，人手一次。宣传八荣八耻需要它，宣传原教旨的民族主义需要它。只要我党能把自己作为中华文明崛起的旗手，自然就能得到那群汉服爱好者的忠心耿耿。胡主席在南非不是发表讲话说要促进多种文明共存么？我看正有此意吧。
实际上，到今天还不能理解、不在意西方，仅仅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对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视而不见。在我们的国家，不仅仅有章氏这样还在为传统专制体制下形成的观念盲目维护的人，还有依然不知道什么叫人的文学家。我说的是《大明王朝》的编剧刘和平。这部戏，于细微末节讲明朝政治史，效法黄仁宇，在政治史层面，的确够深刻，够考究了。但是，这里面实在看不到刘本人所说的什么文学性。难道将故事讲的悬念辈出就是文学性了么？大谬。文学性应当在于故事中的人物是否够复杂，够层次，够深刻，而最核心的标准是，够真实。老实讲，电视剧里的人物，要么心机重重，除了算计就是算计的妖怪，就是傻到智障级别的白痴。要么就是完全泯灭小我意识，符合共产党员手册和二十四孝标准的超人，要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贪婪到底，一恶再恶，毫无人性的狗官。
总之，这些角色，非但今天全世界找不到几个，明朝人的小说、笔记里也找不到，倒是在法西斯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以及我国左翼文学作品里常见，尤其是那些样板戏里。
连真实的人物都编不出来，我如何说作者是真诚的。他又如何敢厚着脸皮谈文学性，对得起托尔斯泰么？对得起妥斯陀耶夫斯基么？
话题扯远了，回到文明的碰撞说。之所以东扯西扯，是因为我们必须要遵守一条底线，就是基于欧洲人文和政治传统，基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获得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现代人权观、政治观。所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始终要坚持的是，要尊重人性，因此要学习西方，要面对西方。时代的进化，与空间的交流，依然是一体的。
因为，不开放，不学习西方，就没有其他的因素可以刺激国民改变意识，何况，即使学习，也有照葫芦划瓢，依据自家思维惯性去理解西方的。把华盛顿想象成康熙的绝对不在少数。还有很多主张自由主义但没有自由主义常识的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在此类。后者虽然能够意识到我们的政治问题所在，但是其思路与目前政治体制的支持者其实并无差异。若他们有一天从政，将迅速从自由主义者转化为专制者。而这些人的思路，其显著特点就是，追求伟大的人性，并相信哲人王，相信人民需要领袖。所以他们若创作小说，就一定是英雄主义的，是超我的对决，容不得一点私心。
比较而言，离帕穆克的境界不知道差的有多远。后者能够坦然面对人性的弱点，这个，很难么？
另，再提到本期张承志所写的地中海的边界，其伊斯兰保卫东方不守西方侵略的观点、狭隘落后，理论框架倒与霍梅尼暗合。西方自古以来就是殖民主义，强占东方。这种历史观难道不过时了么，伊斯兰保卫了东方。难道侵略与战争在伊斯兰文明史的细节里不存在么？这是人类普遍的规律啊。
年纪太轻，积累太少，以后这种大尺度的话题，我还是不扯了。此次也是几次起手，又屡屡放弃，最终按捺不住，见笑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