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色的小说 减色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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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力地在读着《凶杀》，也许是电影《卡波特》本身太完善了，很难再遭遇到什么新意。曾经问读过其英文版的Minnie，我感兴趣的是卡波特如何接近佩里，如何抽丝剥茧地去接近这桩惨案的真相。但其实，无论电影是有所杜撰还是完全按真实的情况，我想知道的已经告诉我很多了。Minnie笑说，小说告诉你的只是结果，过程只好你自己去想象了。
小说在文字和结构上并没有太多令人难忘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已经知道整个案件的经过。它开篇于宁静闭塞、富足安逸、宗教气息浓厚的美国乡村，被害人一家的日常生活、每个被害人的介绍。这样的文字越是平静安宁，其后发生的惨剧就越撼动人心。跟被害人一家的生活相平行的是两个杀人犯在惨剧发生前的种种准备和心理描述。如果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也许不会想到这两条线会在哪里交错。不过，中译本的名字《凶杀》似乎已经过早把这个悬念揭开了。
这样的结构非常好莱坞，象我们现在熟知的很多电影。但要想到它是1965年的小说，还是很牛的。特别是他独到的视角，对于杀人犯心理和过往命运的深入描述，那种隐在平易之下的巨大的悲悯，应该是整部小说的价值所在。
下午，看到一个段落，两个杀人犯居无定所的流浪过程中，遭遇到一对同样流离失所的祖孙。爷爷因为长途的颠簸，已经重病在身，十一、二岁的男孩因为贫困所历练出的老练和成熟也许让佩里想到了自己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所以他才会在后来如此细致地向前来采访的卡波特描述他遭遇过的这对祖孙）。沿途他们在孩子的带领下一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瓶子，并最后以此换得了一顿还算丰盛的晚餐。整个过程在两人四处游荡的途中是极为少见的流露出温暖和光明的部分，尽管这种温暖依旧让人心酸。我相信，这不是卡波特信手为之的闲笔。就像电影里卡波特在超市为在监狱中绝食的佩里购买婴儿食品时遇到一个男孩，他衣着蔽旧，看着满架的食品露出艳羡的神色，但随即有些凶狠地对着货架模拟开枪的动作。我相信，这同样不是闲笔。因为，至今这一幕在我眼前仍挥之不去。
同样站在罪犯的视角去描述一桩犯罪事实的影视剧，我们已经不觉得陌生了。近几年有好几部，特别是国产的电视剧。感觉特别出色的有，反映东北一个大型企业中抢劫杀人案的《犯罪升级》，据说后来一个很大的抢劫案，似乎就是张君的那个，他供认就是看了这个电视剧。说简单点，就是他们是站在人，而不仅仅是罪犯的角度来描述整个事件。但人的命运，显然，因为我们都知道的原因，不可能像40年前的卡波特那样写到如此的深度吧。
佩里，让我想到福州公共汽车爆炸案的黄茂银，记得当时三联周刊的一篇报道，给了我很深的印象，题目叫《一个人的恐怖主义》。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超常的智慧和敏锐，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智慧却阴错阳差地将他们扔进了命运的深渊，并最终被社会所抛弃。似乎当一个人被命定了一种命运的时候，智慧和思考反而不是一件好事，那样他会对自己身处的痛苦太过清醒，不是自苦、怨恨，就是泄愤。每每想到这个，就开始糊涂，我们不是一直被教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我们要做的仅仅是不懈地跟命运抗争吗？还好，至少我懂得，在这个问题想不清楚之前，学会去理解和同情那些总不能如意的人，那些loser。当然，如果伤及无辜，同情就要严格地同滥情划清界限了。
小说的大半看完了，翻译平平，因为我所知道的一些英文原句给我的美好感触，译者只是给了我形象而不是感觉。卡波特在他的文字上应该还是很修饰的，但译者的文字准确是准确了，却缺乏与原著相当的魅力，好像晚礼服鞋换成了休闲鞋，大致的功能类似，但味道却变了。
转而去看译者的前言，对这种差距稍稍有了些了解。比如，“作者写这个人物（指佩里），当然大有令人憎恶之处，但令人惋惜之处也时有所见。他厌恶淫妓的勾当与同性恋者的袭扰。是他不惜同迪克拼命才使南希姑娘虽身死而冰清玉洁。”最后一句话，其实没必要滥施一些情感在其中的，描述事实即可，“虽身死而冰清玉洁”文字上让人感觉不舒服。
又例如，他也谈到上述佩里和迪克与祖孙俩相遇的一节，译者说： "可以看出，这个孩子能战胜逆境，成为生活的强者（比尔如今该是五十出头的年纪了，不知境况可好）。选取这个形象，让两个大人相形见绌，更见形秽。作者有意安排上这一节，以表示人生道路的多种可能性，许多事还要靠自己主观的奋斗不懈、百折不挠。”译者的观点不乏有道理之处，但我却不能完全同意。如果卡波特只是想在这里用这个孩子反衬两个罪犯的“形秽”，也许他就不会用这种姿态来描述这个案件，在血案的描述之下隐含着他本人复杂的情愫----既惊诧于罪犯的凶残又隐含着些许的惺惺相惜，佩里的遭遇引发了作者本人对于命运的思考和感慨。
译者的态度倒是见证了我们一直熟知也习以为常的对待人、对待命运的态度，那种常常会让我糊涂的态度。也许正是这种态度上的差异，也部分导致了译文跟原作在文字的味道上差异。虽然，译文的味道和神韵能忠实地再现原文，从表面上看是一个人对于自己译出的文字的掌控力、悟性和才情。
也许，是我本人已经被西化得太厉害而不自知了？前言中所述美国评论家鲍伯柯拉塞洛的评论似乎更为精当：“《凶杀》是一部富有训诫意义的命运悲剧，哀婉隽永有如古典悲剧，意义深广有如法国作家司汤达、福楼拜的经典之作。”抛去这个评论可能的溢美之词不说，从悲悯、悲剧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小说，比批判和控诉更为精准一些。
与上述他人的评论相比，卡波特本人的叙述更加耐人寻味：“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心深处的灵魂和给人看见的外表两部分，两者是互为作用的，因而形成芸芸众生相。我所能做的是把它们揭示出来让人们理解。”忘了是电影还是在别处看到，卡波特描述自己跟佩里，仿佛是一个家庭中出走的两个孩子，他自己从前门出去，跻身了社会的主流，而一个从后门出去，最终被社会所抛弃。
译者前言的后半部分，在我看来非常不明智地拿这个血案作为例证，来比较中美两国警察的刑侦能力，并以相当的笔墨描述96年上海女作家戴厚英被杀案，与该案相比较，以戴案二十一天即告破获来凸现我国警察的判断和破案能力，未免有些太轻率了。此处因何横插这样一段无关原作小说的推介和评论却又显然是败笔的文字，不得而知。
但愿，随着时代的进步，关于文学的推荐和评论也可以与时俱进，更单纯、更专业、更客观一些。
小说在文字和结构上并没有太多令人难忘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已经知道整个案件的经过。它开篇于宁静闭塞、富足安逸、宗教气息浓厚的美国乡村，被害人一家的日常生活、每个被害人的介绍。这样的文字越是平静安宁，其后发生的惨剧就越撼动人心。跟被害人一家的生活相平行的是两个杀人犯在惨剧发生前的种种准备和心理描述。如果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也许不会想到这两条线会在哪里交错。不过，中译本的名字《凶杀》似乎已经过早把这个悬念揭开了。
这样的结构非常好莱坞，象我们现在熟知的很多电影。但要想到它是1965年的小说，还是很牛的。特别是他独到的视角，对于杀人犯心理和过往命运的深入描述，那种隐在平易之下的巨大的悲悯，应该是整部小说的价值所在。
下午，看到一个段落，两个杀人犯居无定所的流浪过程中，遭遇到一对同样流离失所的祖孙。爷爷因为长途的颠簸，已经重病在身，十一、二岁的男孩因为贫困所历练出的老练和成熟也许让佩里想到了自己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所以他才会在后来如此细致地向前来采访的卡波特描述他遭遇过的这对祖孙）。沿途他们在孩子的带领下一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瓶子，并最后以此换得了一顿还算丰盛的晚餐。整个过程在两人四处游荡的途中是极为少见的流露出温暖和光明的部分，尽管这种温暖依旧让人心酸。我相信，这不是卡波特信手为之的闲笔。就像电影里卡波特在超市为在监狱中绝食的佩里购买婴儿食品时遇到一个男孩，他衣着蔽旧，看着满架的食品露出艳羡的神色，但随即有些凶狠地对着货架模拟开枪的动作。我相信，这同样不是闲笔。因为，至今这一幕在我眼前仍挥之不去。
同样站在罪犯的视角去描述一桩犯罪事实的影视剧，我们已经不觉得陌生了。近几年有好几部，特别是国产的电视剧。感觉特别出色的有，反映东北一个大型企业中抢劫杀人案的《犯罪升级》，据说后来一个很大的抢劫案，似乎就是张君的那个，他供认就是看了这个电视剧。说简单点，就是他们是站在人，而不仅仅是罪犯的角度来描述整个事件。但人的命运，显然，因为我们都知道的原因，不可能像40年前的卡波特那样写到如此的深度吧。
佩里，让我想到福州公共汽车爆炸案的黄茂银，记得当时三联周刊的一篇报道，给了我很深的印象，题目叫《一个人的恐怖主义》。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超常的智慧和敏锐，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智慧却阴错阳差地将他们扔进了命运的深渊，并最终被社会所抛弃。似乎当一个人被命定了一种命运的时候，智慧和思考反而不是一件好事，那样他会对自己身处的痛苦太过清醒，不是自苦、怨恨，就是泄愤。每每想到这个，就开始糊涂，我们不是一直被教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我们要做的仅仅是不懈地跟命运抗争吗？还好，至少我懂得，在这个问题想不清楚之前，学会去理解和同情那些总不能如意的人，那些loser。当然，如果伤及无辜，同情就要严格地同滥情划清界限了。
小说的大半看完了，翻译平平，因为我所知道的一些英文原句给我的美好感触，译者只是给了我形象而不是感觉。卡波特在他的文字上应该还是很修饰的，但译者的文字准确是准确了，却缺乏与原著相当的魅力，好像晚礼服鞋换成了休闲鞋，大致的功能类似，但味道却变了。
转而去看译者的前言，对这种差距稍稍有了些了解。比如，“作者写这个人物（指佩里），当然大有令人憎恶之处，但令人惋惜之处也时有所见。他厌恶淫妓的勾当与同性恋者的袭扰。是他不惜同迪克拼命才使南希姑娘虽身死而冰清玉洁。”最后一句话，其实没必要滥施一些情感在其中的，描述事实即可，“虽身死而冰清玉洁”文字上让人感觉不舒服。
又例如，他也谈到上述佩里和迪克与祖孙俩相遇的一节，译者说： "可以看出，这个孩子能战胜逆境，成为生活的强者（比尔如今该是五十出头的年纪了，不知境况可好）。选取这个形象，让两个大人相形见绌，更见形秽。作者有意安排上这一节，以表示人生道路的多种可能性，许多事还要靠自己主观的奋斗不懈、百折不挠。”译者的观点不乏有道理之处，但我却不能完全同意。如果卡波特只是想在这里用这个孩子反衬两个罪犯的“形秽”，也许他就不会用这种姿态来描述这个案件，在血案的描述之下隐含着他本人复杂的情愫----既惊诧于罪犯的凶残又隐含着些许的惺惺相惜，佩里的遭遇引发了作者本人对于命运的思考和感慨。
译者的态度倒是见证了我们一直熟知也习以为常的对待人、对待命运的态度，那种常常会让我糊涂的态度。也许正是这种态度上的差异，也部分导致了译文跟原作在文字的味道上差异。虽然，译文的味道和神韵能忠实地再现原文，从表面上看是一个人对于自己译出的文字的掌控力、悟性和才情。
也许，是我本人已经被西化得太厉害而不自知了？前言中所述美国评论家鲍伯柯拉塞洛的评论似乎更为精当：“《凶杀》是一部富有训诫意义的命运悲剧，哀婉隽永有如古典悲剧，意义深广有如法国作家司汤达、福楼拜的经典之作。”抛去这个评论可能的溢美之词不说，从悲悯、悲剧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小说，比批判和控诉更为精准一些。
与上述他人的评论相比，卡波特本人的叙述更加耐人寻味：“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心深处的灵魂和给人看见的外表两部分，两者是互为作用的，因而形成芸芸众生相。我所能做的是把它们揭示出来让人们理解。”忘了是电影还是在别处看到，卡波特描述自己跟佩里，仿佛是一个家庭中出走的两个孩子，他自己从前门出去，跻身了社会的主流，而一个从后门出去，最终被社会所抛弃。
译者前言的后半部分，在我看来非常不明智地拿这个血案作为例证，来比较中美两国警察的刑侦能力，并以相当的笔墨描述96年上海女作家戴厚英被杀案，与该案相比较，以戴案二十一天即告破获来凸现我国警察的判断和破案能力，未免有些太轻率了。此处因何横插这样一段无关原作小说的推介和评论却又显然是败笔的文字，不得而知。
但愿，随着时代的进步，关于文学的推荐和评论也可以与时俱进，更单纯、更专业、更客观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