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制片是怎样炼成的——《远去的回响》阅读笔记
傍晚，穿行在弄堂里，从一家人家的窗口飘出来一个瓮声瓮气的熟悉的声音。完全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但是——是尚华！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判断使我的心猛烈地震颤了一下，随即想到，他们的声音也许是真正不朽的。
为什么如此伤感？因为这些声音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响彻了我生命的角角落落，更因为这几年结识了几位声音的主人，他们的淳朴、豁达、热情和智慧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对追随他们，寻觅那些散落在记忆边缘的往事充满了热情。比如手边这本曹雷老师的新著，《远去的回响》，这里就有整整三代译制片工作者的生命痕迹。这是用无限的热爱写成的书啊，读它的时候怎么可以不怀着同样的热爱呢？
我还记得几个月前去医院探望卧病的曹雷老师的情形。那时候曹老师刚刚从阴阳界边挣扎着回来，却依然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床头摆着几本有趣的闲书，寂寞的时候她就看这些书。苏秀老师这么形容曹雷老师：“人活一辈子，她活两辈子”。正是凭着这股把一辈子当几辈子活的劲头，刚刚摆脱了病魔的纠缠，曹老师就一口气写了两本书，视角、主题各不相同，却都围绕着译制片的话题展开，文笔灵动，收放有致，情趣盎然。
中国译制片是一个兴也时势、败也时势的艺术门类。它的起步、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遭遇的每一次顿挫，取得的每一点收获，无不折射了中国现代变化万千的历史风云。解读中国译制片史，因此也成为解读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功课之一。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完整经历了这段历史的老人们有很多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带走了他们的艺术，带走了他们的故事，也带走了构筑中国译制片史的许多丰富的、感人的细节。在今天，完整还原这个相对来说是如此年轻的艺术品种的历史，居然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多么令人伤感和无奈。正因为此，《远去的回响》的写作和出版，又是多么令人愉快和振奋！
明年将逢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五十周年厂庆。五十年的建厂史，加上此前上影厂翻译片组的草创期，用陈丹青老师的话说，前无古人地星光灿烂！今天，面对这个前人辛苦打造的译制片的历史，除了怀旧的温情，我们还有些什么呢？除了一遍又一遍地嗟叹、回味，我们还应当，还能够做些什么呢？这本《远去的回响》和此前苏秀老师的《我的配音生涯》（文汇出版社）就是一种回答方式。刚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曹雷老师对我说：“现在很多搞译制片的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本子，不知道应该怎么数口型，不知道应该怎么体验，怎么表演，演员不懂，翻译不懂，导演也不懂。所以我想我有责任把我几十年的配音经验整理出来，留给他们，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于是我们有幸见证了曹雷老师和译制片配音事业一见如故、两情相悦、天长地久的心灵史。在书里，她的愉快和烦恼，感恩和怜悯，坚执和困惑，成功和疏漏，涓滴无遗，一一展示，看完全书，脱口而出的是《蒲田进行曲》里小夏（曹雷老师配音）的台词：“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姑且不论那些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制作工序，也暂时不谈作为译制片工作者必须拥有并且必须时时更新的各方面的知识储备，仅仅在勤谨严肃、一丝不苟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这本书就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具备典范意义的例子。比如，陈叙一先生翻译的一部美国电视系列片的剧本：“在稿纸的边圈上总要写满注解，有双关语的地方，总要注明台词里包含的两重意思。”又如，在译配《蒲田进行曲》时，“毕克导演指出，我呼吸的气口与原片'拧'了，虽然看不见口型，但原片演员松坂庆子双肩的耸动是看得出她何时吸气，何时抽泣的，我没有赶上她的节奏。”如此说来，我们现在经常引为奇迹的“上译神话”其实一点也不神秘，就是这样普普通通又极不普通的对每一个剧本、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呼吸的精雕细琢，一丝丝记取，一寸寸累积，一缕缕传递，终于造就了译制片的经典时代。
我非常喜欢看京剧，看戏之余，也喜欢看京剧演员谈戏的录像和文章，看（听）他们细致入微地讲述塑造舞台人物、设计动作、唱腔的经验。特别是当他们谈到如何将同一行当、同一流派、同一类型的不同人物，通过外部分析、内心体验区分开来，实在是大有讲究。在《远去的回响》里，我也惊喜地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段落：比如《你还记得爱吗？》和《多叶之秋》两部电视剧对两个职业、性格、病情各异的老年痴呆症病人的不同处理，在《换房》、《布加勒斯特的居民证》、《尼科拉斯·尼克尔贝》等六部译制片中对六位身份不同、教养不同，却都需要高门大嗓的角色的处理，更有在《罗马之战》、《希西公主》、《铁面人》等十三部影视剧中对十三个皇室女性角色各自特征的分析，令人心驰神往，大开眼界。我非常高兴在书里读到这样的回忆——“记得导演伍经纬对我说：'你配的这个角色是个“女花脸”，说得再仔细一些，是个“女铜锤”。'他说得很形象，一下让我抓住了人物基调。”伍经纬老师先用“女花脸”定义人物的行当归属，再用“女铜锤”强调出人物“唱工”繁重的特点，这是多么高明的导演艺术！由此又联想到，苏秀老师曾经提起，陈叙一说过，“杨文元是铜锤花脸，是我们演员中的缺一门。”可见我们的译制片在行当区分、音型搭配这样的关键问题上曾经深刻地借鉴了京剧。想到此，顿觉译制片这个艺术门类，虽然年轻，却底蕴无限。对译制片的风雨历程和艺术规律的的探讨、研究、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如何引领新一代译制片工作者继往开来，实在是大可捉摸的一件事情。
曹雷老师把六十部译制片的配音笔记整理成册，定名为《远去的回响》。我从一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觉得太过伤感，劝她改个题目，但是终因写书难，定题目更难而作罢。现在看来，这个题目其实也并不伤感。因为这本书其实是把那些渐行渐远的回声拉回到我们耳边来了。对于我们这些译制片的爱好者来说，中国译制片的温润之声是永远也不会远去，永远都不会消逝的。
（曹雷：《远去的回响——六十部译制片配音笔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8月）
为什么如此伤感？因为这些声音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响彻了我生命的角角落落，更因为这几年结识了几位声音的主人，他们的淳朴、豁达、热情和智慧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对追随他们，寻觅那些散落在记忆边缘的往事充满了热情。比如手边这本曹雷老师的新著，《远去的回响》，这里就有整整三代译制片工作者的生命痕迹。这是用无限的热爱写成的书啊，读它的时候怎么可以不怀着同样的热爱呢？
我还记得几个月前去医院探望卧病的曹雷老师的情形。那时候曹老师刚刚从阴阳界边挣扎着回来，却依然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床头摆着几本有趣的闲书，寂寞的时候她就看这些书。苏秀老师这么形容曹雷老师：“人活一辈子，她活两辈子”。正是凭着这股把一辈子当几辈子活的劲头，刚刚摆脱了病魔的纠缠，曹老师就一口气写了两本书，视角、主题各不相同，却都围绕着译制片的话题展开，文笔灵动，收放有致，情趣盎然。
中国译制片是一个兴也时势、败也时势的艺术门类。它的起步、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遭遇的每一次顿挫，取得的每一点收获，无不折射了中国现代变化万千的历史风云。解读中国译制片史，因此也成为解读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功课之一。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完整经历了这段历史的老人们有很多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带走了他们的艺术，带走了他们的故事，也带走了构筑中国译制片史的许多丰富的、感人的细节。在今天，完整还原这个相对来说是如此年轻的艺术品种的历史，居然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多么令人伤感和无奈。正因为此，《远去的回响》的写作和出版，又是多么令人愉快和振奋！
明年将逢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五十周年厂庆。五十年的建厂史，加上此前上影厂翻译片组的草创期，用陈丹青老师的话说，前无古人地星光灿烂！今天，面对这个前人辛苦打造的译制片的历史，除了怀旧的温情，我们还有些什么呢？除了一遍又一遍地嗟叹、回味，我们还应当，还能够做些什么呢？这本《远去的回响》和此前苏秀老师的《我的配音生涯》（文汇出版社）就是一种回答方式。刚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曹雷老师对我说：“现在很多搞译制片的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本子，不知道应该怎么数口型，不知道应该怎么体验，怎么表演，演员不懂，翻译不懂，导演也不懂。所以我想我有责任把我几十年的配音经验整理出来，留给他们，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于是我们有幸见证了曹雷老师和译制片配音事业一见如故、两情相悦、天长地久的心灵史。在书里，她的愉快和烦恼，感恩和怜悯，坚执和困惑，成功和疏漏，涓滴无遗，一一展示，看完全书，脱口而出的是《蒲田进行曲》里小夏（曹雷老师配音）的台词：“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姑且不论那些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制作工序，也暂时不谈作为译制片工作者必须拥有并且必须时时更新的各方面的知识储备，仅仅在勤谨严肃、一丝不苟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这本书就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具备典范意义的例子。比如，陈叙一先生翻译的一部美国电视系列片的剧本：“在稿纸的边圈上总要写满注解，有双关语的地方，总要注明台词里包含的两重意思。”又如，在译配《蒲田进行曲》时，“毕克导演指出，我呼吸的气口与原片'拧'了，虽然看不见口型，但原片演员松坂庆子双肩的耸动是看得出她何时吸气，何时抽泣的，我没有赶上她的节奏。”如此说来，我们现在经常引为奇迹的“上译神话”其实一点也不神秘，就是这样普普通通又极不普通的对每一个剧本、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呼吸的精雕细琢，一丝丝记取，一寸寸累积，一缕缕传递，终于造就了译制片的经典时代。
我非常喜欢看京剧，看戏之余，也喜欢看京剧演员谈戏的录像和文章，看（听）他们细致入微地讲述塑造舞台人物、设计动作、唱腔的经验。特别是当他们谈到如何将同一行当、同一流派、同一类型的不同人物，通过外部分析、内心体验区分开来，实在是大有讲究。在《远去的回响》里，我也惊喜地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段落：比如《你还记得爱吗？》和《多叶之秋》两部电视剧对两个职业、性格、病情各异的老年痴呆症病人的不同处理，在《换房》、《布加勒斯特的居民证》、《尼科拉斯·尼克尔贝》等六部译制片中对六位身份不同、教养不同，却都需要高门大嗓的角色的处理，更有在《罗马之战》、《希西公主》、《铁面人》等十三部影视剧中对十三个皇室女性角色各自特征的分析，令人心驰神往，大开眼界。我非常高兴在书里读到这样的回忆——“记得导演伍经纬对我说：'你配的这个角色是个“女花脸”，说得再仔细一些，是个“女铜锤”。'他说得很形象，一下让我抓住了人物基调。”伍经纬老师先用“女花脸”定义人物的行当归属，再用“女铜锤”强调出人物“唱工”繁重的特点，这是多么高明的导演艺术！由此又联想到，苏秀老师曾经提起，陈叙一说过，“杨文元是铜锤花脸，是我们演员中的缺一门。”可见我们的译制片在行当区分、音型搭配这样的关键问题上曾经深刻地借鉴了京剧。想到此，顿觉译制片这个艺术门类，虽然年轻，却底蕴无限。对译制片的风雨历程和艺术规律的的探讨、研究、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如何引领新一代译制片工作者继往开来，实在是大可捉摸的一件事情。
曹雷老师把六十部译制片的配音笔记整理成册，定名为《远去的回响》。我从一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觉得太过伤感，劝她改个题目，但是终因写书难，定题目更难而作罢。现在看来，这个题目其实也并不伤感。因为这本书其实是把那些渐行渐远的回声拉回到我们耳边来了。对于我们这些译制片的爱好者来说，中国译制片的温润之声是永远也不会远去，永远都不会消逝的。
（曹雷：《远去的回响——六十部译制片配音笔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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