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黄昏》读后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
　　 文/郎寰
　　 在近代来华的诸多外国人中，恐怕鲜有像庄士敦这样经历丰富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了。庄士敦，本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1898年，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被派往香港。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四年。
　　 庄士敦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摩德林学院，作为一名优秀的中文系学生，他对灿烂的中国文明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追求自己在大学时代即已立下的誓愿：寻究中国文化的真谛，他游历了中国二十几个省，熟悉各地的风土人情。他悉心研读儒释道诸家经典，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诸部。他汉学功力深厚，十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喜欢中国的饮茶之道与牡丹花。当然，庄士敦一生中最奇特并不无神秘色彩的经历，莫过于1919年以后他在紫禁城中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的生活。庄士敦是辛亥之后，唯一进入小朝廷的帝后生活之中，并在紫禁城中生活过的外国人，也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十几年后，庄士敦正是以这段经历为主要内容，写下了长篇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1934年，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轰动欧洲。
　　 庄士敦在中国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剧烈而痛苦的变革时期。一批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望于中国古老文化在列强坚船利炮面前的柔弱无力，而把眼光转向了西洋的先进文明。他们屡败屡战，用他们年轻的头颅和炽热的鲜血，祭写着改造中国的大旗。这样惨烈而悲壮的中国现实，以及璀灿的古代文明与极度的贫困落后之间的强烈历史反差，无疑使庄士敦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庄士敦把自己在华的经历放在近代中国的大背景中，从一个谙熟中国文化，继而又身为帝师的外国人的特殊视角，对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大小事件，写下了真实的记录，字里行间浸透着他的审视和思考。
　　 作为一部宫廷生活亲历记，书中自然也不乏鲜为人知的轶闻掌故、皇室生活内幕。作者对紫禁城小朝廷的深闭固拒、内务府的贪渎愚昧、小皇帝的欧化与复辟梦、遗老重臣的孤忠与阴谋以及溥仪被迫出宫，出走天津与东北等等史实的本末枝节，也多有详尽描述。这些记叙不仅具有相当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文字生动，夹议夹叙，读来颇有趣味。同时，读者将从书中看到，庄士敦刻画了慈禧、袁世凯、张作霖、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勋以及许多王公贵族、军阀政客的众生相，也对孙中山、冯玉祥、陈独秀、章太炎、康有为、宋子文、胡适、顾维钧、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光绪、翁同龢、陈宝琛等许多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或有记述，或有褒贬。
　　 也许令读者感到新鲜，或者说独特的，是作者对于慈禧的论述。尽管当时在西方，人们对于慈禧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誉者认为她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女性，是一位罕见的铁腕人物，而毁者则将中国所遭受的耻辱和清朝崩溃的烂账全部算到了她的头上。但在庄士敦笔下，慈禧只是一个无知的老妇人，她不可能对整个朝廷所犯下的一切错误负责，同样在她死后，也不应该将一切罪名都算在她名下。作为一个统治者，她既没有能够摆脱祖先留下来的腐朽传统的束缚，也没有能够将人民从耻辱的境地中拯救出来，但这并不是她一己之力所能办到的。她反对“戊戌变法”，并不是因为她就是落后阶级的代表，不希望中国富强，仅仅是因为她与光绪是站在对立的两面。光绪的变法，固然是为了让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同时也是为了掌握实权，改变受制于慈禧的状况。而这不但会威胁到慈禧的地位，甚至会危及她的生命。光绪请求袁世凯做的，不就是杀掉荣禄，软禁慈禧么？可以毫不夸张的预测，如果光绪成功，那么慈禧的日子，恐怕不会比日后光绪所遭受到的好到哪里去。
　　 同样，在庄士敦的笔下，“小皇帝”溥仪也脱去了神秘的面纱。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十几岁的少年，有着当时普通的中国少年所拥有的优点，比如在诗画方面的一些才能，对于新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对时事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同时性格中也有着致命的弱点——浮躁，安于现状而不思进取。他也想复辟祖先的基业，但这个愿望并不像康有为、张勋等人那么强烈。是历史将他推到这样的一个境地。他可以容忍民国政府一次次违背清室“优待条件”，一再地拖欠优待费用，但当他看到自己祖先的陵寝——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坟墓被人炸开，尸骨被剁成碎片而扔得遍地都是，而曾经允诺对皇室陵寝永远奉祀及妥善保护的民国政府，对此却无只言片语的解释或安慰，这也最终成为他决定回满洲充任“傀儡”的导火索。
　　 当然了，因为囿于己识，以及对于溥仪和皇族的强烈好感，庄士敦这些观点，很难做到完全中肯。比如他对溥仪的处处维护；尤其是对于冯玉祥的评价，似乎只能够以“十恶不赦”来形容了。这也是我们无法苛求的。但庄士敦的这些叙述和评价，至少对于七十多年后的我们，习惯于以阶级观点来批量评价历史人物的我们，再思考和评价那个历史时期和那些历史人物的时候，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