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话语的革命——略述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文/魏英杰
这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化史稿。书中最有分量的部分，在于朱大可对新时期以来文化生态的精辟分析。作为 1980年代迄今中国文化嬗变的在场者与“他者”，朱大可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话语创造力，勾勒出这一场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文化剧变的清晰脉络及其后果。
一
与大多数文化研究文本不同的是，朱大可开创性地构建了一套广义流氓学体系，藉此进入文化堡垒的核心，对现行文化研究体系进行颠覆性重构。
所谓广义流氓学，建立在对流氓、流氓主义以及流氓话语的重新定义基础上。在朱大可的话语体系中，“流氓”并非传统理论给定的狭隘对象，而是拥有身份危机、异乡情结和精神焦虑三种识别标记的个体，从而大大扩大了“流氓”这一词语的内涵。由此，在身份危机的语境中，以异乡情结、焦虑心理和反叛立场为精神特征的流氓意识形态，形成了朱大可所谓的“流氓主义”。而流氓主义的自我叙写，相应地被称为“流氓话语”。
这是广义流氓学的几个核心概念，也是作者文化研究旅程的出发站。
作为一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将重点放在对流氓话语的文化阐释上。在他的视域中，流氓话语并不仅存在于文学领域，除了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外，影视、音乐、建筑乃至新近勃兴的网络话语，均为流氓话语强有力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学科边境上的界碑一旦拆除，崭新的流氓文化学版图便清晰地呈现眼前。
简单来说，广义流氓主义以国家主义的“反讽性镜像”破空而出，理所当然，流氓话语也是别于国家话语的另一套话语体系。但流氓话语既是解构国家话语的一种力量，却也具有重大建构作用。正如朱大可所说：“如果没有流氓话语，中国现代艺术和文学都将面临枯竭和死亡的危机。”
从这样的视域来看，长久以来的国家主义文化理论的致命伤一目了然。比如，缺乏流氓学维度的当代文学史，不仅对 1980年代以“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面孔出现的先锋诗歌流派茫然无措，对于“下半身”、“口语诗”等流氓主义诗歌，更摆出一副嗤之以鼻的腔调。即便同样属于国家话语体系的“朦胧诗”，也一度遭遇国家主义理论家们的攻讦。在正统文学史教科书中，“流氓写作”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地位，或者只能作为正谕（典）话语的陪衬或对立面，轻描淡写地提上一笔。
但在朱大可笔下，流氓话语俨然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不可忽略的的叙事谱系。从鲁迅到王小波，大量文化精英投身于流氓主义的话语事业，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生态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流氓主义不仅是国家主义的“反题”，也和国家主义“正题”一起构成总体意识形态的“合题”。
按照传统的理论，流氓是国家永不饶恕的敌人，而在朱大可的话语体系中，流氓主义不失为国家主义的“对偶”。或者说，流氓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将之排斥在总体意识形态之外的话，它就将成为国家主义的刺客，一旦注重其“解构中的建构性元素”，流氓主义便将给僵硬的正典话语注入生生不息的新鲜血液。毕竟，“流氓主义不是指向未来的信念希望，恰恰相反，它只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无法抹除的存在而已。”
正因如此，朱大可这本书不仅是对既有文化理论的颠覆，更是还原现当代中国文化史真实面貌的史稿。朱大可将长期被排斥在正典之外的流氓话语英雄们，一一请进文化的历史序列，恢复了他 /她们本该拥有的名誉。毫无疑问，这一举动不啻为一场“话语的革命”。
二
当然，朱大可的雄心并不仅在于寻觅文化史上的失踪者，并将这些流氓英雄抬上文化神位。朱大可绘制这幅文化地图的宏旨，更是为了揭示一个长期以来为正典史纲所忽略的事实——流氓话语对社会文化的颠覆性重构作用。
在市场主义大行其道的商业时代，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流氓话语作为国家主义的“对偶”，一直肩负着颠覆与消解国家主义话语权威的重任，从而使国家主义话语不至于彻底走向专制、垄断的“文化帝国主义”。这就是“话语的革命”的第二重涵义。
在朱大可的流氓话语谱系中，本土流氓话语的崛起以1980年代崔健的“红布叙事”开始。那首曾经在中国大地的上空回荡的《一无所有》，可以视作新时期文化领域“流氓归来”的宣言。“《一无所有》是一个在身份（财务、道德和社会尊严）上‘一无所有’的人的自白，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公告，宣示了新流氓主义的诞生。”与此相呼应的是崔健在演唱时经常用来蒙住双眼的那一块红布。在朱大可看来，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意识形态隐喻”：“‘红布’和眼睛的反讽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它象征人民所遭受的文化专制与文化蒙昧。”
流氓话语与国家主义话语的对抗，由此成为新时期文化的重要命题。这不独表现在摇滚音乐方面，在同一时期的诗歌、小说、电影等美学领域，都可以看到流氓主义的诡异笑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流氓叙事的觉醒。小说的大规模话语反叛始于1985年。这一年，“那个叫作马原的汉人”发表了中篇小说《虚构》，音乐学院女生刘索拉发表了处女作《你别无选择》，而在烤鸭店里当清洁工的徐星发表了《无主题变奏》。这三篇小说共同构成了当代流氓叙事的复兴前奏——马原是新时期国家主义话语“第一个真正的语言槌击者”，但他仅仅撕开了国家主义话语的一道裂缝；刘索拉“率先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讽”，“却最终站回到了秩序一边”，是一部未完成的流氓叙事；而徐星以其“更逼近反叛的本质”，成为“当代流氓小说的真正先驱”。
紧接徐星等人之后，王朔以更加无畏的流氓精神登上了当代流氓叙事舞台。王朔的大院子弟身份，使其兼具国家主义与流氓主义双重特征，而当他成为国家主义弃儿之后，便彻底转向流氓主义。正是这种双重身份，使王朔既熟谙正典话语体系，又操着流利的流氓话语，进而老练地利用正谕话语进行多重反讽。国家主义话语堡垒，由此在其内部被撕裂开来，“悄然崩溃了”。
从此，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揭开当代流氓主义的狂欢序幕。这一场“话语的革命”，最终以网络话语——整蛊主义的兴起为标志，达到了高潮。
朱大可正是这一场“话语的革命”的目击者和讲述者。
三
但这一场“话语的革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嬗变——在当前语境下，流氓话语逐渐丧失了建构精神，越发展露其具有强大颠覆作用的背面。这或许将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朱大可指出，流氓话语在消解、颠覆国家主义话语的同时，也向后者提供了新的资源，使其实现自我更新。流氓话语的涌现“改变了国家主义的单调面容，这种情形最终形成了‘流氓国家主义’的新话语格局，也就是国家话语大量租借流氓话语，并从中获得新的说服力和威权”。在这方面，金庸小说是一个典型案例，张艺谋从流氓主义电影积极分子到国家主义电影“首席旗手”的转变，又是一个显例。
另一方面，朱大可也指出，流氓话语的颠覆、破坏特性在消费主义时代已经泛滥成灾。“在晚期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消费理念的全力支持下，流氓主义的表情已经深入人心，它热烈（反讽地）拥抱着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并且坚持要为它的亡灵送葬。”“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变得像今天这样街痞化、厚黑化与整蛊化。”
从下半身诗歌的肉身叙事到行为艺术的“暴力竞赛”，从“妓女小说”到摇滚精神的没落，从网络大话运动到“第四代”儒生的“国术”表演，不难看到，流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变得日益暧昧，甚至在市场的温床上实现了媾和。这一切构成了朱大可所谓的“后流氓主义”的“夜宴图”。
而在这幅图景中，“灵语”（精神叙事）的不在场，成为当代一大文化迷案。对此，朱大可认为：“在国家主义信念退却之后，幼稚的中产阶级仍在襁褓之中，而市民理性主义也没有发育成熟，所有这些元素都导致了精神叙事在中国的巨大真空”。
毫无疑问，作为流氓话语三大头的色语、秽语和酷语，固然对国家主义话语具有强大颠覆性重构功能，但其建构精神的展现更多依赖于精神叙事的介入。当色语大肆侵袭灵魂叙事的空间，秽语形成“多数人的话语暴政”，更为关键的是，当知识精英长期丧失精神叙事的能力，那么，具有普适意义的人文精神的重建将变得更加艰难。
正因如此，朱大可不无痛切地指出：“自从1990年代以来，精神叙事运动从未在中国知识界真正展开过。它的失踪案，无疑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最大耻辱。”
在当前语境下，必须看到，曾经作为国家主义话语的“对偶”而存在的流氓话语，它的批判建设性立场正在逐渐丧失。它在颠覆国家主义话语的同时，也在大规模地制造着社会的道德、信仰以及法治危机，使整个社会走向“零度信仰”。 可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剧变。
面对中国文化思潮当前走向，朱大可认为：“这事实上是后集权主义时代的流行文化特征，也就是在全民娱乐的名义下所实施的大规模文化转型。”“过去它被上演了数千年，但其形式过于坚硬和血腥，如今在资本权力的改造下，其表面变得日益柔软、平滑和人性化。这就是发生在中国的话语天鹅绒革命，它正在把十几亿中国人带往一个流氓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三位一体的崭新世纪。”
但不管怎么说，在对流氓话语怀着极大敬意的前提下，有必要对其可能引起的文化灾难保持足够的警醒。
四
广义流氓学的提出，特别是厘清流氓话语与国家主义话语的对偶关系，可以视作朱大可对当代文化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与此同时，更不应忽略朱大可对汉语的颠覆性创造方面的贡献。当代文化批评的酷语化，朱大可实为始作俑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朱大可在词语领域掀起了另一场“话语的革命”。
当下，酷评正以更为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在时评等新兴文体也大量出现了类似“制度伤害”、“审美疲劳”、“文化焦虑”等朱式酷词，并受到作者与读者的双双垂青。曾经有人认为，朱大可的评论文体，因其用词十分奇崛，别人很难模仿。事实上，“朱语”正在被大量模仿、复制，乃至滥用。因此，有人反过来又将此归罪于朱大可，甚或认为朱大可的文化评论除了词语创新，思想乏善可陈。
这实际上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朱语”的一种误读。在我看来，“朱语”只是朱大可人文思想的副产品。在朱大可眼里，思想的表达端赖于词语的创造性演绎，惟有改变汉语的陈旧面孔，才能更为准确地抓住这个大变革时代的脉络，也才能与国家主义话语形成均势，进而恢复公民话语的产权。
不难看到，作为汉语产权重要内容的命名权与阐释权，一直把持在国家主义手中，无论是精英知识分子还是普罗大众，长期以来不无生活在国家主义话语的淫威之下。面对国家主义话语的强势，知识精英的话语反抗，显得过于柔弱无力。“朱语”的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面貌。特别是在国家主义文化理论领域，“朱语”犹如一道“话语的闪电”，照亮了国家主义理论家们苍白的面孔。无视“朱语”强悍的思想力量，根本无法体察朱大可评论文本中词语与思想的另一重对偶关系——“朱语”既颠覆了国家主义话语的陈腔滥调，又给当代人文话语注入了新鲜血液，让当代人文思想焕发出新的生机。
当然，诸多“朱语”拥趸们一边学习与模仿“朱语”，陷入话语的狂欢，一边又踩踏着“朱语”的肩膀，发出轻蔑的笑声，这还可以看作是一种“弑父情结”的集体发酵，或另一场“流氓的盛宴”。
归根结底，惟有精确把握“朱语”及其思想特质，才能更为清晰地了解《流氓的盛宴》一书的内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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