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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友圈子里，是阿伟兄最早发现《近代中国史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当年前通过我在万圣书园的户头购得。这本书分上下两册，著者郭廷以，相信现在还有不少朋友没听说过，对这本书更是不熟悉，谨在此作一简单的介绍。
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省舞阳人，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曾在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执教，后升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在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初始阶段，与萧一山、简又文、罗尔纲、谢兴尧等筚路蓝缕，在史料发掘和史事考定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就，是该专题研究的第一代学者。
1949年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后历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筹备处主任、近代史所所长。1959年起，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首创口述历史工作，以口述笔记方式，为民国史搜集资料（唐德刚所著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黄郛夫人回忆录》即为其中的一部分）。曾赴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及研究，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197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
郭廷以毕生心血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培植大批史学人才，为现代史学著名先驱。著述有《太平天国历法考订》、《中国近代史》、《郭嵩焘先生年谱》、《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湾史事概说》等。
《近代中国史纲》一书，是郭廷以1969年9月到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访问研究时开始写的，不久即辞去中央研究所所长职务；此后无论是应哈佛大学之邀到康桥，还是在访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时，均未停辍；1972年写成初稿；嗣后进行修订， “最后一章定稿是在他逝世前二日”（郭夫人李心颜《书后小记》）。此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时，郭廷以先生已过世一年了。
1976年，《近代中国史纲》在香港出版，因其取材丰富，史料详实，写作态度严谨，大受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欢迎，到1996年已经3版10次印刷了。说也奇怪，该书却未能在台湾出版，和江南的《蒋经国传》一样，只能在地摊上露面（从打破文化专制的角度来说，盗版可真是功德无量）。直到1994年，才在台湾获得正式出版。
在我看来，该书不仅史料丰富，同时由于郭廷以的研究角度和观点，与我一向来所接触到的历史书籍不同，所以有很大的触动。比如太平天国的一些问题：在制度上男女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妇女并未能得到平等与解放，且备受压迫荼毒。……不只是夫妇关系，一般伦理观念，与传统亦无出入”；说洪秀全“要破除所有信仰，建立一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信仰，控制所有的人力、物力，由他自己支配。他抱有大同的空想，自己则是特权阶级，举措‘不近人情，但求事济’”。还有，他把述说太平天国的那一小节题目，直接定名为“极权统治”，真是一针见血。
就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前言》云：“只依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繁体字版本作了简化字处理，书中除对外文人名、地名等译法不同和原版个别错别字作了改动外，其余均未作改动”。这样的处理，在一般大陆引进出版的书籍中较为罕见。
在大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算是大牌了，但短短数百字的前言中，却将郭先生的卒年、该书在香港的出版年份搞错了，这样的疏忽虽然不应该，但跟“考据之学”还扯不上边。郭先生在《清的统治》一节中，关于“考据之学”的一段话说得很有见地：
“统观清代的统治策略，一切以集权、防范、压制为尚。……汉人之热中利禄者，但知讲习八股；英拔才智之士，因恐触时讳，不敢谈民生利弊，论时政得失，惟有致力于考据之学，以求远嫌免祸，学术上流于破碎支离，不见其大者远者，民族的朝气凿丧，朝野的志趣萎靡。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閼，大臣闒茸以保富贵，小臣钳结而惜功名’；社会上‘清议无闻，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其身’。”
大清王朝为满人治汉，其统治之酷虐从文字狱中可略见一斑，而金石考据之学却成果辉煌，远远超过以前汉人自己统治的历朝历代，在学术史上盛称为“朴学”。然而，这种学术上“破碎支离”的成果，如要以对全国人民的思想专制为代价的话，我祈求，中国永远不要再有这种成果。
在朋友圈子里，是阿伟兄最早发现《近代中国史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当年前通过我在万圣书园的户头购得。这本书分上下两册，著者郭廷以，相信现在还有不少朋友没听说过，对这本书更是不熟悉，谨在此作一简单的介绍。
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省舞阳人，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曾在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执教，后升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在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初始阶段，与萧一山、简又文、罗尔纲、谢兴尧等筚路蓝缕，在史料发掘和史事考定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就，是该专题研究的第一代学者。
1949年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后历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筹备处主任、近代史所所长。1959年起，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首创口述历史工作，以口述笔记方式，为民国史搜集资料（唐德刚所著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黄郛夫人回忆录》即为其中的一部分）。曾赴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及研究，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197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
郭廷以毕生心血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培植大批史学人才，为现代史学著名先驱。著述有《太平天国历法考订》、《中国近代史》、《郭嵩焘先生年谱》、《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湾史事概说》等。
《近代中国史纲》一书，是郭廷以1969年9月到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访问研究时开始写的，不久即辞去中央研究所所长职务；此后无论是应哈佛大学之邀到康桥，还是在访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时，均未停辍；1972年写成初稿；嗣后进行修订， “最后一章定稿是在他逝世前二日”（郭夫人李心颜《书后小记》）。此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时，郭廷以先生已过世一年了。
1976年，《近代中国史纲》在香港出版，因其取材丰富，史料详实，写作态度严谨，大受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欢迎，到1996年已经3版10次印刷了。说也奇怪，该书却未能在台湾出版，和江南的《蒋经国传》一样，只能在地摊上露面（从打破文化专制的角度来说，盗版可真是功德无量）。直到1994年，才在台湾获得正式出版。
在我看来，该书不仅史料丰富，同时由于郭廷以的研究角度和观点，与我一向来所接触到的历史书籍不同，所以有很大的触动。比如太平天国的一些问题：在制度上男女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妇女并未能得到平等与解放，且备受压迫荼毒。……不只是夫妇关系，一般伦理观念，与传统亦无出入”；说洪秀全“要破除所有信仰，建立一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信仰，控制所有的人力、物力，由他自己支配。他抱有大同的空想，自己则是特权阶级，举措‘不近人情，但求事济’”。还有，他把述说太平天国的那一小节题目，直接定名为“极权统治”，真是一针见血。
就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前言》云：“只依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繁体字版本作了简化字处理，书中除对外文人名、地名等译法不同和原版个别错别字作了改动外，其余均未作改动”。这样的处理，在一般大陆引进出版的书籍中较为罕见。
在大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算是大牌了，但短短数百字的前言中，却将郭先生的卒年、该书在香港的出版年份搞错了，这样的疏忽虽然不应该，但跟“考据之学”还扯不上边。郭先生在《清的统治》一节中，关于“考据之学”的一段话说得很有见地：
“统观清代的统治策略，一切以集权、防范、压制为尚。……汉人之热中利禄者，但知讲习八股；英拔才智之士，因恐触时讳，不敢谈民生利弊，论时政得失，惟有致力于考据之学，以求远嫌免祸，学术上流于破碎支离，不见其大者远者，民族的朝气凿丧，朝野的志趣萎靡。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閼，大臣闒茸以保富贵，小臣钳结而惜功名’；社会上‘清议无闻，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其身’。”
大清王朝为满人治汉，其统治之酷虐从文字狱中可略见一斑，而金石考据之学却成果辉煌，远远超过以前汉人自己统治的历朝历代，在学术史上盛称为“朴学”。然而，这种学术上“破碎支离”的成果，如要以对全国人民的思想专制为代价的话，我祈求，中国永远不要再有这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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