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中的中国人
南方都市报 书评 2007-6-6写 2007-6-10发
1840年之后的几十年，亚洲以外的世界却正在热气腾腾疯狂地积敛财富、发展科学与民主。对于中国，却意味着一段极悲惨的历史：领土被抢占，财富被掠夺，外部敌人空前强大，内部自上而下的革新与自下而上的革命统统被扼杀在希望燃起时。这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几千年来的封建王朝土崩瓦解，却不知“新时代”是什么模样，普通人活得饥寒交迫忧心忡忡，或干脆沉溺于鸦片酒色。
除去对中国风景名胜的关注外，《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作者们对于中国人的心态、性格、对国家民族的看法更怀有一种微妙的好奇。文字间，每出现一个个或著名或平凡的中国人，那几十年惨淡的中国就仿佛近了许多，真切了许多。似乎唯有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代表。
作者们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在旅途中遇到普通的中国人：大多是面目模糊的客栈店主、小商贩、挑工、人力车夫、妓女、瘾君子，甚至不写出具体人物，代之以“那是中国人执意留下来的臭味（夏目漱石，《满韩游记》）”。在他们笔下，中国人消沉、猥琐、自私、唯利是图，缺乏国荣誉感，往往映衬着日本人的果敢、忠信与体面，以致夏目漱石“在旅馆门口下车的时候，我产生一种终于和残酷的中国人断绝了缘分的心情，不由得高兴起来。”另一方面，作者们又用不同的态度描述了他们遇到了中国文人、官僚，自己主动结交的的社会名流，这些人锦衣华服、吟诗作对，与在街上流着汗拼着性命的普通人截然不同。数个作者提到了李鸿章、俞樾、辜鸿铭。
李鸿章曾经对日本在不动摇帝制的基础上实现维新非常推崇，一度抱着“师日”的态度，认为有朝一日能与日本联手对付西方列强。毕竟清国与日本同是封建君主国家，同遭西方欺凌，几乎同时萌发出革新的需求，洋务运动失败了，日本却用四十年完成了欧洲国家上百年的转变，在西方殖民风暴中独活，赶超西方。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来到中国的竹添进一郎等人非常客气，为《栈云峡雨日记》所写的序中，流露出对竹添的钦佩与好感，称其文“瑰辞奥义，间见叠出”。而日本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越来越多的互相确认领地的条约，出卖亚洲诸国，则是后话。
明治之后，日本的学术交流的气氛异常浓厚。俞樾、辜鸿铭等学者被介绍给日本，求知若渴的学界立即将他们奉为神一般的人物。俞樾收了若干渡海求学的日本人作弟子，编写了《东瀛诗选》等书，未踏上日本国土讲学，已为中日的近代文化交流做了很多贡献。即便日本进入军国主义的自大分外膨胀的阶段，芥川龙之介仍在杭州参观了俞楼。
在他的游记中，不仅表达了对俞樾过于喜好结交的轻微鄙夷，还以文学创作般的笔法生动地描写朴学大师章太炎书房里冰冷冷的鳄鱼标本、清国遗老郑孝胥挺直腰板频频做手势的神态、共产主义者李汉俊家先看到主人双脚的楼梯以及国学名家辜鸿铭蝙蝠般的脸，芥川写出了自己拜访他们时的所见与所想。当问到对国家现状的看法，对方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担心或绝望，似乎革新、复清、共产都不是容易的出路，任何希望都极不真实，像李汉俊所说的“种子就在手中，惟恐力所不及，不能解救万里的荒芜”。以致读罢合上书，眼前尽是荒芜大地上拼命挣扎的中国人。
1840年之后的几十年，亚洲以外的世界却正在热气腾腾疯狂地积敛财富、发展科学与民主。对于中国，却意味着一段极悲惨的历史：领土被抢占，财富被掠夺，外部敌人空前强大，内部自上而下的革新与自下而上的革命统统被扼杀在希望燃起时。这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几千年来的封建王朝土崩瓦解，却不知“新时代”是什么模样，普通人活得饥寒交迫忧心忡忡，或干脆沉溺于鸦片酒色。
除去对中国风景名胜的关注外，《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作者们对于中国人的心态、性格、对国家民族的看法更怀有一种微妙的好奇。文字间，每出现一个个或著名或平凡的中国人，那几十年惨淡的中国就仿佛近了许多，真切了许多。似乎唯有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代表。
作者们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在旅途中遇到普通的中国人：大多是面目模糊的客栈店主、小商贩、挑工、人力车夫、妓女、瘾君子，甚至不写出具体人物，代之以“那是中国人执意留下来的臭味（夏目漱石，《满韩游记》）”。在他们笔下，中国人消沉、猥琐、自私、唯利是图，缺乏国荣誉感，往往映衬着日本人的果敢、忠信与体面，以致夏目漱石“在旅馆门口下车的时候，我产生一种终于和残酷的中国人断绝了缘分的心情，不由得高兴起来。”另一方面，作者们又用不同的态度描述了他们遇到了中国文人、官僚，自己主动结交的的社会名流，这些人锦衣华服、吟诗作对，与在街上流着汗拼着性命的普通人截然不同。数个作者提到了李鸿章、俞樾、辜鸿铭。
李鸿章曾经对日本在不动摇帝制的基础上实现维新非常推崇，一度抱着“师日”的态度，认为有朝一日能与日本联手对付西方列强。毕竟清国与日本同是封建君主国家，同遭西方欺凌，几乎同时萌发出革新的需求，洋务运动失败了，日本却用四十年完成了欧洲国家上百年的转变，在西方殖民风暴中独活，赶超西方。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来到中国的竹添进一郎等人非常客气，为《栈云峡雨日记》所写的序中，流露出对竹添的钦佩与好感，称其文“瑰辞奥义，间见叠出”。而日本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越来越多的互相确认领地的条约，出卖亚洲诸国，则是后话。
明治之后，日本的学术交流的气氛异常浓厚。俞樾、辜鸿铭等学者被介绍给日本，求知若渴的学界立即将他们奉为神一般的人物。俞樾收了若干渡海求学的日本人作弟子，编写了《东瀛诗选》等书，未踏上日本国土讲学，已为中日的近代文化交流做了很多贡献。即便日本进入军国主义的自大分外膨胀的阶段，芥川龙之介仍在杭州参观了俞楼。
在他的游记中，不仅表达了对俞樾过于喜好结交的轻微鄙夷，还以文学创作般的笔法生动地描写朴学大师章太炎书房里冰冷冷的鳄鱼标本、清国遗老郑孝胥挺直腰板频频做手势的神态、共产主义者李汉俊家先看到主人双脚的楼梯以及国学名家辜鸿铭蝙蝠般的脸，芥川写出了自己拜访他们时的所见与所想。当问到对国家现状的看法，对方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担心或绝望，似乎革新、复清、共产都不是容易的出路，任何希望都极不真实，像李汉俊所说的“种子就在手中，惟恐力所不及，不能解救万里的荒芜”。以致读罢合上书，眼前尽是荒芜大地上拼命挣扎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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