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归人，文归文

事儿多，时间不整齐，长篇大论的书读不了，好在办公室的书橱里尚有各种文集若干，多是短文的集萃，遂抽出钟叔河先生的《念楼集》读。

P123有《内丹还是普洱茶》一文，系钟先生为自编《周作人散文全集》所作之备用序，作文日期为1998年2月。此书至今未见于市，或我孤陋寡闻，此书已出版也未可知。

钟先生极推崇周作人的文字。自离休后，有愿望编两本自己想编的书，一本是《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已出版），另一本就是《周作人散文全集》。

周作人当过汉奸，这是他历史上的污点。学界及普通读者中，均有数量不少的人以此为据，部分或全盘否定周作人其人其文。近年来，各类周氏文集出得很多，有人颇有微词，这些人大抵都是“政治上正确”的。我颇不以为然，自数年前读到知堂老人的文字后，爱不释手，四处访求，至今书架上也有长长的一列了。

钟先生对周氏文字的观点是“人归人，文归文”，不以“政治上正确”与否来衡量。1985年钟先生主持编辑出版《知堂书话》，这是大陆1949年后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书。当年钟先生有文曰：“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过是另一问题，其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西和中日的文化历史作比较研究，今之读者却不妨一读。”（P125）钟先生是出版界德高望重之前辈，我乃一无名小卒，但在此一点上，我与钟先生暗同。

文中提及胡乔木、楼适夷对周作人的态度和看法，分别于两书信中见。一为黄裳先生1991年5月19日致钟先生信，云：“去冬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P125）二为楼适夷先生致秦人路信，云：“五二年……胡乔木同志在中南海，曾召我谈话约二小时，是专谈周的。他认为周是有功于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饱学博识，为国内难得人材，出版社应予重视，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还说，过一段时期，还可以出版他的旧作。……现在能出版周的文集，我很赞成。我认为周作汉奸，如未有党的指使，则并无平反问题；但即为汉奸，其书今天仍可出版也。”（P126）由此可见，胡楼二人也持“人归人，文归文”的观点。钟先生认为，他们的观点“应该是一切对文学和文人怀有善意而不是恶意的人的观点”。（P126）作为后学晚辈，我亦以为然。

钟先生还引三位前辈文人的话为佐证。第一位是周氏长兄鲁迅。1933年鲁迅接受斯诺书面采访时，将周作人置于当时最好的散文家之首位。第二位是巴金。巴金与李辉谈及周作人，有两句话，其一“周作人的文章写得好”，其二“人归人，文章还是好文章”。第三位是胡适。胡适不止一次对陈之藩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胡适去世前给李敖信中道：“……我觉得他（指周作人）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鲁、巴、胡均为大家，对周氏文字的看法则如出一辙，周氏文字的价值于此可见。

周作人的文字现在大抵有了定论，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见仁见智。由“人归人，文归文”的问题想到前段时间众说纷纭的胡兰成。胡兰成也是文人，也做过汉奸。我以为，较之周作人，胡兰成虽称不上大家，但毕竟也是作文的一把好手。但有人大加挞伐，以为胡兰成之书的出版，是某种价值的沦丧和道德的缺失，甚至认为对胡兰成应该“批倒批臭”，大有打翻在地、再踏上若干只脚的意思。我仍不以为然，以为这还是“政治上正确”的观点。引那些当年批钟先生的人的话，“政治上不好的人，文章还能好吗？”这是比较混蛋和弱智的逻辑，即政治上不好则文章不好；反之，即政治上好的人则其文章也好。简直是屁话！

我还是那句话，人归人，文归文；不能因人废文，更不能因文废人。这种事情，我们做的还少吗？美文当前，且不管它的作者是谁，不妨先拿来读读。如果非要以作者“政治上正确”与否来衡量文字的价值，那就直接去读某报社论好了。至于周作人、胡兰成这类历史上有污点的文人的文章，究竟是“道士和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还是饭后的“一杯浓普洱茶”，读者自有判断，用不着鼓噪着告诉人家什么该读什么不该读。谁比谁傻？多元化的时代了，还是宽容一些吧！毕竟周作人也好，胡兰成也罢，他们的文字都是客观存在着的，恶批和乱骂是无济于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