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错就错话甘阳（转载）
作者：朴素
昔年甘阳先生以一本《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德国恩斯特·卡西尔著）的翻译大作为世人所知。此书可以说是当时大陆最早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译著之一，同时也是大陆哲学界年轻一辈最早独立承担的译著之一。那个时候，许多年轻人人手一册哲学论著，风气所及，我也买了甘阳先生所译的《人论》，然当时畏其艰深，匆匆一阅，印象早已模糊。
后来沧海桑田，风云喋血，世事又屡经变幻，甘阳先生的文字久不在大陆露面矣。然正如刘小枫先生在谈及自己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世纪基督神学引论》一书所云：“本书的话语土壤在大陆，它早应回到自己的语境。”诚如其言，甘阳先生的文字也应早日回到自己的语境。
最近北京的三联书店出版了甘阳先生的一本思想随笔集《将错就错》，按作者自云：“这本《将错就错》收录的是近年来我为报章杂志所写的一些专栏文字。”专栏文字一般都是很随意闲散的东西，但《将错就错》中却大有令人值得玩味的意思。香港诗人黄灿然认为：“甘阳看得远，又不卖弄，文章背后浸透着作者的学养和气度。甘阳有立足点、有骨气、有独立见解，用他自己在序言中的话说，就是‘胸中自有泾渭’。”
胸中自有泾渭，保证了甘阳在专栏性的文字里尽量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在平易的文字后面凝结了作者内在的深刻之思。对于文章，作者有自己的一番见解：“文章须放荡”（见《将错就错》之题记），正因为这种见解，甘阳对所谓的正史不屑一顾，“无论中国传统正史还是某某党正史，我都极其厌倦。”（《雍正皇朝》与《龙凤恩仇录》一文）这种态度其实与鲁迅先生对野史的偏爱同出一源。
甘阳出国后一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就学，《将错就错》一书中专门有一个谈芝加哥的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先知与使徒》，谈及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掌门人弗兰克·奈特，甘阳认为：“先知的心思往往不为使徒所知，使徒所布之道也未必是先知之道。弗兰克·奈特一生悠悠在心的是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问题，而其最大的烦恼恰恰是发现：市场本身导引不出自由，从而在其经典论著《竞争的伦理》中断言：”最大的谬误莫过于把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谈‘。不幸，使徒却似乎全都相信这’最大的谬误‘，呜呼哀哉！“世事每多如此，我们在谬误中慢慢成长。其实善于交学费正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曾经放谈亚洲的价值观念，其说颇能蛊惑人心。甘阳在《令人生厌的李光耀》一文中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李光耀从来不知道政治自由能提升人的精神素质、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他也不知道民主政治虽然常常带来‘乱象’，但小动小乱恰恰是避免大动大乱的必要治疗，他不知道只有经得起民主政治下小动小乱不断”折腾“的政治体制，才是真正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而一切依赖几个强人的政治体制最终恰恰可能酿成毁灭性的大动乱。”
中国能否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制度？大陆学者一般认为民众素质低下制约着中国实行这种制度。甘阳不以为然，他认为“今日中国知识界一谈政治改革就争相标榜‘反对泛民主’，恰恰只能证明韦伯所言：一国政治落后不是其民众落后而是其精英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成天高谈‘民众落后’。确实如此，今日中国之知识界主流事实上缺乏对民主的认同与担当。
著名学者李泽厚在1989年接受香港学者林道群的采访时曾经对甘阳有过这样的评价，李泽厚认为：“甘阳不错。我跟他很熟。他很狂。但有水平。”那时我便对甘阳文章心向往之，此次目阅其书，狂士风采依然，而思想更为深刻。甘阳对国际的时事政治亦非常有兴趣，在“太平洋”与“世界大同”两辑中都有阐述，谈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甘阳以为“一部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不断寻找魔鬼撒旦，亦即不断寻找敌人，不断制造敌人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确实是一种必然的结论，有着极为坚实的思想根源。
不过甘阳决不是那种政治化的学者，他始终还有一颗赤子之心，对学术有一种良知的认同。在“刺猬与狐狸”一辑中有一篇长文《〈纽约时报书评〉一百年》，写的极好。此文并不局限于只分析《纽约时报书评》的变迁，而是把与隔壁的《纽约书评》和对岸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伦敦书评》加以比较，让我们看到大西洋两岸四份知识界重要刊物的脉络和互相关系，其中甘苦，实在值得我们办刊者学习与借鉴也。在文章的结尾，甘阳写到：“《纽约时报书评》一百年来能始终坚持面向社会大众而又不以低级趣味取向，这是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的”。这样的刊物确实让人肃然起敬，反问我们能否办出这样的刊物？思之惘然也。
昔年甘阳先生以一本《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德国恩斯特·卡西尔著）的翻译大作为世人所知。此书可以说是当时大陆最早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译著之一，同时也是大陆哲学界年轻一辈最早独立承担的译著之一。那个时候，许多年轻人人手一册哲学论著，风气所及，我也买了甘阳先生所译的《人论》，然当时畏其艰深，匆匆一阅，印象早已模糊。
后来沧海桑田，风云喋血，世事又屡经变幻，甘阳先生的文字久不在大陆露面矣。然正如刘小枫先生在谈及自己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世纪基督神学引论》一书所云：“本书的话语土壤在大陆，它早应回到自己的语境。”诚如其言，甘阳先生的文字也应早日回到自己的语境。
最近北京的三联书店出版了甘阳先生的一本思想随笔集《将错就错》，按作者自云：“这本《将错就错》收录的是近年来我为报章杂志所写的一些专栏文字。”专栏文字一般都是很随意闲散的东西，但《将错就错》中却大有令人值得玩味的意思。香港诗人黄灿然认为：“甘阳看得远，又不卖弄，文章背后浸透着作者的学养和气度。甘阳有立足点、有骨气、有独立见解，用他自己在序言中的话说，就是‘胸中自有泾渭’。”
胸中自有泾渭，保证了甘阳在专栏性的文字里尽量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在平易的文字后面凝结了作者内在的深刻之思。对于文章，作者有自己的一番见解：“文章须放荡”（见《将错就错》之题记），正因为这种见解，甘阳对所谓的正史不屑一顾，“无论中国传统正史还是某某党正史，我都极其厌倦。”（《雍正皇朝》与《龙凤恩仇录》一文）这种态度其实与鲁迅先生对野史的偏爱同出一源。
甘阳出国后一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就学，《将错就错》一书中专门有一个谈芝加哥的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先知与使徒》，谈及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掌门人弗兰克·奈特，甘阳认为：“先知的心思往往不为使徒所知，使徒所布之道也未必是先知之道。弗兰克·奈特一生悠悠在心的是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问题，而其最大的烦恼恰恰是发现：市场本身导引不出自由，从而在其经典论著《竞争的伦理》中断言：”最大的谬误莫过于把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谈‘。不幸，使徒却似乎全都相信这’最大的谬误‘，呜呼哀哉！“世事每多如此，我们在谬误中慢慢成长。其实善于交学费正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曾经放谈亚洲的价值观念，其说颇能蛊惑人心。甘阳在《令人生厌的李光耀》一文中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李光耀从来不知道政治自由能提升人的精神素质、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他也不知道民主政治虽然常常带来‘乱象’，但小动小乱恰恰是避免大动大乱的必要治疗，他不知道只有经得起民主政治下小动小乱不断”折腾“的政治体制，才是真正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而一切依赖几个强人的政治体制最终恰恰可能酿成毁灭性的大动乱。”
中国能否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制度？大陆学者一般认为民众素质低下制约着中国实行这种制度。甘阳不以为然，他认为“今日中国知识界一谈政治改革就争相标榜‘反对泛民主’，恰恰只能证明韦伯所言：一国政治落后不是其民众落后而是其精英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成天高谈‘民众落后’。确实如此，今日中国之知识界主流事实上缺乏对民主的认同与担当。
著名学者李泽厚在1989年接受香港学者林道群的采访时曾经对甘阳有过这样的评价，李泽厚认为：“甘阳不错。我跟他很熟。他很狂。但有水平。”那时我便对甘阳文章心向往之，此次目阅其书，狂士风采依然，而思想更为深刻。甘阳对国际的时事政治亦非常有兴趣，在“太平洋”与“世界大同”两辑中都有阐述，谈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甘阳以为“一部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不断寻找魔鬼撒旦，亦即不断寻找敌人，不断制造敌人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确实是一种必然的结论，有着极为坚实的思想根源。
不过甘阳决不是那种政治化的学者，他始终还有一颗赤子之心，对学术有一种良知的认同。在“刺猬与狐狸”一辑中有一篇长文《〈纽约时报书评〉一百年》，写的极好。此文并不局限于只分析《纽约时报书评》的变迁，而是把与隔壁的《纽约书评》和对岸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伦敦书评》加以比较，让我们看到大西洋两岸四份知识界重要刊物的脉络和互相关系，其中甘苦，实在值得我们办刊者学习与借鉴也。在文章的结尾，甘阳写到：“《纽约时报书评》一百年来能始终坚持面向社会大众而又不以低级趣味取向，这是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的”。这样的刊物确实让人肃然起敬，反问我们能否办出这样的刊物？思之惘然也。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