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读后感而已
张光直的书一直都是我所喜欢的。喜欢读他的书，不仅是因为深入浅出，还因为通俗容易懂，也许这就是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的不同之处。前者总是用最浅显的语言来表达艰深的内容，后者恰恰相反。
张光直在这本书和他的另一本青铜器论著《中国青铜时代》中，把夏商周三代称为“青铜时代”。因为在三代时期，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但青铜（也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不是用做生产工具，而是作为礼器和兵器使用。个中原因就牵扯到三代的政治制度了。
一、三代都城的迁徙规律
三代都城不断迁徙的原因可以用下列图表来表示：
追求铜锡矿源
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 ====都城不断迁徙====圣都、俗都制度
所谓圣都、俗都制度，即是三代时期的别都制度。“三代在立国之后都曾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如果把最早的都城比做是恒星太阳，则后来迁徙的都城便好象是行星或卫星那样围绕着恒星运行。”（张光直：《青铜挥尘》，P263）那最早的都城可以说是圣都，它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不断迁徙的是俗都，它是日常祭仪所在地和王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以夏代为例。夏代最早的都城在阳城，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登封东南告成镇，后来迁到了平阳，在今天山西临汾县。后世分别将都城定在斟（今河南 县西南五十里）、邱（今河北濮阳县）、斟灌（今山东观城县）、原（今河南济原县西北）、老邱（河南陈留县北四十里）、西河（今河南安阳地区）、洛讷（今河南 县境内）、伊讷（今河南偃师县境内）。这些都城虽然分散在今天不同的省份里，但是都围绕着最早的都城——阳城旋转。
都城位置的选择一般都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经济、地理、军事。所谓的经济因素就是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土地，足以供应都城居民的生活需要。地理因素是指都城要能够位于王朝的中心地带。军事因素指的是都城所在地要易守难攻，对内易于镇压叛乱，对外便于防范外敌入侵。“都城地址的选择追随青铜而去”这一说法似乎并不符合以上三个标准，只能勉强归入经济因素。但是青铜既然不做为生产工具使用，又怎么能解决居住在都城内的统治集团的生活需要呢？当时的统治者在选址时，不单只考虑青铜的分布问题和祭祀问题，也应该考虑了其他因素吧。
二、为什么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
说实在话，这个问题我始终不是很明白。就如同现在把公章当做权力的象征一样，私刻公章是刑事犯罪。任何一张纸片只要上面有了公章的红印，它就具有了权威。因为公章是中央对官员权力的认可，是他身份的证明。正因为公章来自中央，所以他具有权威性。也如同后世将玉玺当做权力的象征一样。在皇帝手里的玉玺，在地方官员手里的是官印。玉玺被盗或官印被盗都是大事。皇帝在新任命一个官员后就会赐给他一个印信，以此来证明他的身份。一旦印信丢失，他的身份就无法得到证明，因为其他人是认印不认人，谁有印信谁就是官。照这么看的话，对于公章和印信的信任来自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公章或玉玺经过了中央政府的手，就等于经过了权力的认证，因而具有了代表性，可以代表中央政府的意志。手持公章或印信的官员也就成为了代表中央政府的人。所以公章或印信来到官员手中的过程就等于是中央政府权力转移的过程。当然不是完全转移，是部分转移。
青铜器也是如此。三代时期，青铜器的地位则等同于后世的官员印信和公章。当王将某一块土地分封给某个诸侯时，他都会铸造一个新的礼器，由他带到他的封地上去。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转移的过程。通过青铜器的转移，来完成权力的转移。无形的权力用有形的青铜器表现了出来。青铜器的拥有则部分象征着诸侯权力的合法性。之所以说是部分象征，因为光拥有还不算，青铜器还必须是由王交到诸侯手上的。这样才能完全说明了诸侯权力的合法性。
青铜器在象征着诸侯权力的同时，还象征着王的权力。王的权力来自上天，可他们手中的青铜器却是自己铸造的。唯一能够证明他们和上天有联系的，就是青铜器上的饰纹，尤其是动物饰纹。所有饰纹上的动物都是巫师通天地时的助手。也就是说在真实的祭祀当中，巫师不仅要用到青铜器，还要用到他的动物助手，以扩展他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具有通天的能力，只有上天指定的人才有。这些人要么是巫师，要么是王自己。巫师只为王所用，所以这种能力变成王专有的了。上天通过通天的祭仪来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转移给王。青铜器作为这一过程的媒介，或者说见证人，就成为了权力的象征。它可以代替上天告诉世人：“我亲眼看到了神把自己的权力赋予了王，因此这个人是他派来统治你们的，他可以代表神的意志。”王权的合法性由此确定。巫师的动物助手因为参与了这一神秘又神圣的过程，所以被刻画在青铜器上，与器物本身一起做为见证人，向天下宣告王的权力。只是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是是青铜，而不是其他的金属呢？仅仅是因为青铜硬度大吗？
三、三代的青铜来源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与“戎”这两件事情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了青铜。在“祀”方面，青铜被做成青铜器；在“戎”方面，青铜则被做成各种兵器。因此，“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了天下”。掌握这种资源的人便掌握了政治权力。既然青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青铜的追求便不可避免了。一地的青铜资源是有限的，对青铜的需求是无限，所以三代的统治者们必须不断地迁都，以寻找矿源，就象牧民们“逐水草而居”一样。正如张光直指出，“在三代期间，需矿量甚大而矿源甚少，需随时随地寻求新矿。把三代都画在图上后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夏代都城的分布区与铜锡矿的分布区几乎完全吻合，商代都城则沿着山东河南山地边缘逡巡迁徙,周代的都城自西向东一线移来”。照这么说的话，铜矿和锡矿应该分布在中原地带。至少在三代时期是如此。他引用石璋如的分析指出，中国在古代有一百二十四个县曾经是铜的产地。在位于中原的铜矿中，“山西有十二处，河南有七处，河北有四处，山东有三处”。以安阳为中心的话，方圆两百里以内的铜矿，有山东济南，河南的鲁山、禹县、登封，山西的垣曲、闻喜、夏县、绛县、曲沃、翼城、太原。这些与夏商时期的都城遗址靠的非常近，甚至是重合。丁文江在《中国矿业纪要》里说：“一地之兴,不过二三百年”。也就是说一个地方的铜矿和锡矿最多持续供应三百年，三代的立国时间都长于三百年，所以为了能继续获得青铜，统治者们不得不迁都。但是丁文江并未只是把东汉以后的铜矿分布地列了出来，东汉以前的并为列出。既然一地之兴不过二三百年，那么以后代的分布地来推断前代的分布地也未必准确。
邹逸麟综合了各方的观点之后，认为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多数可能来自南方。也就是说，铜和锡的矿源应该在南方，而并非中原。他以《诗经》、《国语》、《周礼》和《尚书》为证。《诗经 鲁颂》：“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鬼象齿，大赂南金”，《国语 楚语下》“又有薮日云连徙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周礼 职方》：“东南日扬州……其利金、锡、竹、箭”，《周礼 考工记》：“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尚书 禹贡》：“扬州……锡贡”。当时的“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铜。据郭沫若的解释，当时存在着一条运输铜和锡的道路。可是以三代时期的需求量之大，仅评一条道路是否足够？三代的根据地在中原，却又必须千里之外的南方索取铜矿和锡矿，听起来不太合理。对于青铜这种重要的战略物资而言，多渠道的来源和运输才能保证其安全。所有的铜矿和锡矿都来自南方的话，一旦南北之间的道路被截断，那么青铜便无从获得。所以三代在中原地区获取铜矿和锡矿的观点也并非不可取。
与其认为三代时期，青铜的来源是单一的，倒不如认为，当时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在中原地区就地取材，另一个是从南方获得。
张光直在这本书和他的另一本青铜器论著《中国青铜时代》中，把夏商周三代称为“青铜时代”。因为在三代时期，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但青铜（也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不是用做生产工具，而是作为礼器和兵器使用。个中原因就牵扯到三代的政治制度了。
一、三代都城的迁徙规律
三代都城不断迁徙的原因可以用下列图表来表示：
追求铜锡矿源
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 ====都城不断迁徙====圣都、俗都制度
所谓圣都、俗都制度，即是三代时期的别都制度。“三代在立国之后都曾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如果把最早的都城比做是恒星太阳，则后来迁徙的都城便好象是行星或卫星那样围绕着恒星运行。”（张光直：《青铜挥尘》，P263）那最早的都城可以说是圣都，它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不断迁徙的是俗都，它是日常祭仪所在地和王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以夏代为例。夏代最早的都城在阳城，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登封东南告成镇，后来迁到了平阳，在今天山西临汾县。后世分别将都城定在斟（今河南 县西南五十里）、邱（今河北濮阳县）、斟灌（今山东观城县）、原（今河南济原县西北）、老邱（河南陈留县北四十里）、西河（今河南安阳地区）、洛讷（今河南 县境内）、伊讷（今河南偃师县境内）。这些都城虽然分散在今天不同的省份里，但是都围绕着最早的都城——阳城旋转。
都城位置的选择一般都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经济、地理、军事。所谓的经济因素就是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土地，足以供应都城居民的生活需要。地理因素是指都城要能够位于王朝的中心地带。军事因素指的是都城所在地要易守难攻，对内易于镇压叛乱，对外便于防范外敌入侵。“都城地址的选择追随青铜而去”这一说法似乎并不符合以上三个标准，只能勉强归入经济因素。但是青铜既然不做为生产工具使用，又怎么能解决居住在都城内的统治集团的生活需要呢？当时的统治者在选址时，不单只考虑青铜的分布问题和祭祀问题，也应该考虑了其他因素吧。
二、为什么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
说实在话，这个问题我始终不是很明白。就如同现在把公章当做权力的象征一样，私刻公章是刑事犯罪。任何一张纸片只要上面有了公章的红印，它就具有了权威。因为公章是中央对官员权力的认可，是他身份的证明。正因为公章来自中央，所以他具有权威性。也如同后世将玉玺当做权力的象征一样。在皇帝手里的玉玺，在地方官员手里的是官印。玉玺被盗或官印被盗都是大事。皇帝在新任命一个官员后就会赐给他一个印信，以此来证明他的身份。一旦印信丢失，他的身份就无法得到证明，因为其他人是认印不认人，谁有印信谁就是官。照这么看的话，对于公章和印信的信任来自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公章或玉玺经过了中央政府的手，就等于经过了权力的认证，因而具有了代表性，可以代表中央政府的意志。手持公章或印信的官员也就成为了代表中央政府的人。所以公章或印信来到官员手中的过程就等于是中央政府权力转移的过程。当然不是完全转移，是部分转移。
青铜器也是如此。三代时期，青铜器的地位则等同于后世的官员印信和公章。当王将某一块土地分封给某个诸侯时，他都会铸造一个新的礼器，由他带到他的封地上去。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转移的过程。通过青铜器的转移，来完成权力的转移。无形的权力用有形的青铜器表现了出来。青铜器的拥有则部分象征着诸侯权力的合法性。之所以说是部分象征，因为光拥有还不算，青铜器还必须是由王交到诸侯手上的。这样才能完全说明了诸侯权力的合法性。
青铜器在象征着诸侯权力的同时，还象征着王的权力。王的权力来自上天，可他们手中的青铜器却是自己铸造的。唯一能够证明他们和上天有联系的，就是青铜器上的饰纹，尤其是动物饰纹。所有饰纹上的动物都是巫师通天地时的助手。也就是说在真实的祭祀当中，巫师不仅要用到青铜器，还要用到他的动物助手，以扩展他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具有通天的能力，只有上天指定的人才有。这些人要么是巫师，要么是王自己。巫师只为王所用，所以这种能力变成王专有的了。上天通过通天的祭仪来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转移给王。青铜器作为这一过程的媒介，或者说见证人，就成为了权力的象征。它可以代替上天告诉世人：“我亲眼看到了神把自己的权力赋予了王，因此这个人是他派来统治你们的，他可以代表神的意志。”王权的合法性由此确定。巫师的动物助手因为参与了这一神秘又神圣的过程，所以被刻画在青铜器上，与器物本身一起做为见证人，向天下宣告王的权力。只是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是是青铜，而不是其他的金属呢？仅仅是因为青铜硬度大吗？
三、三代的青铜来源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与“戎”这两件事情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了青铜。在“祀”方面，青铜被做成青铜器；在“戎”方面，青铜则被做成各种兵器。因此，“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了天下”。掌握这种资源的人便掌握了政治权力。既然青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青铜的追求便不可避免了。一地的青铜资源是有限的，对青铜的需求是无限，所以三代的统治者们必须不断地迁都，以寻找矿源，就象牧民们“逐水草而居”一样。正如张光直指出，“在三代期间，需矿量甚大而矿源甚少，需随时随地寻求新矿。把三代都画在图上后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夏代都城的分布区与铜锡矿的分布区几乎完全吻合，商代都城则沿着山东河南山地边缘逡巡迁徙,周代的都城自西向东一线移来”。照这么说的话，铜矿和锡矿应该分布在中原地带。至少在三代时期是如此。他引用石璋如的分析指出，中国在古代有一百二十四个县曾经是铜的产地。在位于中原的铜矿中，“山西有十二处，河南有七处，河北有四处，山东有三处”。以安阳为中心的话，方圆两百里以内的铜矿，有山东济南，河南的鲁山、禹县、登封，山西的垣曲、闻喜、夏县、绛县、曲沃、翼城、太原。这些与夏商时期的都城遗址靠的非常近，甚至是重合。丁文江在《中国矿业纪要》里说：“一地之兴,不过二三百年”。也就是说一个地方的铜矿和锡矿最多持续供应三百年，三代的立国时间都长于三百年，所以为了能继续获得青铜，统治者们不得不迁都。但是丁文江并未只是把东汉以后的铜矿分布地列了出来，东汉以前的并为列出。既然一地之兴不过二三百年，那么以后代的分布地来推断前代的分布地也未必准确。
邹逸麟综合了各方的观点之后，认为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多数可能来自南方。也就是说，铜和锡的矿源应该在南方，而并非中原。他以《诗经》、《国语》、《周礼》和《尚书》为证。《诗经 鲁颂》：“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鬼象齿，大赂南金”，《国语 楚语下》“又有薮日云连徙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周礼 职方》：“东南日扬州……其利金、锡、竹、箭”，《周礼 考工记》：“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尚书 禹贡》：“扬州……锡贡”。当时的“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铜。据郭沫若的解释，当时存在着一条运输铜和锡的道路。可是以三代时期的需求量之大，仅评一条道路是否足够？三代的根据地在中原，却又必须千里之外的南方索取铜矿和锡矿，听起来不太合理。对于青铜这种重要的战略物资而言，多渠道的来源和运输才能保证其安全。所有的铜矿和锡矿都来自南方的话，一旦南北之间的道路被截断，那么青铜便无从获得。所以三代在中原地区获取铜矿和锡矿的观点也并非不可取。
与其认为三代时期，青铜的来源是单一的，倒不如认为，当时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在中原地区就地取材，另一个是从南方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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