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豆腐渣,这是个问题
说一句很不客气的评语——本书洋洋洒洒一大本,却很像一个学术豆腐渣。我既不是考古学者,也不是人类学者,作为一个外行,说话应该给自己留个余地:是不是豆腐渣,这是个问题!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由于“民族溯源研究”在理论上的困境,我们可以用“民族史的边缘理论”来解释民族变迁的种种问题。而这两种研究取向的理论基础有本质的区别——在“民族”的定义上,前者倾向于将民族视为客观文化特征的集结;后者将民族当作人群主观认同的范畴。换句话说,民族只是一种认同、一种心理学的构造,而并非有什么客观实在的基础。
这可真是对“民族主义话语”釜底抽薪的一击啊!这就是传说中的“解构”吧?对于这种后现代的论点,我不同意,却也驳不倒,也不想驳,我只想讨论一下本书论证中的逻辑问题。
我以为,本书的论证有两个主要的逻辑漏洞:
第一,边缘人群相对一般人群来说是一个特殊人群。从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上得出的结论是否能推广到普遍情形?
具体到本书的研究对象——固然,对客观特征比较模糊、处于民族过渡带上的边缘人群来说,主观认同比客观特征重要。因为他们的客观特征不明显,所以主观认同才起到主导作用。但对于一般人群,即民族的客观特征比较明显的人群,他们的主观认同还能是起主要作用的么?
比方说中原地区的一个汉族村庄,假如突然集体宣布他们的主观认同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这究竟会改变他们的族群归属还是闹一个大笑话?
因此,从边缘人群的研究中得到的结论一般而言是不能随意推广到一般人群的。如果作者的研究不推广到一般人群,那这个“民族”概念的后现代主义定义还能普遍成立么?希望有高人能指点我!
第二,论证中所使用的论据不能是或然性的,否则无法证明结论。
作者在从第四章开始的论证展开后,多次犯了这个逻辑错误。
例如第四到六章关于青海河湟地区、鄂尔多斯地区、西辽河地区的游牧化过程的讨论中,作者并不能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游牧化过程是由同一族群所经历的。为什么不可能是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变迁,使得这些地区渐渐不适于农耕,使原有农耕人群逐渐撤走,而被迁徙而来的游牧人群取代呢?作者在书中也反复强调,考古学文化未必能与族群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可在这里却忘记了自己的这条原则。同一处地方、同一种考古学类型就一定对应同一族群么?作者在前面反复提醒我们不一定,我觉得这里也不一定。在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中,两种人群的接触使得它们文化上相互影响,从而并未出现考古学断层;两种人群接触,导致双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一定程度的互相影响。这些都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这一解释成立,那么作者关于边缘人群主观认同的变迁结论就很难成立了。因为一个族群取代(或许同化)另一个族群,主观认同发生变化是天经地义的,这与边缘人群理论无关。
再例如第七章,周人族源的讨论。周人族源的确还是一个争议很大,没有得到最后结论的问题。正因为没有得到最后结论,作者没有也不可能否认周人原来的确属于华夏族群的可能性!事实上,先秦典籍对周人族源的记载相当明确而一致——即周人源于夏族,因夏后失德逃窜至戎狄之地、习戎狄之俗,后在周族先王的带领下迁豳迁岐,恢复农耕生活与华夏礼俗。尽管这一说法还得不到考古学的确认,但也不能轻易否认。要知道,上古人群对族源传说的态度是极为神圣的。而这一章的论证是建立在周人由戎狄而华夏化的观点上的,既然作者无法证明这是唯一可能,那么这就是或然性论据,用或然性论据的论证是不严谨的!
第九章吴太伯传说的讨论也有一模一样的问题。作者可以不相信这个传说,但也无法否认。作者提出的所谓疑点也不是难以解释的:吴人用使用过的青铜器入葬很可能只是他们受本地土著习俗的影响,把死者生前的用具和礼器入葬,而不再另铸专门的冥器罢了。至于关中发现了另一个“吴”国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有很多种可能性,比如那是吴侯在王畿的封地,比如那是另一个吴侯的封地等等,西周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例子。作者本章的论证完全建立在吴太伯传说是吴人为了华夏化而编造的谎言的基础上,而这一论据本身是不一定成立的!(另,很难置信中原各诸侯和史官们都集体参加这一族源编造的盛宴,这种思路无非是疑古的思维惯性罢了。)
相对而言,只有羌族的那几章略微站得住脚,毕竟那是作者田野工作的结果,但其中也不是没有类似逻辑漏洞的。
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有这两条严重的逻辑漏洞,说它是学术豆腐渣,好像也不算太过分吧?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由于“民族溯源研究”在理论上的困境,我们可以用“民族史的边缘理论”来解释民族变迁的种种问题。而这两种研究取向的理论基础有本质的区别——在“民族”的定义上,前者倾向于将民族视为客观文化特征的集结;后者将民族当作人群主观认同的范畴。换句话说,民族只是一种认同、一种心理学的构造,而并非有什么客观实在的基础。
这可真是对“民族主义话语”釜底抽薪的一击啊!这就是传说中的“解构”吧?对于这种后现代的论点,我不同意,却也驳不倒,也不想驳,我只想讨论一下本书论证中的逻辑问题。
我以为,本书的论证有两个主要的逻辑漏洞:
第一,边缘人群相对一般人群来说是一个特殊人群。从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上得出的结论是否能推广到普遍情形?
具体到本书的研究对象——固然,对客观特征比较模糊、处于民族过渡带上的边缘人群来说,主观认同比客观特征重要。因为他们的客观特征不明显,所以主观认同才起到主导作用。但对于一般人群,即民族的客观特征比较明显的人群,他们的主观认同还能是起主要作用的么?
比方说中原地区的一个汉族村庄,假如突然集体宣布他们的主观认同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这究竟会改变他们的族群归属还是闹一个大笑话?
因此,从边缘人群的研究中得到的结论一般而言是不能随意推广到一般人群的。如果作者的研究不推广到一般人群,那这个“民族”概念的后现代主义定义还能普遍成立么?希望有高人能指点我!
第二,论证中所使用的论据不能是或然性的,否则无法证明结论。
作者在从第四章开始的论证展开后,多次犯了这个逻辑错误。
例如第四到六章关于青海河湟地区、鄂尔多斯地区、西辽河地区的游牧化过程的讨论中,作者并不能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游牧化过程是由同一族群所经历的。为什么不可能是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变迁,使得这些地区渐渐不适于农耕,使原有农耕人群逐渐撤走,而被迁徙而来的游牧人群取代呢?作者在书中也反复强调,考古学文化未必能与族群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可在这里却忘记了自己的这条原则。同一处地方、同一种考古学类型就一定对应同一族群么?作者在前面反复提醒我们不一定,我觉得这里也不一定。在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中,两种人群的接触使得它们文化上相互影响,从而并未出现考古学断层;两种人群接触,导致双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一定程度的互相影响。这些都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这一解释成立,那么作者关于边缘人群主观认同的变迁结论就很难成立了。因为一个族群取代(或许同化)另一个族群,主观认同发生变化是天经地义的,这与边缘人群理论无关。
再例如第七章,周人族源的讨论。周人族源的确还是一个争议很大,没有得到最后结论的问题。正因为没有得到最后结论,作者没有也不可能否认周人原来的确属于华夏族群的可能性!事实上,先秦典籍对周人族源的记载相当明确而一致——即周人源于夏族,因夏后失德逃窜至戎狄之地、习戎狄之俗,后在周族先王的带领下迁豳迁岐,恢复农耕生活与华夏礼俗。尽管这一说法还得不到考古学的确认,但也不能轻易否认。要知道,上古人群对族源传说的态度是极为神圣的。而这一章的论证是建立在周人由戎狄而华夏化的观点上的,既然作者无法证明这是唯一可能,那么这就是或然性论据,用或然性论据的论证是不严谨的!
第九章吴太伯传说的讨论也有一模一样的问题。作者可以不相信这个传说,但也无法否认。作者提出的所谓疑点也不是难以解释的:吴人用使用过的青铜器入葬很可能只是他们受本地土著习俗的影响,把死者生前的用具和礼器入葬,而不再另铸专门的冥器罢了。至于关中发现了另一个“吴”国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有很多种可能性,比如那是吴侯在王畿的封地,比如那是另一个吴侯的封地等等,西周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例子。作者本章的论证完全建立在吴太伯传说是吴人为了华夏化而编造的谎言的基础上,而这一论据本身是不一定成立的!(另,很难置信中原各诸侯和史官们都集体参加这一族源编造的盛宴,这种思路无非是疑古的思维惯性罢了。)
相对而言,只有羌族的那几章略微站得住脚,毕竟那是作者田野工作的结果,但其中也不是没有类似逻辑漏洞的。
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有这两条严重的逻辑漏洞,说它是学术豆腐渣,好像也不算太过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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