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品•品评】云也退：谁惧怕埃利亚斯•卡内蒂？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常言用在卡内蒂身上好像很合适。他靠68岁之后出版的三部曲回忆录奠定一世名声，应该算是很耐得住寂寞的作家了。过去读《获救之舌》没大感觉，等了四年等来了《耳中火炬》和《眼睛游戏》的中译本，终于瞧出了一点名堂：此人的本事在于识人，不声不响地给当年的熟人一一贴上条形码，聚类分群存进了自己的记忆库里，到写回忆录时一个个调出来亮相，顺带把当年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德语文化圈的氛围给营造出来了。这些身处政治乌云下的文化精英不论得到的评价是高是低，无不具有呼之欲出的鲜明个性。
卡内蒂似乎无意于研究政治。两次大战之间的中欧社会，确如他唯一的小说《迷惘》里描写的那样阴气四溢，但同样的氛围也可以适用于其他黑暗时代。因为他的终极关怀落在广义的“人”上，为此不惜剔掉血肉，拔出性格，把具体的人抽干成一件形貌古怪的标本。这种顽固的识人癖孕育了《迷惘》，孕育了精彩的警句集《钟的秘密心脏》和小品集《耳证人》，也最终决定了回忆录中的别人和他自己的形象。
小心眼卡内蒂
因为喜欢识人断人，卡内蒂骨子里把表达、写作当成一种莫大的权力。读他的回忆录，尤其是后两部，人们会感到他手握一大批人乃至一个时代的盖棺之论，跟他接触得万分小心，你不知道他以后会怎么写你。特别是维也纳文化圈里的那些名流，如大诗人卡尔•克劳斯，大指挥家赫尔曼•舍尔辛，大剧作家贝•布莱希特，都在死后到他的回忆录里亮了相，不见得都是负面描写，但张扬、傲慢是这些人身上少不了的。卡内蒂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中看出了野心，看出了攻击性，他们出将入相，企图震慑所见的每个人，提醒人们自己是“大人物”。
老实说，看重话语权的卡内蒂也不可能淡泊，他从未丢弃“彼可取而代之”之念，只是戏法变得不同。他从30年代起就活跃在德语文化重镇维也纳，写作虽然不多，但不急于事功，而是通过许多作品朗诵会慢慢扩大社交圈。有些人，比如作家恩斯特•布罗赫，和他结为好友，也成为他长期观察的对象；另一些人如布莱希特、埃米尔•路德维希则被他深深不齿。最不幸的人只凭一句话就被他打入另册。1935年，詹姆斯•乔伊斯来参加他的朗读会，听他读《虚荣的喜剧》，听完后说了一句话：“我用刀刮胡子，而且不用照镜子”，卡内蒂认为是讽刺他的剧本中“不让照镜子”的主题：“我为他感到羞愧；他这种强迫症似的敏感，降低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此后卡内蒂每每提起乔伊斯都会露出几分不屑。他抬高穆齐尔，贬起和《没有个性的人》齐名的《尤利西斯》来却很来劲。他最讨厌装腔作势，喋喋不休，欣赏穆齐尔这样穷困潦倒的老实人。
出于智者式的骄傲，卡内蒂的爱憎里偏见所在多有，他也不否认自己心胸狭窄，眼里揉不得砂子。当骨子里的不宽容突然爆发时，他觉得是在释放压抑。在《获救之舌》里，他就详写了5岁时曾想用斧子劈死姑妈的女儿劳里卡。后来长大了，这逆子又同母亲来了次决裂，因为“家里的大部分事情都体现着专断，我想离开这个家”。就连难得的红颜知己薇莎也不能幸免，卡内蒂二十六七岁上读了19世纪“伟大的”德国剧作家毕希纳后，带着天大的委屈冲进薇莎家里，“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骂你。……六年来，所有美妙的东西我们都谈过，你却没有一次在我面前提起毕希纳。”
榨汁机卡内蒂
《获救之舌》这个书名很有意味，“获救”二字既揭示了作者身为东欧犹太人，度尽劫波平安活到晚年的事实，也透露了他的“强迫症似的敏感”，总觉得有人要害他——和他指摘乔伊斯的地方一样。这多少可以解释他那睚眦必报的个性。不过，聪明的卡内蒂事先打足了预防针：我就是这么个人，“我改不了我的不宽容”，让你觉得促狭归促狭，倒也不失真诚。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卡内蒂比劳里卡活得长，那个小女孩后来长成了一个性格冷酷的俗气女子，全无追求，就想嫁个好人家。卡内蒂鄙夷道：“她23岁，而且还怕人家已经把她当成老处女来看待了”。至于母亲，他始终认为她貌似柔弱，实则专横，总想从子女那里榨取感恩。母亲逝世的时候，卡内蒂带着一束玫瑰花来到她的床边，面对一张气若游丝的枯槁容颜，他仍然看出了母亲对他和薇莎结婚一事的怀恨，“充斥我内心的，还是她从前的威风，我怀疑她在我面前隐藏自己。”
只有薇莎能驾驭住他。尽管卡内蒂看不上弗洛伊德，认为后者的理论解释不了他所关心的群体心理现象，但比他大8岁的薇莎却很好地填补了他落空的恋母情节，取代了他看不顺眼的寡母。薇莎给他大量的生活指导，引导他接触卡尔•克劳斯等一批德语界的著名文人，又在克劳斯完全占据了他心灵的时候，适时地拿出《圣经》，教给他不把任何人册封为上帝的清醒。对于这匹过早涉足思想生活的劣马而言，除了薇莎这样老道的驭手，一般女性的确无法克制。
卡内蒂敏感的自尊和挑剔的个性，只有遇到两种人才会偃旗息鼓。一种是薇莎这样的知心姐姐，见招拆招，刚柔并济；另一种则是卡内蒂渴望成为的那类人。《眼睛游戏》中写到一位松内博士，此人每日拿着报纸在“博物馆”咖啡馆静坐，偶尔放下报纸露出后面的脸，就赢得了卡内蒂整整一年半的注视。这里可以发现“耳证人”的原型：“耳证人并不努力去细看，但他也就听得更好了。他过来，他站住，他悄悄地挤缩到角落里去，他瞧着一本书或一个橱窗，他听听有可听的，然后他就既无动于衷又心不在焉地离去。他那么善于消失，以致几乎可以认为他根本没来过……”但同时，“什么他也不忘记，到了把它说出来的时候，耳证人就蛮值得一看了。”
原来这个人性的分类爱好者从来没有放过自己，相反，他在松内身上看见了理想中的自我形象：一只目光犀利的猛禽，貌似淡定，内怀机心，在不着声色中识人断事。如果说松内被他一见钟情，那么，好友布罗赫则给予他以更全面的个性示范：
布罗赫……一言不发。……他的倾听由细微的、可感知的呼吸打断，这证明说话者所说的话不仅被听见，而且被吸纳，仿佛你每说一句话就踏进一所房屋，然后从容地在那里落座。那些轻微的呼吸声是主人对你表示的敬意：“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说什么，请进，你是我的客人，愿意在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下次再来，一直在这里待下去！”
然而倾听并不是消极的礼贤下士，倾听者也是一个威胁他人的人。卡内蒂说布罗赫的眼睛意味着“捕获、抢夺”——凭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威胁的敏感，他在克劳斯、布罗赫以及世间无数凡人身上看出了这种攻击性，自己也耳濡目染，深得个中三味。布罗赫“吸纳”人，卡内蒂则学会了吞噬人，把人吞进他的灵魂深处，像榨汁机一样榨成《耳证人》里的五十个怪人，五十种性格——“泪水司炉”、“受诱太太”、“累娘子”，等等不一而足——并为后来《群众与权力》中对人群的分门别类铺平了道路。他的性格缺陷，他的受迫害臆想，却成了思想和创作上独树一帜的优长。 瓶颈里的卡内蒂
不管是鄙薄还是景仰，卡内蒂的观测方向都是人性的某些细部，一旦把它们显微放大，谦谦君子也成了狰狞怪物。他很早就决定以观察人群为毕生事业，他的青年时代覆盖了奥地利民主随着魏玛共和的动荡而日趋衰落，最终被纳粹帝国吞并的全过程，但在回忆录里我们看不到多少现实政治关怀。他在乎的只是“人”。
1927年7月15日，那个改变了他一生的日子里，大批维也纳工人为了两名被一审处死的工人同胞举行暴动，火烧司法大厦。卡内蒂看到了军警的枪弹，看到呻吟倒下的人，后来还把混乱的氛围写进了《迷惘》，但他得出的结论无涉阶级话语，他只关心“群众运动”自身的客观逻辑：“肯定有人率先喊出了‘去司法大厦’。但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因为每一个听到这呼声的人都将它传给了其他人，没有迟疑，没有顾虑，没有考虑，没有停留，没有推延，每个人都将它向同一个方向传递。”如此解剖起来，所有集体运动都可以抽掉其政治、阶级、种族、宗教背景，化约为一份标本。《群众与权力》就是这样一把解剖刀的产物。它的教材体，它的科学著作的文风，都表明卡内蒂是怎样一个冷若冰霜的观察家；松内和布罗赫无意中被他用作了导师。
文如其人。以“沉默是金”为学术品格的卡内蒂，他的功名之路也只能后发制人，必须借助回忆录的力量立功立言。1964年，当德国文学批评界“沙皇”赖希•拉尼茨基与寓居伦敦的卡内蒂取得联系时，后者的追随者队伍还只是稀稀拉拉的一支，命运还在考验他的耐性。然而，在拉尼茨基的笔下，年届天命的卡内蒂已然活到一个瓶颈里，浑身散发着乖戾、孤僻和傲慢。他跟对方约定，电话要打两次，每次响五下，他才接听；他公开宣称基本不看活人的作品；他认为海因里希•伯尔不配被他评论；他用这样的口气评价正值百年诞辰的著名诗人霍夫曼斯塔尔：“鉴于某人的一百岁生日而要我写点什么的想法，我必须对此感到好笑……他对我从来不意味着什么。”
正所谓三岁看老八十看小，三十年不做声地观察人，倾听人，最后卡内蒂也成了自己笔下的怪人之一，当年的宏伟抱负——八卷本系列小说“疯子的人间喜剧”——之所以草草收场，也正是因为他在计划描写的每一个“疯子”身上都看到了现在或将来的自己，而这另一个自己，早在第一本《迷惘》中就被他“自噬”——点起一把火烧死了。沿这样一条窄路走，卡内蒂文学创作数量有限乃属必然，于是他撤下了战场，回避了在文学和学术创作上与同时代人的比拼，也不关心比他年轻的人的作品，把心思全交给“回忆录”这种能把识人术发挥到极致的体裁。那一代名人这时已所剩无几，他也得以放开手脚勾勒、评说。
虽然拉尼茨基向来以大嘴著称，但与同为怪人的卡内蒂却颇有惺惺相惜之意。他说，人们当时还没能认识到卡内蒂“独辟蹊径的力量”。事实上，要不是晚年被“发现”，这个已经钻进瓶颈里的作家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了。不过，这也正是“耳证人”的力量所在：记住一切，直到有机会用那根“获救之舌”把它说出来：“他什么也不添加，他把它说得十分准确，”而且要准确到足以让那些人暗暗嫉妒：“但愿自己当时缄默就好了。”这几句话道出了卡内蒂的心声，也是他对自己的终极定位：你们爱风光就风光去吧，看看咱谁笑到最后。
卡内蒂似乎无意于研究政治。两次大战之间的中欧社会，确如他唯一的小说《迷惘》里描写的那样阴气四溢，但同样的氛围也可以适用于其他黑暗时代。因为他的终极关怀落在广义的“人”上，为此不惜剔掉血肉，拔出性格，把具体的人抽干成一件形貌古怪的标本。这种顽固的识人癖孕育了《迷惘》，孕育了精彩的警句集《钟的秘密心脏》和小品集《耳证人》，也最终决定了回忆录中的别人和他自己的形象。
小心眼卡内蒂
因为喜欢识人断人，卡内蒂骨子里把表达、写作当成一种莫大的权力。读他的回忆录，尤其是后两部，人们会感到他手握一大批人乃至一个时代的盖棺之论，跟他接触得万分小心，你不知道他以后会怎么写你。特别是维也纳文化圈里的那些名流，如大诗人卡尔•克劳斯，大指挥家赫尔曼•舍尔辛，大剧作家贝•布莱希特，都在死后到他的回忆录里亮了相，不见得都是负面描写，但张扬、傲慢是这些人身上少不了的。卡内蒂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中看出了野心，看出了攻击性，他们出将入相，企图震慑所见的每个人，提醒人们自己是“大人物”。
老实说，看重话语权的卡内蒂也不可能淡泊，他从未丢弃“彼可取而代之”之念，只是戏法变得不同。他从30年代起就活跃在德语文化重镇维也纳，写作虽然不多，但不急于事功，而是通过许多作品朗诵会慢慢扩大社交圈。有些人，比如作家恩斯特•布罗赫，和他结为好友，也成为他长期观察的对象；另一些人如布莱希特、埃米尔•路德维希则被他深深不齿。最不幸的人只凭一句话就被他打入另册。1935年，詹姆斯•乔伊斯来参加他的朗读会，听他读《虚荣的喜剧》，听完后说了一句话：“我用刀刮胡子，而且不用照镜子”，卡内蒂认为是讽刺他的剧本中“不让照镜子”的主题：“我为他感到羞愧；他这种强迫症似的敏感，降低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此后卡内蒂每每提起乔伊斯都会露出几分不屑。他抬高穆齐尔，贬起和《没有个性的人》齐名的《尤利西斯》来却很来劲。他最讨厌装腔作势，喋喋不休，欣赏穆齐尔这样穷困潦倒的老实人。
出于智者式的骄傲，卡内蒂的爱憎里偏见所在多有，他也不否认自己心胸狭窄，眼里揉不得砂子。当骨子里的不宽容突然爆发时，他觉得是在释放压抑。在《获救之舌》里，他就详写了5岁时曾想用斧子劈死姑妈的女儿劳里卡。后来长大了，这逆子又同母亲来了次决裂，因为“家里的大部分事情都体现着专断，我想离开这个家”。就连难得的红颜知己薇莎也不能幸免，卡内蒂二十六七岁上读了19世纪“伟大的”德国剧作家毕希纳后，带着天大的委屈冲进薇莎家里，“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骂你。……六年来，所有美妙的东西我们都谈过，你却没有一次在我面前提起毕希纳。”
榨汁机卡内蒂
《获救之舌》这个书名很有意味，“获救”二字既揭示了作者身为东欧犹太人，度尽劫波平安活到晚年的事实，也透露了他的“强迫症似的敏感”，总觉得有人要害他——和他指摘乔伊斯的地方一样。这多少可以解释他那睚眦必报的个性。不过，聪明的卡内蒂事先打足了预防针：我就是这么个人，“我改不了我的不宽容”，让你觉得促狭归促狭，倒也不失真诚。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卡内蒂比劳里卡活得长，那个小女孩后来长成了一个性格冷酷的俗气女子，全无追求，就想嫁个好人家。卡内蒂鄙夷道：“她23岁，而且还怕人家已经把她当成老处女来看待了”。至于母亲，他始终认为她貌似柔弱，实则专横，总想从子女那里榨取感恩。母亲逝世的时候，卡内蒂带着一束玫瑰花来到她的床边，面对一张气若游丝的枯槁容颜，他仍然看出了母亲对他和薇莎结婚一事的怀恨，“充斥我内心的，还是她从前的威风，我怀疑她在我面前隐藏自己。”
只有薇莎能驾驭住他。尽管卡内蒂看不上弗洛伊德，认为后者的理论解释不了他所关心的群体心理现象，但比他大8岁的薇莎却很好地填补了他落空的恋母情节，取代了他看不顺眼的寡母。薇莎给他大量的生活指导，引导他接触卡尔•克劳斯等一批德语界的著名文人，又在克劳斯完全占据了他心灵的时候，适时地拿出《圣经》，教给他不把任何人册封为上帝的清醒。对于这匹过早涉足思想生活的劣马而言，除了薇莎这样老道的驭手，一般女性的确无法克制。
卡内蒂敏感的自尊和挑剔的个性，只有遇到两种人才会偃旗息鼓。一种是薇莎这样的知心姐姐，见招拆招，刚柔并济；另一种则是卡内蒂渴望成为的那类人。《眼睛游戏》中写到一位松内博士，此人每日拿着报纸在“博物馆”咖啡馆静坐，偶尔放下报纸露出后面的脸，就赢得了卡内蒂整整一年半的注视。这里可以发现“耳证人”的原型：“耳证人并不努力去细看，但他也就听得更好了。他过来，他站住，他悄悄地挤缩到角落里去，他瞧着一本书或一个橱窗，他听听有可听的，然后他就既无动于衷又心不在焉地离去。他那么善于消失，以致几乎可以认为他根本没来过……”但同时，“什么他也不忘记，到了把它说出来的时候，耳证人就蛮值得一看了。”
原来这个人性的分类爱好者从来没有放过自己，相反，他在松内身上看见了理想中的自我形象：一只目光犀利的猛禽，貌似淡定，内怀机心，在不着声色中识人断事。如果说松内被他一见钟情，那么，好友布罗赫则给予他以更全面的个性示范：
布罗赫……一言不发。……他的倾听由细微的、可感知的呼吸打断，这证明说话者所说的话不仅被听见，而且被吸纳，仿佛你每说一句话就踏进一所房屋，然后从容地在那里落座。那些轻微的呼吸声是主人对你表示的敬意：“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说什么，请进，你是我的客人，愿意在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下次再来，一直在这里待下去！”
然而倾听并不是消极的礼贤下士，倾听者也是一个威胁他人的人。卡内蒂说布罗赫的眼睛意味着“捕获、抢夺”——凭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威胁的敏感，他在克劳斯、布罗赫以及世间无数凡人身上看出了这种攻击性，自己也耳濡目染，深得个中三味。布罗赫“吸纳”人，卡内蒂则学会了吞噬人，把人吞进他的灵魂深处，像榨汁机一样榨成《耳证人》里的五十个怪人，五十种性格——“泪水司炉”、“受诱太太”、“累娘子”，等等不一而足——并为后来《群众与权力》中对人群的分门别类铺平了道路。他的性格缺陷，他的受迫害臆想，却成了思想和创作上独树一帜的优长。 瓶颈里的卡内蒂
不管是鄙薄还是景仰，卡内蒂的观测方向都是人性的某些细部，一旦把它们显微放大，谦谦君子也成了狰狞怪物。他很早就决定以观察人群为毕生事业，他的青年时代覆盖了奥地利民主随着魏玛共和的动荡而日趋衰落，最终被纳粹帝国吞并的全过程，但在回忆录里我们看不到多少现实政治关怀。他在乎的只是“人”。
1927年7月15日，那个改变了他一生的日子里，大批维也纳工人为了两名被一审处死的工人同胞举行暴动，火烧司法大厦。卡内蒂看到了军警的枪弹，看到呻吟倒下的人，后来还把混乱的氛围写进了《迷惘》，但他得出的结论无涉阶级话语，他只关心“群众运动”自身的客观逻辑：“肯定有人率先喊出了‘去司法大厦’。但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因为每一个听到这呼声的人都将它传给了其他人，没有迟疑，没有顾虑，没有考虑，没有停留，没有推延，每个人都将它向同一个方向传递。”如此解剖起来，所有集体运动都可以抽掉其政治、阶级、种族、宗教背景，化约为一份标本。《群众与权力》就是这样一把解剖刀的产物。它的教材体，它的科学著作的文风，都表明卡内蒂是怎样一个冷若冰霜的观察家；松内和布罗赫无意中被他用作了导师。
文如其人。以“沉默是金”为学术品格的卡内蒂，他的功名之路也只能后发制人，必须借助回忆录的力量立功立言。1964年，当德国文学批评界“沙皇”赖希•拉尼茨基与寓居伦敦的卡内蒂取得联系时，后者的追随者队伍还只是稀稀拉拉的一支，命运还在考验他的耐性。然而，在拉尼茨基的笔下，年届天命的卡内蒂已然活到一个瓶颈里，浑身散发着乖戾、孤僻和傲慢。他跟对方约定，电话要打两次，每次响五下，他才接听；他公开宣称基本不看活人的作品；他认为海因里希•伯尔不配被他评论；他用这样的口气评价正值百年诞辰的著名诗人霍夫曼斯塔尔：“鉴于某人的一百岁生日而要我写点什么的想法，我必须对此感到好笑……他对我从来不意味着什么。”
正所谓三岁看老八十看小，三十年不做声地观察人，倾听人，最后卡内蒂也成了自己笔下的怪人之一，当年的宏伟抱负——八卷本系列小说“疯子的人间喜剧”——之所以草草收场，也正是因为他在计划描写的每一个“疯子”身上都看到了现在或将来的自己，而这另一个自己，早在第一本《迷惘》中就被他“自噬”——点起一把火烧死了。沿这样一条窄路走，卡内蒂文学创作数量有限乃属必然，于是他撤下了战场，回避了在文学和学术创作上与同时代人的比拼，也不关心比他年轻的人的作品，把心思全交给“回忆录”这种能把识人术发挥到极致的体裁。那一代名人这时已所剩无几，他也得以放开手脚勾勒、评说。
虽然拉尼茨基向来以大嘴著称，但与同为怪人的卡内蒂却颇有惺惺相惜之意。他说，人们当时还没能认识到卡内蒂“独辟蹊径的力量”。事实上，要不是晚年被“发现”，这个已经钻进瓶颈里的作家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了。不过，这也正是“耳证人”的力量所在：记住一切，直到有机会用那根“获救之舌”把它说出来：“他什么也不添加，他把它说得十分准确，”而且要准确到足以让那些人暗暗嫉妒：“但愿自己当时缄默就好了。”这几句话道出了卡内蒂的心声，也是他对自己的终极定位：你们爱风光就风光去吧，看看咱谁笑到最后。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