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的多边主义”与中国问题
在国际关系领域,弗朗西斯-福山是与塞缪尔-亨廷顿齐名的大牌学者。他十余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同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一道成为后冷战时期的两大论题。2006年,福山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得以再版,表明了这一理论持续的生命力,但它并不会引起美国思想界的兴奋。真正引起较大反响的是福山讨论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著《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America at the Crossroad)。
福山曾经是“新保守主义”阵营中的大将,他在世纪之交积极参与了新保代表人物William Kristol 和 Robert Kagan 主持的“新美国世纪项目”(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然而,伊战之后福山与新保路线渐行渐远,《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更是立场鲜明地与新保圈子划清了界限。该书第二章梳理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谱系,概括出这一政治派别的“四项基本原则”。在福山看来,新保守主义在伊战政策上的失败主要源于William Kristol等人忘记了其中第三项原则,即反对庞大的社会工程。新保守主义背离了这一纲领,试图在短期内建立一个民主政体。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几派主张作出比较之后,福山采取了从现实主义出发支持威尔逊主义的立场(Realistic Wilsonianism)。这听上去似乎有点矛盾,因为威尔逊主义开创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理想主义学派,与现实主义大唱反调。福山同新保一样承认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现有问题,但他强调国际组织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必要性。福山并不认为单一国际组织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因此他转而提倡“多元的多边主义”(multi-multilateralism)。在他看来,美国应当支持众多相互重叠,甚至相互竞争的国际组织,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就可以有选择地借助相应的机构团结盟友或是打击对手。
在2005年初的《外交》杂志上,福山提出了将现有的六方会谈转变为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大国协商机制。他在《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中明确指出,“(东亚地区)基本的战略选择在于任何新的政治架构是否应该包括中国。”根据“多元的多边主义”,他进一步提出美国在东亚事务方面可寻求两种国际组织,一种包括中国,一种不包括。在福山最近的一次讲座中,笔者就中国崛起问题请教福山。他的回答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不认为中国必然重复德日崛起的老路,另一方面又强调崛起中的大国毕竟会和当前的超级大国有所冲突。他因此主张美国采取两套机制对付中国,一套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另一套在中国在构成威胁时可以联合亚洲盟邦围堵中国。可见,福山并非单纯的遏制派或是接触派,而是并用两种手段的“双管齐下派”。
在布什任内,福山的政策主张几乎没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指南。我们也难判断下一届美国政府是否会采纳他的建议。然而,福山“多元的多边主义”或许有助于打开中国人自己的外交思路。国策制订者可以参考这一思想重新审订中国与众多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在谋求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创建、加入、疏离和反对特定的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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