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供给侧革命

互联网出现之前，纸质印刷品几乎是人类拥有的唯一的知识传播手段。尽管人类拥有书籍的历史超过数千年，你恐怕很难想象15-16世纪的欧洲，印量超过1000的书籍便可算畅销书，知识的保存和传播曾经非常昂贵，绝大多数普通人只能终生生活在蒙昧之中。现代意义上的商品书籍是如何出现的？又如何与历史的发展相互成就？ 承载着历史的书籍本身的历史从未被系统地探索过。195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大师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以及法国印刷史学者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共同完成了书籍史领域的经典著作《书籍的历史》，用广阔的时间及空间视野，以及细致严谨的治学精神，梳理考察了海量的琐碎史料，，全面叙述探究了欧洲活字印刷术问世后300年间欧洲书籍的发展史，也是所有爱书之人不容错过的一段历史。

活字印刷术的诞生

在漫长又黑暗的欧洲中世纪，所有的“书”都由天主教会的僧侣抄写制作，天主教会也自然而然地控制了整个欧洲的精神世界。谁能阅读，阅读什么内容，民众毫无话语权，但对知识的渴求在逐日增长，学校等民间机构开始需要更多的、更廉价的书籍。

从中世纪的羊皮纸手抄书到机械印刷的量产书，有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推动力量。硬件方面，欧洲人必须首先解决纸张的出产，以替代昂贵的羊皮纸。所幸的是，中世纪中晚期时阿拉伯人带来了（不太完整的）中国的造纸技术。虽然欧洲人直到1719年才恍然大悟可以直接用树木等植物造纸，但并不妨碍12世纪左右就开始利用各种高纤维的纺织物碎料造出可用于印刷的纸张。

有了轻便、低成本的纸张，接下来就是用印刷代替手抄了。1440年左右，在民间印刷从业者的摸索中，诞生了合金金属活字铸造术。德国发明家古腾堡（Gutenberg, 1398-1468）更进一步，组合了各种技术后，于1450年前后推出了彻底改变文明传播史的活字印刷机，以及配套的能够承受重压的改良版合金活字铸造技术和油印墨水。古腾堡批量印刷《圣经》成为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天翻地覆的事件。令人感慨的是，作者特意指出古老的中国虽然早于此500年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泥铸活字，后有明清间的铜铸活字），却因汉字数量庞大，活字制造成本高昂，始终未能发扬光大，这是由中文的语言性质造成的技术性障碍决定的。而欧洲的字母型文字，与活字印刷一经结合便是天衣无缝，迸发出巨大的活力——活字可以迅速统一化、简单化，活字需要的数量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而标准化是任何一样事物大规模扩散必不可少的特征。

印刷的商业化

硬件问题一旦解决，欧洲的印刷行业立刻开始蓬勃发展。民间设立的造纸坊与印刷坊有高度的专业分工及学徒制，行会传统和商业网络，资本的运作和相关法律等“基础设施“都推动了印刷产业的规模化和商业化。书籍的尺寸、字母的字体尺寸、装帧方式逐步趋于统一，今日你的Word里使用的Times New Roman字体就是最早定型的罗马字体的衍生物。15世纪末，欧洲就已经出现了出版业的大资本家，既有跨国销售网络，也以自有资本或合资的方式投资印刷坊。除了行会维护各种约定俗成的商业规矩，最重要的就是18世纪伊始，英法等国从法律上创设了“文学产权”，这使得作家不再依赖于贩卖书稿，而可以真正地享受书籍市场的繁荣。1761年法国甚至已经通过判例规定了版权的继承；对照中国，虽然读书著述的优秀传统2000多年延绵不绝，明清时期私人刊刻图书的风气也相当发达，却始终没能发明出知识产权的概念。

当然，和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推动民间刊刻藏书之风一样，欧洲也出现了一批“人文主义者印刷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与所有的写作和阅读之人频繁接触，拥有不俗的眼光与阅读品味，当天主教会不再控制出版权后，他们凭借自己的商业嗅觉和思想趣味对出版何种书籍作出选择，即揣摩读者的喜好，更引领了读者的喜好。比如意大利书商阿尔德·马努斯，就特别看重古典知识的价值。正值15世纪末期拜占庭帝国崩溃，希腊学者前往意大利避难之际，阿尔德确立了传播拉丁语和希腊语经典学术作品的的职业使命。他召集学者，成立专业学院研究考据作品，最终成功出版了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多卷本，堪称鸿篇巨制。

而随着意识冲突和信仰危机的加剧，印刷商和书商总是“最先信仰新思想并为之战斗的人”。在新旧宗教的对抗中，书籍俨然成为了插入天主教心脏的一把利器，尽管有自由民书商因为出版了天主教“禁书”而遭受残暴屠戮，开明思想的火种却已无法熄灭了，非宗教知识的价值被重新衡量。欧洲的大学纷纷拔地而起，民众的识字率迅速上升，而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启蒙思想更是远播俄罗斯，揭开了我们熟知的洪水滔天般的社会变革。

书籍的地理传播

现代书籍萌芽的时代也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探讨了印刷业的软硬件发展史后，作者将目光转向了新大陆，叙述了印刷术和书籍如何参与了欧洲人的殖民征程。

如果说中国的造纸术从诞生到传入欧洲历经上千年之久，那么欧洲人的活字印刷术进入美洲大陆可谓是效率极高。早在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就开始在南美洲建立印刷坊，墨西哥城和利马（今日秘鲁首都）成为了新大陆两大印刷中心。与欧洲因书籍而产生了思想上的“百花齐放”不同，西班牙殖民者受母国天主教会驱动，更肩负着西班牙双王（费迪南二世与伊萨贝拉女王）传播天主教义的敕令，“新世界”的天主教会势力一开始就全面控制了书籍的内容。这是关于书籍作为文明传播工具的悖论之一——它承载文明，却也可消灭文明。在天主教会的精神渗透之下，古老的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消失殆尽。笔者曾经登上秘鲁的马丘比丘，很疑惑有着如此强烈的信仰、如此完整精致的精神世界的印加人为何湮灭在历史之中？后来才意识到印加人始终没有发明出文字，一切传承无从谈起。这是有文字的文明对无文字的文明的一次降维打击。

天主教会有了印刷机作为工具则如虎添翼，可以开大规模展教育和教化活动。作者提供了一组很惊人的数据：17世纪的利马有居民10000人，耶稣学院有3所，印刷坊有3间，还有一间教师人数达到80的宗教大学。这样的教化”浓度“，难怪玛雅人和印加人的国度最后染上了西班牙人的“宗教狂热”，至今不衰。

而在北美地区，印刷业也与美国的建立密不可分。第一批登陆北美的英国清教徒移民都有不错的教育背景，深深认可书籍的力量，所以1638年就在新英格兰建立了第一家印刷坊，甚至不惜横跨大西洋返回欧洲去采购印刷设备。就在2年前，在同一个地点，他们建立了哈佛大学。新移民在新大陆上是孤立的，精神上还与欧洲大陆深深连结，急迫需要收到关于欧陆的各种信息，报纸是非常便捷的信息渠道，发行量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非常惊人（1691-1820年间共计发行了2120种报纸）。随着印刷商自筹资本建设了美国初代邮政系统， 可以说报纸有效地连接沟通了这片非常广袤的土地。萨缪尔·亨廷顿在《美国政治》一书中也强调19世纪的美国报业已极为发达，对塑造美国人共同的政治信仰“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美国的报业媒体也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他国报业的面貌深度参与了美国的政治生活。

书籍与大众文化

书籍作为当时最高效的文化传播工具，除了成就宗教改革之外，300年间也通过传播语言重塑了欧洲文化的形态。最早期的印刷业服务于教会和《圣经》的传播，继而服务于巴黎大学等几所古老的教育机构，主要出版教科书。随着人文主义和“文献学”的兴起，古典学出现了，从蒙蔽的中世纪中醒过来的欧洲人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代世界的典籍，这些从历史长河中重新发掘出来的书籍，尤其是古罗马书籍成了畅销书，诗人维吉尔(Vigil)等人的传世名作让拉丁语大放光彩（仅16世纪，维吉尔的各类拉丁语作品就再版了263次，堪称最畅销作家），也成为了巴黎索邦(La Sorbonne)等新兴知识中心的通用语。

然而拉丁语毕竟和民间百姓使用的“通俗语言（即法国、德国等各国当地使用的语言）”有相当的隔阂。印刷业本质上遵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需要追求更高的销量，更大的读者群体，敏锐的书商开始使用各种通俗语言使用，既包括典籍的译本，也包括各类原创人文及通俗作品的多语种译本。书商们不再仅面向贵族和知识分子阶层出版，也面向女性、小市民阶层出版各种通俗读物，如民族史诗《天鹅骑士》，骑士小说《弗洛里蒙》。

起初，相对于已经标准化的拉丁语而言，法语、德语、英语等存在于口语中民族语言是非常粗糙的，无论是拼写还是语法都相当随意，书籍使它们进化为了日趋标准的书面语言，语法和词汇被“固定”下来。作者指出通俗语言译本的大肆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令欧洲文化保持了一种“同质性”——欧洲各国人民同读卢梭和伏尔泰；但拉丁语也逐渐走向死亡，民族语言的原生作品占主导地位，民族文化借由书籍的塑造取代了拉丁语文化，这是关于关于书籍作为文明传播工具的悖论之二：作者称之为“大众文化的出现却引起了文化世界的割裂”。

《书籍的历史》的质感源自其呈现出的细密又浩渺的历史面貌，不论你的兴趣着眼于技术史、商业史、文化史还是传播史，都能在本书中汲取到异常丰富的知识。而在信息供应过剩的今天，当电子书阅读器可以随身携带的成千上万册书籍时，书籍似乎失去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但正如费弗尔在前言中所写到，“书籍仍是了解世界、控制世界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