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从

   最近看了几本有关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的书——《徐光启评传》《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两头蛇》。前两本感觉一般般，后一本台湾黄一农的书很有意思，去年简体版刚出后，《读品》上有人做了书评，当时正是我对徐光启感兴趣的时候，却直到2周前才在2688网站上寻到这3本，虽折扣不如其他网店，仍觉甚喜。
黄书回避了徐光启等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重点人物，因为关于这些人的研究已经很多，所以几本书正可互补，大体可窥全貌。但问题随之出现，黄的见识与功夫显然非前2本书所及（第2本为纪念文集汇编），所以读起来感觉很不对等，好象不那么重要的被抓了典型，焦点人物反被蒙混过关，呵呵，这是本组阅读的小小意外。
下午读罢《两头蛇》掩卷，一时颇为惆怅，却搜不出一语可以形容。作者最具创意的写作，是在书中提供了一个史诗大片的电影脚本《天主与妾》，可见黄读史真正是读出自己的乐子了，只是个别考据之乐让我这不求甚解的读者略感琐碎。无论士大夫在繁殖子嗣的压力下纳妾，还是以死殉国（两者均违反十戒，黄得出结论，认为妾的问题是困扰当时士大夫是否入教的主要矛盾），都凸显了中西文化的冲突。明末文化纷乱、家国巨变，其间信仰天主教的中国两头蛇族难免首鼠两端、进进出出，更上演了种种灵肉挣扎。文化冲突的高潮最终爆发于康熙朝的礼仪之争（是否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拜孔），并导致原本不无亲教的康熙帝震怒，禁教令出，直到鸦片战争后神甫与炮舰结伴重来。
想起刘小枫某书，对利马窦的文化调适策略颇不以为然，大体上似乎秉持基本教义派的立场，认为天主教入华不需要调和当地风俗文化，听不进上帝的话是中国人自己没福气，对上帝没啥损失。“补儒易佛，修身事天”已不再有吸引力。陈寅恪在谈及佛教入华时曾说，中华历史昭示，任一外来宗教必与本民族文化融合后始能扎根生存繁衍。莫不成，这只是俺们的一厢情愿？
黄亦有意宕开视野，结尾甚至提及2001年教宗若望保禄2世在纪念利马窦到达北京400年的活动上主动就天主教在华有关行为致歉的讲话。
而今，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感情上拒绝外国教会势力的指点介入，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无法忘记1989东欧之变背后的宗教推手、注意吸取波兰的教训，文化上的社会主义却在1949年以来的教育中以马克思的全盘西化自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儒道释全都灰头土脸，这也是现在基督教天主教在华发展势头极其迅猛的重要原因。共产主义为基督降临清场。许多西方神学思想家早就清理出马克思理论中的神学成分，却没料想，原来“异端”的发生在中国能起到这般曲折的推进作用。就象“新教异端”为主赢得了北美，“一性派异端”为主赢得了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或许共产主义将为主赢得中国，当然，在世俗层面上，也为资本主义赢得了市场。从来，异端都是特别能战斗的一群。而安身立命之道，属于人的基本需求，“我们不占领，帝国主义就会占领”。
不做知识性的、历史性的探究，仅从个体的立场出发，与基督相遇将发生什么？这种抽离能否可能？正对着案头一本也是去年上市的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了几页，梁漱溟说，“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和佛家”。
我身边的人，在信仰的路上已将我抛下，渐行渐远，一时间我苦于没有办法，任由自己随波逐流，不知前方将赢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