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性解读疯狂：读《德国反犹史》
翻看《德国反犹史》的过程，绝对是场异乎寻常的体验。对它的阅读，是理性应对疯狂，是良知面对罪恶。无论惊心动魄还是悲伤愤怒，都无以形容。正如本书作者费舍尔所言，这的确是个“让我神经崩溃的噩梦”。
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几乎是一场梦魇，启蒙理想遭受重创，文明世界颜面扫地，历史虚无主义则在深处发端，滋生蔓延。纳粹和第三帝国的问题，随着反法西斯胜利纪念，在国内炒得火热。前有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Shirer,W.L）厚厚三大卷的经典《第三帝国的兴亡》，后有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哈夫讷（Sebastian Haffner）分析精到的薄薄小册子《解读希特勒》，此次江苏人民出版社又扔下一颗重磅炸弹：德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K.P.Fischer）的《德国反犹史》。笔者一气呵成读完此书，心生佩服，这是一本相当出色的研究论著。不说它的文献充实，不说它的视野开阔，更不说此作的思维缜密，译笔清新，就是这穿插于其中只言片语的点评，具体而生动的细节，都给人灵光乍现的感觉。
从排犹、恐犹到屠犹
1871年，一位犹太裔的普鲁士国家下议院议员在犹太人获得法律上的地位时，如释重负地评论说：“经过多年无望的苦苦等待，我们终于停泊在了安全的海港。”历史的吊诡在于，这位乐观的议员可曾预料到在六十年之后的德国所发生的一切。那时，曾经安全的港湾早已沦为人间地狱，“大屠杀后再对其进行回望和观察，这个事件在历史评价方面的悲剧性错误急切地需要一个解释。”费舍尔的话里满含叹息。
做这种历史梳理并不容易。在材料堆积与主观好恶之间，研究者往往掌握不好平衡。好在费舍尔的叙述颇有分寸感，从早期欧洲的排犹史，病态恐犹主义的兴起直到晚期的血腥大屠杀，事无巨细，娓娓道来，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整个德国反犹历史的基本脉络，并在云遮雾绕的复杂历史境况中，试图讲述大屠杀的因果关联，为这一超乎想象的人类疯狂找到一丝理性的线索。
欧洲人排犹的故事，自古就有。关于犹太人的种种传言，流传甚广。说犹太人跟魔鬼结盟，说犹太人杀害小孩来祭神，说犹太人拥有世界阴谋，说犹太人是阴险的高利贷者。在各种文学作品中他们被“描写成大母猪，或是有着黑黝黝的面孔、鹰钩鼻、鬈曲的头发，浑身散发着恶臭的味道”。文艺复兴时的英国，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冷血无情；十九世纪的法国，德雷福斯遭人诬陷；在沙皇俄国共产苏联，排犹事件亦动辄发生。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走到欧洲何地，犹太人都遭人嫉恨，顶了个莫须有的罪名。
毫无疑问，排犹之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脱不了干系。但费舍尔却向我们指出，尽管排犹是欧洲事件，但病态的恐犹主义，要想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事情，恐怕是德国独有的。随着十九世纪生物种族主义的登场亮相，新的排犹主义出现。之后否的一战失败，大大激化了德国国内的排犹情绪。到了1918年后，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憎恨与日俱增，并超过了其他国家。随后德国式的恐犹症又进一步在纳粹政权的意识形态煽动下，演变成纳粹恐犹症。犹太的形象进一步妖魔化，他们是劣等民族，是德国社会机体里的脓疮（戈培尔语）；犹太的处境也进一步恶化，轻则被迫离开家园，颠沛流离远渡重洋，重则遭遇灭顶之灾，最终化为奥斯维辛上空的一缕青烟。
这是犹太人的悲剧。种种的神话与生物学的谣言使他们背负莫须有的罪名。同时，他们在政治上的冷漠，经济上的富足，以及宗教上的和平主义，使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直至满盘皆负；这也是德国人的悲剧。因为在近代解放运动之后，犹太人早已融入德国文化，将自己视为一个纯正的德国人。对犹太宣战，很大程度上是德国人对德国人的战争。犹太人的身份意识在这一刻才觉醒，但却无所归依。我不是德国人，那我是谁？茨威格满含感伤地书写“昨日的世界”；爱因斯坦则愤然声明不回德国。这更是人类的悲剧，人类的生命良知遭受亵渎。某个人会因为杀一个人而感到畏惧，但他却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信念而夺取数百万人的生命。
不容忽视的“德国因素”
“指导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力图避免在叙述过程中通常会碰到的那个极端：恐德症和道歉性质的修正主义”。一方面，作者通过梳理各个时期德国反犹主义的状况，将纳粹的大屠杀与一般的排犹浪潮予以区分，进而说明，反犹主义并不绝对导致大屠杀；另一方面，他将德国特有的阴暗文化心理与纳粹高层人物的人格相关联，进而表明崇高意识形态背后的卑鄙目的，“邪恶的狡猾之处在于它有时也会戴上高尚的面具。”因此，我们在不把罪责推给全体德国人的同时，却不能忽视“德国因素”，历史的机缘促成这些因素孕育出最后纳粹式的疯狂。
所谓的“德国因素”是什么？费舍尔告诉我们，“德国人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不加怀疑地对权威俯首称臣。”这种思维习惯来自于遥远的传统，即便是二十世纪号称以“批判与解构”为弘旨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竟也喊出“不要让思想和学说做你的指导，元首是唯一的德国的现实和法律”这样的昏话。此言一语道出了德国文化远离甚至抵制近代启蒙的实质。
尽管德国文化有过康德、歌德和席勒创造的黄金时代，但费舍尔依然诚实地告诉我们，这只是启蒙浪潮在个别领域的昙花一现，“德国的启蒙运动主要是由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发起，且对政治漠不关心，行事谨慎，在大方向上走的是形而上学的路线”，它提出了崇高的博爱和自我教育的哲学思想，“但它只是预想一种建立在纯粹的美学和精神层面上的个人自我发展的思想模式，却忽视了改变政治体系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个人自我发展的思想模式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于是个人的内在自由，竟与外部必须严格服从的政治权威没有什么瓜葛。
作者对德国浪漫派作出负面评价，认为保留了一种农业的、前工业时期的意识形态，敌视理性，并通过神话的方式宣扬“恶魔的存在，非理性的力量和在死亡阴影里的黑暗生活的一面”。即便在《格林童话》中都包含了许多阴暗的生命意识，塑造着一代代的德国民众与他们的统治者。关于犹太人是魔鬼的故事，就是这样不胫而走。尽管莱辛和门德尔松的友谊显示了某种和解的可能，但萦绕德国人脑海中的终究是挥之不去的看法，“一旦是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
在这一传统中，德国教育常常只培养政治驯服工具。他们盲从迷信，缺乏必要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特点自然被后来的纳粹党魁善加利用。他们拒不接受当时最进步的魏玛宪政，却对希特勒神祗式的独裁期待甚高；同时，大多数人还会接受明显荒唐的生物种族学说，服膺于犹太是战争失败幕后黑手的舆论。于是，当这种德国式的政治非理性与犹太式的政治冷漠（犹太因为共同体生活的缺乏而缺乏政治意识）相遇之时，反犹行动就彻底演化为大屠杀，突变为超乎想象的“最终解决”。
现代性与大屠杀
1941年11月18日，希姆莱向德国新闻记者团体宣告，“对欧洲所有犹太人的生物灭绝行动已经开始了。”五个集中营开始履行它的罪恶使命。令人发怵的“最终解决”终成事实，六百万犹太人遭受工厂式屠杀，举世震惊。从最初的安乐死到最终的种族清洗，短短几年间，纳粹制造了人间最大的罪恶。我们难以相信良知良能的人竟会在此刻成为魔鬼，弗里德伦德尔则提示我们：“在一个只生产尸体的工厂，人很快就会变得麻木，失去和受害者及其他人之间的感情联系。”
从阿多诺、鲍曼到阿伦特，不少学者都将“坐在桌椅上的屠夫”的出现，视为现代性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费舍尔对此并不苟同，认为将纳粹的疯狂行动仅仅归于“平庸的罪恶”，“其实是一种自欺和撒谎”。我们的确应该看到，将现代性与大屠杀直接关联，意味着纳粹的罪恶不是德国人特有的罪恶，而是普遍的政治现代性的通病。这在一定程度上，这为刽子手们找到了辩护的理由，也为纳粹政权推卸了罪责。
阿伦特的深刻与片面并行而至，她看到了现代性功能主义在大屠杀中发挥了作用，但没看到这一功能主义背后暗藏着不可告人的意识形态操控，同样，她看到了法庭上艾希曼的低能平庸，却没有看到希特勒、希姆莱、海因利希们身上的人格分裂，精神错乱。理性与科技在二十世纪的大屠杀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操控它们背后的却是带有神话性质的谬论与荒诞不经的谎言，看到了这些，我们是否还要让理性背上骂名，启蒙担上罪责，现代性担负起人类全部罪恶的十字架？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该忘却康德关于启蒙的教诲：公开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只言片语，说不尽这部充满细节的著作，更讲不完这有血有肉的历史。一段历史一段沉重。沉重的不仅是心境，而且也是文字。感叹作家费舍尔巨大的耐性和毅力，能将这漫漫的沉重化作一行行从容的语句。面对人间的疯狂，他坚决地跳出疯狂，平静地诉诸理智，在这涓涓细流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深邃博大的生命情怀。
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几乎是一场梦魇，启蒙理想遭受重创，文明世界颜面扫地，历史虚无主义则在深处发端，滋生蔓延。纳粹和第三帝国的问题，随着反法西斯胜利纪念，在国内炒得火热。前有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Shirer,W.L）厚厚三大卷的经典《第三帝国的兴亡》，后有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哈夫讷（Sebastian Haffner）分析精到的薄薄小册子《解读希特勒》，此次江苏人民出版社又扔下一颗重磅炸弹：德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K.P.Fischer）的《德国反犹史》。笔者一气呵成读完此书，心生佩服，这是一本相当出色的研究论著。不说它的文献充实，不说它的视野开阔，更不说此作的思维缜密，译笔清新，就是这穿插于其中只言片语的点评，具体而生动的细节，都给人灵光乍现的感觉。
从排犹、恐犹到屠犹
1871年，一位犹太裔的普鲁士国家下议院议员在犹太人获得法律上的地位时，如释重负地评论说：“经过多年无望的苦苦等待，我们终于停泊在了安全的海港。”历史的吊诡在于，这位乐观的议员可曾预料到在六十年之后的德国所发生的一切。那时，曾经安全的港湾早已沦为人间地狱，“大屠杀后再对其进行回望和观察，这个事件在历史评价方面的悲剧性错误急切地需要一个解释。”费舍尔的话里满含叹息。
做这种历史梳理并不容易。在材料堆积与主观好恶之间，研究者往往掌握不好平衡。好在费舍尔的叙述颇有分寸感，从早期欧洲的排犹史，病态恐犹主义的兴起直到晚期的血腥大屠杀，事无巨细，娓娓道来，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整个德国反犹历史的基本脉络，并在云遮雾绕的复杂历史境况中，试图讲述大屠杀的因果关联，为这一超乎想象的人类疯狂找到一丝理性的线索。
欧洲人排犹的故事，自古就有。关于犹太人的种种传言，流传甚广。说犹太人跟魔鬼结盟，说犹太人杀害小孩来祭神，说犹太人拥有世界阴谋，说犹太人是阴险的高利贷者。在各种文学作品中他们被“描写成大母猪，或是有着黑黝黝的面孔、鹰钩鼻、鬈曲的头发，浑身散发着恶臭的味道”。文艺复兴时的英国，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冷血无情；十九世纪的法国，德雷福斯遭人诬陷；在沙皇俄国共产苏联，排犹事件亦动辄发生。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走到欧洲何地，犹太人都遭人嫉恨，顶了个莫须有的罪名。
毫无疑问，排犹之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脱不了干系。但费舍尔却向我们指出，尽管排犹是欧洲事件，但病态的恐犹主义，要想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事情，恐怕是德国独有的。随着十九世纪生物种族主义的登场亮相，新的排犹主义出现。之后否的一战失败，大大激化了德国国内的排犹情绪。到了1918年后，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憎恨与日俱增，并超过了其他国家。随后德国式的恐犹症又进一步在纳粹政权的意识形态煽动下，演变成纳粹恐犹症。犹太的形象进一步妖魔化，他们是劣等民族，是德国社会机体里的脓疮（戈培尔语）；犹太的处境也进一步恶化，轻则被迫离开家园，颠沛流离远渡重洋，重则遭遇灭顶之灾，最终化为奥斯维辛上空的一缕青烟。
这是犹太人的悲剧。种种的神话与生物学的谣言使他们背负莫须有的罪名。同时，他们在政治上的冷漠，经济上的富足，以及宗教上的和平主义，使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直至满盘皆负；这也是德国人的悲剧。因为在近代解放运动之后，犹太人早已融入德国文化，将自己视为一个纯正的德国人。对犹太宣战，很大程度上是德国人对德国人的战争。犹太人的身份意识在这一刻才觉醒，但却无所归依。我不是德国人，那我是谁？茨威格满含感伤地书写“昨日的世界”；爱因斯坦则愤然声明不回德国。这更是人类的悲剧，人类的生命良知遭受亵渎。某个人会因为杀一个人而感到畏惧，但他却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信念而夺取数百万人的生命。
不容忽视的“德国因素”
“指导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力图避免在叙述过程中通常会碰到的那个极端：恐德症和道歉性质的修正主义”。一方面，作者通过梳理各个时期德国反犹主义的状况，将纳粹的大屠杀与一般的排犹浪潮予以区分，进而说明，反犹主义并不绝对导致大屠杀；另一方面，他将德国特有的阴暗文化心理与纳粹高层人物的人格相关联，进而表明崇高意识形态背后的卑鄙目的，“邪恶的狡猾之处在于它有时也会戴上高尚的面具。”因此，我们在不把罪责推给全体德国人的同时，却不能忽视“德国因素”，历史的机缘促成这些因素孕育出最后纳粹式的疯狂。
所谓的“德国因素”是什么？费舍尔告诉我们，“德国人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不加怀疑地对权威俯首称臣。”这种思维习惯来自于遥远的传统，即便是二十世纪号称以“批判与解构”为弘旨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竟也喊出“不要让思想和学说做你的指导，元首是唯一的德国的现实和法律”这样的昏话。此言一语道出了德国文化远离甚至抵制近代启蒙的实质。
尽管德国文化有过康德、歌德和席勒创造的黄金时代，但费舍尔依然诚实地告诉我们，这只是启蒙浪潮在个别领域的昙花一现，“德国的启蒙运动主要是由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发起，且对政治漠不关心，行事谨慎，在大方向上走的是形而上学的路线”，它提出了崇高的博爱和自我教育的哲学思想，“但它只是预想一种建立在纯粹的美学和精神层面上的个人自我发展的思想模式，却忽视了改变政治体系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个人自我发展的思想模式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于是个人的内在自由，竟与外部必须严格服从的政治权威没有什么瓜葛。
作者对德国浪漫派作出负面评价，认为保留了一种农业的、前工业时期的意识形态，敌视理性，并通过神话的方式宣扬“恶魔的存在，非理性的力量和在死亡阴影里的黑暗生活的一面”。即便在《格林童话》中都包含了许多阴暗的生命意识，塑造着一代代的德国民众与他们的统治者。关于犹太人是魔鬼的故事，就是这样不胫而走。尽管莱辛和门德尔松的友谊显示了某种和解的可能，但萦绕德国人脑海中的终究是挥之不去的看法，“一旦是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
在这一传统中，德国教育常常只培养政治驯服工具。他们盲从迷信，缺乏必要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特点自然被后来的纳粹党魁善加利用。他们拒不接受当时最进步的魏玛宪政，却对希特勒神祗式的独裁期待甚高；同时，大多数人还会接受明显荒唐的生物种族学说，服膺于犹太是战争失败幕后黑手的舆论。于是，当这种德国式的政治非理性与犹太式的政治冷漠（犹太因为共同体生活的缺乏而缺乏政治意识）相遇之时，反犹行动就彻底演化为大屠杀，突变为超乎想象的“最终解决”。
现代性与大屠杀
1941年11月18日，希姆莱向德国新闻记者团体宣告，“对欧洲所有犹太人的生物灭绝行动已经开始了。”五个集中营开始履行它的罪恶使命。令人发怵的“最终解决”终成事实，六百万犹太人遭受工厂式屠杀，举世震惊。从最初的安乐死到最终的种族清洗，短短几年间，纳粹制造了人间最大的罪恶。我们难以相信良知良能的人竟会在此刻成为魔鬼，弗里德伦德尔则提示我们：“在一个只生产尸体的工厂，人很快就会变得麻木，失去和受害者及其他人之间的感情联系。”
从阿多诺、鲍曼到阿伦特，不少学者都将“坐在桌椅上的屠夫”的出现，视为现代性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费舍尔对此并不苟同，认为将纳粹的疯狂行动仅仅归于“平庸的罪恶”，“其实是一种自欺和撒谎”。我们的确应该看到，将现代性与大屠杀直接关联，意味着纳粹的罪恶不是德国人特有的罪恶，而是普遍的政治现代性的通病。这在一定程度上，这为刽子手们找到了辩护的理由，也为纳粹政权推卸了罪责。
阿伦特的深刻与片面并行而至，她看到了现代性功能主义在大屠杀中发挥了作用，但没看到这一功能主义背后暗藏着不可告人的意识形态操控，同样，她看到了法庭上艾希曼的低能平庸，却没有看到希特勒、希姆莱、海因利希们身上的人格分裂，精神错乱。理性与科技在二十世纪的大屠杀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操控它们背后的却是带有神话性质的谬论与荒诞不经的谎言，看到了这些，我们是否还要让理性背上骂名，启蒙担上罪责，现代性担负起人类全部罪恶的十字架？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该忘却康德关于启蒙的教诲：公开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只言片语，说不尽这部充满细节的著作，更讲不完这有血有肉的历史。一段历史一段沉重。沉重的不仅是心境，而且也是文字。感叹作家费舍尔巨大的耐性和毅力，能将这漫漫的沉重化作一行行从容的语句。面对人间的疯狂，他坚决地跳出疯狂，平静地诉诸理智，在这涓涓细流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深邃博大的生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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