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规范图式的幻梦
本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琳达·诺克林学者的作品。1963年，时年32岁的她致力于以库尔贝（Gustave Courbet）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十九世纪艺术在当时仍然是贯穿她职业生涯的主要兴趣点。随后她开始大范围地研究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女性艺术家所面临的社会和制度障碍，发表了“对高度政治化的时刻来说具有时效性的”文章《为什么一直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并激起了一场学术论战。作为学者，她的成果包含具有学术性的历史作品、当代批评以及具有强烈争论的政治辩论文章；作为一名策展人，她的成果“逐渐确立起女性主义在顶级研究机构中的地位”。通过《现实主义的罪行和抽象法则》（The Realist Criminal and the Abstract Law）和《现实主义进行时》（Realism Now）等文章，诺克林将她的现实主义学统和当代的现实主义、女性主义话题联系起来。本文即针对她所写的《现代社会的英雄：论现实主义》一书而写。
一、作为限定时间内发生的流派运动的现实主义
前有浪漫主义，后有如今一般通称的象征主义，现实主义盛行于1840年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一项在造型艺术及文学上的历史性运动，它在法国得到了“最连贯、最一致的发展，而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在英国及美国，则激荡着它的回声，或有些相平行、相类似的发展”。
现实主义首要或最明显目标是“在对当代生活严密观察的基础上，对现实世界进行真实、客观且公允不偏的再现”。诺克林指出，这不意味着现实主义仅仅是对于日常现实“似真”的严格模拟，是一种“无风格”或是“透明的风格”。一方面，知觉活动并非不受时间、地点的制约，不存在“纯粹无染”的知觉活动，因此现实主义绝不是某种无风格；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对于真实的追求在绘画和写作技法上，构成了对表意系统相当激进的革新和挑战：“是对抗图式的一页奋斗史，而这场战斗的主要武器，就是对现实的实际探究”。
现实主义作为在限定时间内发生的流派运动，其对于当下事实的描述和表达蕴含着复杂的内在意图。诺克林怀疑现实主义的当代人究竟能否清楚地讨论这种意图，某种程度上，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必须从历史的角度重新着手。
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而言， “崭新的、拓宽了的历史感，连带时间感也发生激烈变化”，随着法国大革命以及新的民主观念的诞生，普通的小市民和下等阶级而非中产阶级登上了历史感的舞台。科学替代基督教，历史与信仰和价值分开，遗留下来的只有“作为史实的历史”，供现实主义以不带感情色彩地作精准描绘。现实主义者们对历史画持反对态度，他们秉持的观念是“唯当代者方可入画”，这似乎在道德上意味着“自然主义的到来”；呼吁艺术家们“拥抱当代社会”。
诺克林也精巧地论述了现实主义运动的带来的认识论变化。十九世纪下半叶，莫奈、马奈和雷诺瓦等印象派画家在绘画技巧上强调捕捉的光影的“实时性”，就是现实主义运动所强调的“时代性”发展到极致的表现；这是现实主义对于时间和意义本质理解的革新。在现实主义画作中，“动作的方向是从一个运动点、意义点四散开来，而非向一个运动点、意义点集合。……从画面来看，它缺乏重要的构图焦点或心理焦点是再明显不过的。时间如今被视为意义的捕捉者，而不是像在传统艺术中那样，时间被视为媒介——意义通过其以取得展开的媒介”。
以上是对整本书所作的有侧重的概括和梳理。本文亦有其他精彩段落，例如诺克林现实主义将死亡平庸化、世俗化的处理的讨论，和对于现实主义对时代性的强调。这似乎是一本入门式的书，全景式地为读者梳理了19世纪法国现代主义。作者例证丰富，援引的资料包含了十九世纪绘画、文学创作和哲学，显示了作者广泛的涉猎和深厚的艺术、哲学和历史学养。
在下文，笔者试图以库尔贝为切入点，对于十九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运动做一个纵深切口的理解；在第三部分，笔者希望借助当代对于库尔贝的研究，理解诺克林笔下现实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时代的主题之一的深层意义。
二、纵深视角：库尔贝与波德莱尔
库尔贝（Gustave Courbet）是法国现实主义画派的创始人，主张艺术应以现实为依据，反对粉饰生活。库尔贝是一个活跃的社会主义者，由于参与巴黎公社，他于1871年被判入狱六个月，从1873年起直至去世，他一直流亡瑞士。他是诺克林在全书常常提及的艺术家，亦是她的博士论文对象。笔者欲通过对于库尔贝及与他相关的人物的讨论，建立对于现代主义运动的一个切口性的理解。
在本书结语前的部分作者克制地转向了女性主义的话题：“伟大的反女英雄：堕落的女性”。对于现实主义对于烟花界和“半上流社会”所付出的强烈关注，作者援引了马库斯（Steven Marcus）在《另一种维多利亚人》（The Other Victorians）中的论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家庭及相关于家庭的种种价值固然拳拳服膺，但他们对罪恶却也怀抱着同等的兴趣：当然，表面上，他们装作对罪恶的防范、惩处或改过迁善有兴趣”。现实主义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反映了刻板的、然而对这种刻板有所知的维多利亚式价值观：“对良心觉醒或道德堕落的一刻其周围环境所充斥的对象”进行事无巨细的描写，在用心描绘道德价值之余，也对物质事实“极尽精研不遗余力”。
象征派诗歌先驱波德莱尔对待维多利亚道德的态度与此不同。他的《恶之花》被指“有伤风化”而被处以罚款，并被勒令删除其中的六首诗歌，波德莱尔对此评论“概念和风格的美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一切都以冷酷险恶的美丽为背景。它是由愤怒和耐心创造的。”浪漫主义末期的乏力由这种对于维多利亚式道德的反对开始重振。
与波德莱尔等人态度的对比让我们更了解库尔贝与他身处其中的现代主义运动。
对于库尔贝而言，现实主义是“艺术这个范围内的民主运动”，他的艺术一开始不被接受，但在他成名后被誉为天才、“可怕的社会主义者”和“野蛮人”之后，他积极鼓励公众将他看作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库尔贝将他的艺术现实主义思想与政治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并在赢得观众之后，通过撰写具有政治动机的论文和论文来促进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他与彼时的无政府主义政论者蒲鲁东交往甚密。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还可见他对蒲鲁东的批评。
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社会和道德保守主义之下，库尔贝的现实主义绘画被批评肮脏粗俗，批评的声浪在他绘制了展现女性生殖器的《世界起源》(L’origine du Monde)，)之后到达顶点。他们取笑艺术家选择的题材和他的现实主义风格，把它说成是导致丑陋的原因。库尔贝在当时引起的争议让他成为了许多漫画的主题，在这些漫画中，他常常以暴饮暴食的形象出现，有时他是一个毛茸茸的、蓬头散发的、大声喧哗的、爱说话的穿着厚底木屐的花花公子。但他似乎乐在其中：“库尔贝喜欢在舞台上表演，喜欢社交，他利用围绕他的艺术和政治丑闻。1855年至1867年，他组织了自己的个人作品展，作为官方沙龙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对此，波德莱尔——他曾自称是大洋彼岸爱伦坡“孪生的灵魂”——作为法国象征派的先驱，则严厉批评这一时代“普遍的动物性”；对于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他认为“到了邋遢人手里这个字眼就不是指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是指一种对鸡零狗碎的涓滴不漏的描写”。
比对现实主义者库尔贝和波德莱尔对他的批评，似乎可以加深我们对“现实主义如何处理彼时的日常生活”这一主题的理解。现实主义是一种隐藏着激进的反对：它通过创造新的图式和表达方式，对于日常生活的聚焦和强调来表达反叛；波德莱尔通过强调“美”作为独立于善恶的存在来反叛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而库尔贝则通过求真来实现这一点。
三、库尔贝研究与艺术社会史：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失落
最后，我想以沈语冰和诸葛沂先生为另一名著名的库尔贝研究者T.J.克拉克（T.J.Clark）的《现代生活的画像》的译后记中提及的库尔贝研究链作结。
T.J.克拉克被认为是“英语国家新美术史”（New History of Art）的先驱，他最初以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闻名于世，后来成为艺术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Art）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他也与琳达·诺克林基本属于同时代人。在《人民的形象》（Image of the People）一书中，他的库尔贝研究“以新的术语描绘了一个艺术家与公众的关系”，“不仅摧毁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库尔贝形象——那个将创伤混合进政治中的和蔼可亲的小丑形象；而且还表明了库尔贝对当时社会与政治问题的直觉有多么复杂。在历史的某一刻，艺术能扰乱，甚至吓倒它的公众。”这本书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他们在译后记中写道：
至少在英美艺术史界，库尔贝研究已经形成一个显而易见的学术话语链。即最早由美国艺术史家夏皮罗（Meyer Schapiro）在其《库尔贝与大众形象》（“Courbet and Popular Imagery”, 1941）一文中确立了战后库尔贝研究的新范式。夏皮罗论文的主旨是：库尔贝利用报刊漫画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图式来进行创作，从而自觉地使其绘画担当起社会评论的使命；这项研究被普遍认为是艺术社会史研究的典范（参见Meyer Schapiro, Modern Art: 19th and 20th Centur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8；中译本《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沈语冰、何海译，江苏美术出版社）。其后，向夏皮罗致敬的T·J·克拉克用一部专著的形式（《人民的形象》）拓展了夏皮罗的研究。再后来，与T·J·克拉克形成彼此尊重的论战关系的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同样以一部专著的形式（《库尔贝的现实主义》［Courbet’s Realism, 1992］），重新诠释了库尔贝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绘画的关系。克拉克与弗雷德的库尔贝研究，一般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或艺术的社会史取向，与艺术的现代主义取向的一次交锋。因而，夏皮罗-克拉克-弗雷德，构成了或师承或论战的互文性，或者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话语链。
T.J.克拉克提出，艺术并不能直接地反应社会现实，艺术也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意识形态，只有当绘画作用于绘画传统，并迫使绘画传统作了改变时，它才能间接得反应社会现实，或成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然而与此同时，绘画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可能是多样的，既可以是表达，也可以是背离甚至是颠覆。以T.J.克拉克为主的库尔贝研究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或艺术的社会史取向与艺术的现代主义取向的一次交锋，这确是我从琳达·诺克林这本全景式的、似乎较为入门的著作，以及她的学术路径中隐约窥见的精神。
无可避免、似乎相当不“现代主义”地，诺克林在著作最后一部分谈及了“英雄”的问题。本书的标题似乎源于波德莱尔在1846年沙龙展的评论文章中所使用的话：“现代生活中的英雄主义”。这是琳达·诺克林在全书的论述中试图指出的：“在现实主义者如实刻画当代平凡生活的意图背后，确实藏有一种‘现代生活本身事实上也包含一个史诗向度，一种根植于现代的庄严感，就如古时候的英雄主义一样’这样的概念。” 现实主义者们必须要在一个“既朴素自然、诚实可信，而又同时能掌握住一种长远的意义及重要性”的意象中来将之展现。
诚然，现实主义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道德立场，“真善美是个极佳的口号，然而要同时实现三者可不容易。要是只能选择一种我就选择真，光真一样就够了”。
但十九世纪科学代替了信仰，从未有一个时代如此需要、也进行了如此丰富的深层价值的探索，这包括孔德、斯宾塞等人对结构的转向，也意味着现实主义艺术家会“在个人内在情感驱使下从事更富企图心的创造”，像作品注入情感或意义因素，如库尔贝名作《画室》一般。它至少传达了一些整体性的意义：它寓意了库尔贝作为画家的一生，他的右侧是朋友和仰慕者的侧面，而左侧则是挑战和反对者们。右边有艺术评论家 Champfleury和Charles Baudelaire，以及艺术收藏家Alfred Bruyas；左边是人物（牧师，妓女，掘墓者，商人和其他人），它们代表库尔贝在一封信中描述为“琐碎的生活，人民，苦难，贫穷，财富，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另一个世界” ，靠死亡为生的人们。
尽管现实主义者处理著名哲学家、将军等这类当代英雄“依然完全无违他们一般性的态度”。“这与其说是将伟人孤立在一个超时间性的光荣领域，还不如说是借由姿势、姿态和行动而将他们与他们在历史中的具体位置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无意义’细节的精确描写成为现实主义基本精神所在，因为，使现实主义作品如此紧密地附着于一个特定时空、附着于一个具体现实而非理想化或诗化现实的，正在于此。”这是一种崭新的、近代的观看方式的建构结果。
此处我们需要一些如诺克林在文中所言的脱离出历史的技巧。T.J.克拉克曾写作《永别了，现代主义》（Farewell to an Idea: Episodes from a History of Modernism）一书，表达了相当凄怆的怀乡之情。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时代，它充斥着由文化多元主义带来的道德部落主义，在政治上似乎如同Mark Lilla在2018年写给民主党人的小册子，说我们已经走入了相互隔离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伪政治（pseudo-politics）的时代，我们由于自己身上的多元文化标签而在公众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问题并没有被解决而仅仅是被悬置：我们并未达成共识，而仅仅是退缩到自己的场域中互不干扰。T.J.克拉克在书中将现代主义的终结界定于柏林墙的倒塌。即便现代主义意味着“祛魅的世界”，它同时也意味着“对完备的解释范式的信念”。对于T.J.克拉克而言，这也意味着“……现代主义与社会主义长达一个世纪的相互依赖，又都源于启蒙运动的基本理念：人类终于来到这样一个时代，不再受到自然、历史与宗教的奴役，只受理性的指引，人类将接管自身的命运，建设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正是这一观念（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被认为赋予了现代主义以焦点和方向。而此书……写于社会主义与艺术现代主义这两个方案都‘走向终结’之时。因此，此书怀旧式地告别的，也正是这一观念。”
反观诺克林的现代主义，我们正是看到了一种这样生气勃勃的精神和对理性的信念，库尔贝在沙龙中宣称自己“要改变公众的品味和看待事物的方式”，他给自己可能的学生写公开信称美存在于自然之中，而在现实中，美以最多样的形式出现。只能找到它，它就属于艺术，属于能够感知它的艺术家。人为地放大这种表达没有意义，它不可能进入它而不冒它被扭曲的危险，从而削弱它。以自然为基础的美学优于一切艺术传统。这正是现代主义式的精神。
我以为，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失落是本书的深层视角：我们从浪漫主义和神学、帝制的余晖中走向现代主义运动、平民化的时代和韦伯笔下的“祛魅的世界”；而后又走向后现代，那个“灵光消逝的时代”。现代主义运动在艺术史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琳达·诺克林.现代生活的英雄[M].刁筱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5:1-372.
[2]T.J.Clark. Image of the People: Gustave Courbet and the 1848 Revolution[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73:1-20.
[3]Linda Nochlin. The politics of vision: essays on nineteenth-century art and society[M].Harper & Row:New York,1991:1-11.
[4]纪念琳达·诺克林[J].张璞译.世界美术,2018(03):35-40.
[5]T·J·克拉克,沈语冰,诸葛沂.《现代生活的画像》导论(节选)[J].世界美术,2012(03):87-92.
[6]诸葛沂.“景观神话”:管窥T.J.克拉克《现代生活的画像》[J].当代美术家,2017(03):38-41.
[7] Susan Reed. ‘Le chef de l’école du laid’: Gustave Courbet in 19th-century caricatures[J].European studies blog,2017(09).
附注：另有部分资料来源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