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街一世界
……将逼真的叙事艺术和严正的观察能力结合于作品之中，驱使我们去认识那被掩盖的历史的存在。……他的叙述的权威来自他的记忆，他记住了他人所遗忘的，那被征服的历史。
——瑞典文学院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1]
在差三个月到二十三周岁的时候(1954年)，V•S•奈保尔（1932－）在伦敦BBC的一间屋子里开始写他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大街》（Miguel Street），五年后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文坛的注意。这不仅令他捧得毛姆奖，还确立了他“幽默作家”和“街头生活作家”的地位。
《米格尔街》由十七个平行展开的短篇编制而成，每一篇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相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出现，相互指涉，形成片断与整体、串连与复现相结合的互文结构。
奈保尔把故事的发生地点固定在特立尼达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上。那里贫困、脏乱，“要是有陌生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只能说一句：‘贫民窟！’”，即使在这样的地方，住在这里的人也把它看成是一个世界，而这里所以的人也是各有独到之处。这种将人物、故事等固定在一个特定区域的叙事方式，会令人不自觉地想起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和鲁迅笔下的未庄。马孔多、约克纳帕塔法和未庄都是作家虚构的地方，米格尔街却是奈保尔生长的地方，但是亦不能因此就断定确有米格尔这条街，在《注册会计泰特斯•霍伊特》中，作者写道：“可是，我却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找到了差不多六条叫米格尔的街，可是哪条街上都没有我家的房子。”所以，与其说米格尔街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街，还不如说，米格尔街只是奈保尔成长环境的一个代名词，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市井社会一幅真实的风情画。这条街上的一切并不新奇，在特立尼达，到处都是这样的街。那么即使奈保尔的写作是依据了自己的经历，这些小说也不会因此而失去普遍的意义。
《米格尔街》好读，真实、质朴，当然好读并不代表它的意义浅显。在这十七篇小说里，充满了断裂性。故事中所体现出来的断裂性，首先表现在一种弥漫于全篇的孤独感，人与人之间交流障碍上面。
在一开篇的《博加特》中，奈保尔就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孤独、间隔的信息。“我所认识的人中他是最乏味的”，而所谓的乏味是因为他“总是低着头闷声不响……从不笑出声来，也从没讲过什么故事……”，博加特很神秘，因为他“平时很少对他们吐露什么”。虽然大家都觉得遇到什么喜庆日或其他重大时刻，可不能少了“博加特”，实际人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相互了解。同样在《乔治与他的粉红色房子》中也提到：“乔治从未和米格尔街的哥们儿混在一起过，对此他也毫不在意。”与乔治不主动与邻居交往相反的是，曼门却是被排挤在人群之外，“米格尔街上人人都说曼门疯了，全不理睬他”。比哈特执着于对机器的修理，墨尔根执着于焰火的制造，波普沉醉在做他那些“叫不出名堂的东西”，而布莱克•沃滋沃斯痴迷于诗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心里的孤独感。
而《米格尔街》中所涉及到的夫妻关系问题，也集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境。在文中出现的众多人物中，没有一对是婚姻幸福美满的。博加特重婚又将新妇遗弃，波普的老婆离家出走，乔治从未停止打老婆和孩子，布莱克•沃滋沃斯幻想并不存在的爱情，墨尔根太太是“母老虎、西班牙婆娘”，比哈库拿老婆出气，爱德华被骗被抛弃，海特与多丽“是街上最古怪的一对”，虽然他们从未吵架，却像“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关于海瑞拉夫人的故事《爱，爱，爱，孤独》则是直接写出了孤独的主题。自古以来，爱情都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是人人向往的最美好的事，爱情可以消除两个人之间一切的孤单寂寞，让彼此感受到支持的力量。可是在奈保尔的笔下，爱，却与孤独共存，或许爱同时也制造了孤独。
奈保尔笔下的孤独，让我联想到马尔克斯。马尔克斯的诺贝尔受奖演说题目是《拉丁美洲的孤独》，且不说内容如何，单单“孤独”二字，就值得细细品味。在马尔克斯的笔下，马孔多其实是一个落后、封闭、被现代历史遗忘的、边缘化的发展国家和地域的象征和缩影。虽然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了磁铁、冰这些发明，是现代性因素的象征。但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马孔多的历史命运，统治马孔多的仍是魔幻的现实和具有神话和原型色彩的原始生活形态。这种魔幻现实主义最终与整个拉美大陆的孤独感联系在一起，揭示的是一个孤独、落后的大陆。但是悖论恰恰隐含其中。马孔多人真的感到孤独吗？是谁赋予了马孔多人以孤独感？这种拉丁美洲的孤独来源于何处？可以看出，这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理念密切相关。一方面，马尔克斯正是站在拉美民族立场上才发现了民族被殖民被奴役最终却仍然被现代历史遗弃的宿命。但另一方面，他之所以洞见了“孤独”，又恰恰因为他是站在西方的现代性——现代历史的角度，才会有这种“孤独”的感受。孤独感在本质上来源于“他者”的观照视角和眼光。……所以，所谓“拉丁美洲的孤独”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化时代后殖民话语的一种体现。[2]奈保尔生长在西印度群岛，这里也是“拉丁美洲的孤独”中的一部分。在写作《米格尔街》的时候，他已经身在英伦，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教育，开始像一个地道的欧洲人一样生活。所以他在身份与写作视角上，与马尔克斯有诸多相似之处。虽然奈尔的作品没有马尔克斯那种魔幻感，但是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孤独感”。
谈到奈保尔就不可不谈他自身的移民经历，也正是他独特的成长历史和他身上的文化的断裂性，使得他的笔下总有那么一股深埋的孤独。
20世纪是人类迄今为止经历的最为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以及后冷战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使流亡和移民成为全球性的社会文化现象，也使流亡与文学的亲密关系得到空前的凸显和发展。一大批文人、作家、学者由于政治的、宗教的、个人的原因，或自愿或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漂泊于世界各地。一大批移民的后代在异国他乡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移民、流亡作家。他们的创作构成了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最丰富、复杂、迷人的文化景观之一。
众所周知，奈保尔也是一位移民作家，在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辞里，他被称为“一个文学世界里的漂泊者”。他的祖父1880年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北部漂洋过海移民特立尼达。奈保尔年幼时，父亲凭自学谋到特立尼达英语《卫报》记者之职，于是举家从乡间小镇搬迁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而在1950年，他又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牛津大学的奖学金，自此前往英伦，开始了新的人生。于是他成了特立尼达的“流放者”，英国的“外来者”，印度的“海外浪子”。[3]张德明教授曾写过一篇专门研究流亡文学的论文，即“流浪的缪斯 ——20世纪流亡文学初探”，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流亡首先意味着越过边界(cross border)。在20世纪特有的文化语境中，越界既是一种现实行为，也是一种象征表演(symbolic performance)。不管这种越界行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它都表示对以往生活的彻底否弃，对人类寻求幸福、自由的权利的确认，以及对某种理想境界的追求。……越界割断了流亡者与自己的家庭、亲人、朋友、祖国的联系纽带，使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解放，但也使他变得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寂寞。流亡者失却了归属感，像断了线的风筝，处在一种轻飘的失重状态。越界也打乱了传统的地域、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分界线。流亡者与移入国定居者的结合、移民后代与当地土著的杂交，形成种族、文化和语言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杂交的文化既给流亡文学带来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生活体验，也给流亡作家带来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和个人疏离感。”虽然“以往生活的彻底否弃”这样的说法有些极端，但是他所提到的流亡者那种“轻飘的失重状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上的精神分裂和个人疏离感”却能够在奈保尔的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与人谈起50年代刚从特立尼达移居英国牛津的那些日子时，还是心有余悸：“那是一个困难的岁月……我非常孤独……由于陌生和寂寞，我产生了精神混乱。远离家乡，远离熟人。牛津，这是一个疏离的世界。显然，一个人始终是个局外人。”[4]意大利裔加拿大女学者林达•哈切恩在与人合编的一部加拿大多元文化题材的小说《另外的孤独》序言中指出：“双重性是移民经验的本质。陷于两个世界之间，移民要转换一个新的社会空间；陷于两种文化且常常是两种语言之间，作家要转换一个新的文学空间。”[5]以个人的成长经历来看，从印度的贵族传统到特立尼达的殖民文化再到英国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奈保尔陷于的并不止是两个世界，面临的也不止是双重性，而是多重世界与文化多重性。于是他感到了自由也因此感到了无根的失重，产生了自我身份认同危机：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去向何方?这些问题也成了奈保尔小说中的中心话题。其实不止是奈保尔本人面临这样的问题，整个特立尼达，所有被殖民多年而又面临独立的前殖民地区的人们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文化强行进入多年以后，突然的断裂使得一切都不再自然，传统已不复存在，西化也不过是表面现象，是该向传统回归还是追寻着西方文化的足迹，这是个问题。因此，奈保尔的小说具有了普遍意义。
这种文化上的精神分裂、个人的疏离感和轻飘的失重状态，其实是一种“异化”，即：某人与某物或其他人的疏远。在这里就是无所适从，无法自我定位。一个人当他自己意识到自我的异化状况的时候，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当他开始分析异化的现象特征和原因的时候，他开始有了自主性；当他开始分析自我的本然和应然与目前的“自然”的时候，他开始了批评；当他把自己的思考放大到社会整体的时候，也是他的自我的异化放大到社会整体的时候；当一个人把自我和自然、他者对立起来的时候，他开始了从自然的异化；当一个人把现在的我和本我应然的我对立起来的时候，他开始的是自我的异化；当一个人认为他已经认识到了异化，并开始了反异化的长途跋涉的时候，他走的不过是另一种更高层次的异化——一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得朝向人类中极的异化——而且，这个终极的意义本来就始终处于被追问并异化的过程之中。所以，说到这里方才理解考夫曼的深刻：异化本就是人类生存的样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认识到这个样态，并积极思考如何去应付这种异化。这正如人为了生存就必须每天进食一样，那么，现实的问题就不是如何解决“不进食也可以让人生存”的问题，而是解决如何进食更有利于生存的问题。[6]（207）
在出身于异化的环境并且要思考如何认识和应付这种异化的过程中，奈保尔也曾充满疑惑。在《抵达之谜》中，他回忆说：“我在特立尼达岛以一种不太可能的方式接受了十九世纪末美学运动的思想和布卢姆斯伯里的思想……为了成为那种作家（就像我解释的那样），我只能变得虚伪起来，我只能假装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假装自己是另外一种背景下长大的人。”[7]奈保尔本人表达的已经很明确了，为了写作，他试图丢掉自己的背景，去模仿别人的生活。“‘模仿’的效果就是伪装……它不是要和背景协调一致，而是逆着杂色斑驳的背景而变得斑驳——特别像人类战争中的伪装技术。”[6]（247）奈保尔本人的模仿行为也体现在了他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博加特》的同名主人公原名“佩兴斯”，电影《卡萨布兰卡》走红特立尼达之后，米格尔街上的人都用电影中主人公的名字叫他“博加特”。这个沉默的人，在离开米格尔街又回来之后成了“街上最令人胆颤的人，甚至连大脚都承认害怕他”。而在第二次离开又回来以后，他“讲着一口地道的美国腔英语。兴许为了使自己的模仿更加逼真，他开始向孩子中间扩张。”《直到战争来临》中，战争爆发后，“爱德华彻头彻尾地投靠了美国人。他的衣着越来越美国化，还学会嚼口香糖，就连说话也拼命撇美国腔。”模仿一直是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反殖民主义者所采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抵抗形式。但这些可笑的模仿是对可以确定的文化的向往（当然这也是奈保尔本人的向往），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迷失，模仿不能解决新独立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无论怎么模仿都改变不了他、他们那“他者”的身份。
值得庆幸的是，奈保尔很快就认识到了，“在作家身份的掩盖下，隐藏印度侨民血统的做法，无论对我的素材还是对我本人都带来很大的损害。……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拼命地想找到一个答案：作为一名作家，我所需要的可能是什么样的素材。突然有一天，我眼前豁然开朗，我茅塞顿开……”我非常简练、快速地写下了我记忆中最普通的事情。我写了有关在西班牙港的街道，我的童年生活曾有一段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在奈保尔以后的作品中，尤其是《河湾》一书中，他仍在继续着追寻的主题，但是此时的奈保尔已经能够用比较平和的心态区面对自己的出身，面对无文化之根的现实。在《河湾》中，他借因达尔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也意识到邀请我来吃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说这些我一直都在说的话。此时我也想到，使我在这世界上无能为力的东西也能为我创造价值。美国人对我感兴趣，正是因为我的本色特征，正是因为我没偏见。”[8]不用抛弃自己的背景，不用模仿别人，表现出自己的本色特征，不带偏见的为自己，为后殖民地区的人们寻找未来的路，真诚的写作，事实证明这才是一条长远之路。
《米格尔街》只是奈保尔五十多年创作生涯的起点，但是这一起点却极有高度。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授奖词中也特别提到这部作品，说其中的短小故事“把契诃夫与特立尼达民间calypso小调结合在一起，奠定了幽默作家和街道生活讲述者的名声”[1]。奈保尔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一颗敏感的心。在《米格尔街》里他者揭示了第三世界人们的普遍困境，他的描写无情而又真实，使读者看到了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生追求的多样性。由此或许我们可以说多样性正是后殖民地区人们的存在方式。虽然，孤独、失落弥漫在米格尔街上，可是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奈保尔的渴望，对归宿的渴望，对文化家园的追寻，感受到他——一个处处无家处处家的“世界公民”——的思索与启悟。
——瑞典文学院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1]
在差三个月到二十三周岁的时候(1954年)，V•S•奈保尔（1932－）在伦敦BBC的一间屋子里开始写他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大街》（Miguel Street），五年后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文坛的注意。这不仅令他捧得毛姆奖，还确立了他“幽默作家”和“街头生活作家”的地位。
《米格尔街》由十七个平行展开的短篇编制而成，每一篇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相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出现，相互指涉，形成片断与整体、串连与复现相结合的互文结构。
奈保尔把故事的发生地点固定在特立尼达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上。那里贫困、脏乱，“要是有陌生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只能说一句：‘贫民窟！’”，即使在这样的地方，住在这里的人也把它看成是一个世界，而这里所以的人也是各有独到之处。这种将人物、故事等固定在一个特定区域的叙事方式，会令人不自觉地想起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和鲁迅笔下的未庄。马孔多、约克纳帕塔法和未庄都是作家虚构的地方，米格尔街却是奈保尔生长的地方，但是亦不能因此就断定确有米格尔这条街，在《注册会计泰特斯•霍伊特》中，作者写道：“可是，我却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找到了差不多六条叫米格尔的街，可是哪条街上都没有我家的房子。”所以，与其说米格尔街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街，还不如说，米格尔街只是奈保尔成长环境的一个代名词，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市井社会一幅真实的风情画。这条街上的一切并不新奇，在特立尼达，到处都是这样的街。那么即使奈保尔的写作是依据了自己的经历，这些小说也不会因此而失去普遍的意义。
《米格尔街》好读，真实、质朴，当然好读并不代表它的意义浅显。在这十七篇小说里，充满了断裂性。故事中所体现出来的断裂性，首先表现在一种弥漫于全篇的孤独感，人与人之间交流障碍上面。
在一开篇的《博加特》中，奈保尔就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孤独、间隔的信息。“我所认识的人中他是最乏味的”，而所谓的乏味是因为他“总是低着头闷声不响……从不笑出声来，也从没讲过什么故事……”，博加特很神秘，因为他“平时很少对他们吐露什么”。虽然大家都觉得遇到什么喜庆日或其他重大时刻，可不能少了“博加特”，实际人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相互了解。同样在《乔治与他的粉红色房子》中也提到：“乔治从未和米格尔街的哥们儿混在一起过，对此他也毫不在意。”与乔治不主动与邻居交往相反的是，曼门却是被排挤在人群之外，“米格尔街上人人都说曼门疯了，全不理睬他”。比哈特执着于对机器的修理，墨尔根执着于焰火的制造，波普沉醉在做他那些“叫不出名堂的东西”，而布莱克•沃滋沃斯痴迷于诗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心里的孤独感。
而《米格尔街》中所涉及到的夫妻关系问题，也集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境。在文中出现的众多人物中，没有一对是婚姻幸福美满的。博加特重婚又将新妇遗弃，波普的老婆离家出走，乔治从未停止打老婆和孩子，布莱克•沃滋沃斯幻想并不存在的爱情，墨尔根太太是“母老虎、西班牙婆娘”，比哈库拿老婆出气，爱德华被骗被抛弃，海特与多丽“是街上最古怪的一对”，虽然他们从未吵架，却像“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关于海瑞拉夫人的故事《爱，爱，爱，孤独》则是直接写出了孤独的主题。自古以来，爱情都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是人人向往的最美好的事，爱情可以消除两个人之间一切的孤单寂寞，让彼此感受到支持的力量。可是在奈保尔的笔下，爱，却与孤独共存，或许爱同时也制造了孤独。
奈保尔笔下的孤独，让我联想到马尔克斯。马尔克斯的诺贝尔受奖演说题目是《拉丁美洲的孤独》，且不说内容如何，单单“孤独”二字，就值得细细品味。在马尔克斯的笔下，马孔多其实是一个落后、封闭、被现代历史遗忘的、边缘化的发展国家和地域的象征和缩影。虽然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了磁铁、冰这些发明，是现代性因素的象征。但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马孔多的历史命运，统治马孔多的仍是魔幻的现实和具有神话和原型色彩的原始生活形态。这种魔幻现实主义最终与整个拉美大陆的孤独感联系在一起，揭示的是一个孤独、落后的大陆。但是悖论恰恰隐含其中。马孔多人真的感到孤独吗？是谁赋予了马孔多人以孤独感？这种拉丁美洲的孤独来源于何处？可以看出，这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理念密切相关。一方面，马尔克斯正是站在拉美民族立场上才发现了民族被殖民被奴役最终却仍然被现代历史遗弃的宿命。但另一方面，他之所以洞见了“孤独”，又恰恰因为他是站在西方的现代性——现代历史的角度，才会有这种“孤独”的感受。孤独感在本质上来源于“他者”的观照视角和眼光。……所以，所谓“拉丁美洲的孤独”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化时代后殖民话语的一种体现。[2]奈保尔生长在西印度群岛，这里也是“拉丁美洲的孤独”中的一部分。在写作《米格尔街》的时候，他已经身在英伦，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教育，开始像一个地道的欧洲人一样生活。所以他在身份与写作视角上，与马尔克斯有诸多相似之处。虽然奈尔的作品没有马尔克斯那种魔幻感，但是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孤独感”。
谈到奈保尔就不可不谈他自身的移民经历，也正是他独特的成长历史和他身上的文化的断裂性，使得他的笔下总有那么一股深埋的孤独。
20世纪是人类迄今为止经历的最为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以及后冷战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使流亡和移民成为全球性的社会文化现象，也使流亡与文学的亲密关系得到空前的凸显和发展。一大批文人、作家、学者由于政治的、宗教的、个人的原因，或自愿或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漂泊于世界各地。一大批移民的后代在异国他乡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移民、流亡作家。他们的创作构成了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最丰富、复杂、迷人的文化景观之一。
众所周知，奈保尔也是一位移民作家，在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辞里，他被称为“一个文学世界里的漂泊者”。他的祖父1880年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北部漂洋过海移民特立尼达。奈保尔年幼时，父亲凭自学谋到特立尼达英语《卫报》记者之职，于是举家从乡间小镇搬迁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而在1950年，他又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牛津大学的奖学金，自此前往英伦，开始了新的人生。于是他成了特立尼达的“流放者”，英国的“外来者”，印度的“海外浪子”。[3]张德明教授曾写过一篇专门研究流亡文学的论文，即“流浪的缪斯 ——20世纪流亡文学初探”，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流亡首先意味着越过边界(cross border)。在20世纪特有的文化语境中，越界既是一种现实行为，也是一种象征表演(symbolic performance)。不管这种越界行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它都表示对以往生活的彻底否弃，对人类寻求幸福、自由的权利的确认，以及对某种理想境界的追求。……越界割断了流亡者与自己的家庭、亲人、朋友、祖国的联系纽带，使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解放，但也使他变得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寂寞。流亡者失却了归属感，像断了线的风筝，处在一种轻飘的失重状态。越界也打乱了传统的地域、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分界线。流亡者与移入国定居者的结合、移民后代与当地土著的杂交，形成种族、文化和语言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杂交的文化既给流亡文学带来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生活体验，也给流亡作家带来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和个人疏离感。”虽然“以往生活的彻底否弃”这样的说法有些极端，但是他所提到的流亡者那种“轻飘的失重状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上的精神分裂和个人疏离感”却能够在奈保尔的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与人谈起50年代刚从特立尼达移居英国牛津的那些日子时，还是心有余悸：“那是一个困难的岁月……我非常孤独……由于陌生和寂寞，我产生了精神混乱。远离家乡，远离熟人。牛津，这是一个疏离的世界。显然，一个人始终是个局外人。”[4]意大利裔加拿大女学者林达•哈切恩在与人合编的一部加拿大多元文化题材的小说《另外的孤独》序言中指出：“双重性是移民经验的本质。陷于两个世界之间，移民要转换一个新的社会空间；陷于两种文化且常常是两种语言之间，作家要转换一个新的文学空间。”[5]以个人的成长经历来看，从印度的贵族传统到特立尼达的殖民文化再到英国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奈保尔陷于的并不止是两个世界，面临的也不止是双重性，而是多重世界与文化多重性。于是他感到了自由也因此感到了无根的失重，产生了自我身份认同危机：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去向何方?这些问题也成了奈保尔小说中的中心话题。其实不止是奈保尔本人面临这样的问题，整个特立尼达，所有被殖民多年而又面临独立的前殖民地区的人们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文化强行进入多年以后，突然的断裂使得一切都不再自然，传统已不复存在，西化也不过是表面现象，是该向传统回归还是追寻着西方文化的足迹，这是个问题。因此，奈保尔的小说具有了普遍意义。
这种文化上的精神分裂、个人的疏离感和轻飘的失重状态，其实是一种“异化”，即：某人与某物或其他人的疏远。在这里就是无所适从，无法自我定位。一个人当他自己意识到自我的异化状况的时候，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当他开始分析异化的现象特征和原因的时候，他开始有了自主性；当他开始分析自我的本然和应然与目前的“自然”的时候，他开始了批评；当他把自己的思考放大到社会整体的时候，也是他的自我的异化放大到社会整体的时候；当一个人把自我和自然、他者对立起来的时候，他开始了从自然的异化；当一个人把现在的我和本我应然的我对立起来的时候，他开始的是自我的异化；当一个人认为他已经认识到了异化，并开始了反异化的长途跋涉的时候，他走的不过是另一种更高层次的异化——一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得朝向人类中极的异化——而且，这个终极的意义本来就始终处于被追问并异化的过程之中。所以，说到这里方才理解考夫曼的深刻：异化本就是人类生存的样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认识到这个样态，并积极思考如何去应付这种异化。这正如人为了生存就必须每天进食一样，那么，现实的问题就不是如何解决“不进食也可以让人生存”的问题，而是解决如何进食更有利于生存的问题。[6]（207）
在出身于异化的环境并且要思考如何认识和应付这种异化的过程中，奈保尔也曾充满疑惑。在《抵达之谜》中，他回忆说：“我在特立尼达岛以一种不太可能的方式接受了十九世纪末美学运动的思想和布卢姆斯伯里的思想……为了成为那种作家（就像我解释的那样），我只能变得虚伪起来，我只能假装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假装自己是另外一种背景下长大的人。”[7]奈保尔本人表达的已经很明确了，为了写作，他试图丢掉自己的背景，去模仿别人的生活。“‘模仿’的效果就是伪装……它不是要和背景协调一致，而是逆着杂色斑驳的背景而变得斑驳——特别像人类战争中的伪装技术。”[6]（247）奈保尔本人的模仿行为也体现在了他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博加特》的同名主人公原名“佩兴斯”，电影《卡萨布兰卡》走红特立尼达之后，米格尔街上的人都用电影中主人公的名字叫他“博加特”。这个沉默的人，在离开米格尔街又回来之后成了“街上最令人胆颤的人，甚至连大脚都承认害怕他”。而在第二次离开又回来以后，他“讲着一口地道的美国腔英语。兴许为了使自己的模仿更加逼真，他开始向孩子中间扩张。”《直到战争来临》中，战争爆发后，“爱德华彻头彻尾地投靠了美国人。他的衣着越来越美国化，还学会嚼口香糖，就连说话也拼命撇美国腔。”模仿一直是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反殖民主义者所采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抵抗形式。但这些可笑的模仿是对可以确定的文化的向往（当然这也是奈保尔本人的向往），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迷失，模仿不能解决新独立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无论怎么模仿都改变不了他、他们那“他者”的身份。
值得庆幸的是，奈保尔很快就认识到了，“在作家身份的掩盖下，隐藏印度侨民血统的做法，无论对我的素材还是对我本人都带来很大的损害。……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拼命地想找到一个答案：作为一名作家，我所需要的可能是什么样的素材。突然有一天，我眼前豁然开朗，我茅塞顿开……”我非常简练、快速地写下了我记忆中最普通的事情。我写了有关在西班牙港的街道，我的童年生活曾有一段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在奈保尔以后的作品中，尤其是《河湾》一书中，他仍在继续着追寻的主题，但是此时的奈保尔已经能够用比较平和的心态区面对自己的出身，面对无文化之根的现实。在《河湾》中，他借因达尔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也意识到邀请我来吃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说这些我一直都在说的话。此时我也想到，使我在这世界上无能为力的东西也能为我创造价值。美国人对我感兴趣，正是因为我的本色特征，正是因为我没偏见。”[8]不用抛弃自己的背景，不用模仿别人，表现出自己的本色特征，不带偏见的为自己，为后殖民地区的人们寻找未来的路，真诚的写作，事实证明这才是一条长远之路。
《米格尔街》只是奈保尔五十多年创作生涯的起点，但是这一起点却极有高度。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授奖词中也特别提到这部作品，说其中的短小故事“把契诃夫与特立尼达民间calypso小调结合在一起，奠定了幽默作家和街道生活讲述者的名声”[1]。奈保尔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一颗敏感的心。在《米格尔街》里他者揭示了第三世界人们的普遍困境，他的描写无情而又真实，使读者看到了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生追求的多样性。由此或许我们可以说多样性正是后殖民地区人们的存在方式。虽然，孤独、失落弥漫在米格尔街上，可是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奈保尔的渴望，对归宿的渴望，对文化家园的追寻，感受到他——一个处处无家处处家的“世界公民”——的思索与启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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