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鉴书团】两代人的忧与爱，八千里的路与尘

在我的高中时代，曾有幸于先锋书店旁听过白先勇先生的演讲，从那时才知晓白先生有一个名声如雷贯耳的父亲，还有他本人与南京城的不解之缘。

“南京对我来说有着很多的回忆，因为这些回忆，我想南京在我的创作里面，也占了相当重要的一环。”

是故，我们总能从白先生的文字中咀嚼出他对故都的思念，《游园惊梦》中秦淮河畔的桨声灯影，《一把青》里金女大的浪漫温情；总是熙熙攘攘的新街口，中央商场的百货鳞次栉比，走进灯火通明的大华戏院，异彩纷呈的剧目令人双眼迷离；而食物始终是最难忘的，绿柳居的素烧鸭、马祥兴的蛋烧麦，在舌尖与心头留下一浅一深的印记；还有中山陵、乌衣巷、桃叶渡……它们与童年的短暂光阴融为一体，化作了乡愁，织成了回忆。

循着这份乡愁，白先生一直在努力地寻梦、追梦和造梦，他的挚友李欧梵教授便说，白的一生在做三个梦：以《台北人》为代表的“文学梦”、以父亲传记为代表的“民国梦”、以《牡丹亭》为代表的“青春梦”。2011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适逢民国百年诞辰，而白先生导演的青春版《牡丹亭》亦演满二百场，正式封箱。在“文学梦”与“青春梦”上收获满满的他，忽然觉得，是时候好好写写父亲了，去还原一个有情有韵的“民国梦”。

于是在2012年，《父亲与民国》一书悄然问世，白先生亦追随着父亲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的十二座城市，以自己的双脚去丈量八千里的漫漫长路，用虔敬的心灵去重温父亲八千里路上的忧苦悲欣。我想，这也许就是本书得名“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原因。

在学了多年近代史后，我对“广西三杰”之一的白崇禧将军并不陌生，但白先生为他父亲生平所作的注脚，仍不时让我耳目一新。在白将军的戎马生涯中，既有收复北京、鏖战龙潭、昆仑关大捷的高光时刻，亦有接盘徐蚌残局、辗转中南腹地的惨淡经营，他参与了民国的诞生，亦目睹了民国的衰亡，最终选择台湾岛作为最后的归宿：

“我自追随蒋公北伐以来，殆逾二十载，既处遇顺境，亦处遇逆境，一生一世历史第一，我必对历史有所交代，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君勿为此喋喋也。”

好一个“一生一世历史第一”！实在令人动容不已。白将军不是不清楚“总裁”固执而多疑的性格，也不是不明白国民党重党统、论派系的政治文化，他深知自己入台后即将遭遇的各种风险，但是他心中坦荡，光明磊落，他是真正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马革裹尸为宿命。二十年前，当国民政府统一河山，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时，他经常直言不讳、犯颜直谏，那是因为爱、所以忧，二十年后，当国民政府孤悬大陆、陷入绝境之时，他选择成为一个三民主义的遗民，这是因为忧，所以爱。他得向自己忠诚的政府报到归队，他得向自己珍视的历史交代总结。

儿子写父亲，自然有刻意拔高、为尊者讳之嫌，所以有评论者称白先生是在替自己的父亲讲话，做翻案文章。

“我当然替我父亲讲话了，可是我讲的也是实话，没有夸大也没有捏造，是事实也是史实……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的宣慰工作是我父亲做的，但是由于一些政治、历史的原因，被掩盖了，我要替他讲出来、写出来。至于说客观，恐怕没有一个历史是客观的，写历史总有一个史观。对我来说最要紧的就是把我父亲做过的一些事情、他的想法，记录下来”。

因此，这本散文集对我启发最大的一篇，即是《父亲与二二八：关键十六天》。读完后，我赶紧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发现“论者往往只强调军事镇压的一面，而对政治安抚的一面视而不见”确实言之凿凿。1992年，台湾的陈三井教授是第一个专文探讨白崇禧宣慰之行的人，可惜未引起周边学者的广泛共鸣，直到2012年褚静涛师伯《二二八事件研究》的刊行，才帮助我们厘清白崇禧赴台嘉勉大陆军公教人员、安抚广大台胞、查明事件真相、发布“严禁报复”、“依法审判”、“约束军警宪滥捕滥杀”等指令，对澄清误会、稳定人心、淡化省籍隔阂所作的重要贡献。

在白先勇先生看来，大陆的学者要想真正理解台湾人的心理，二二八事件是绝对绕不开的。台湾的四大族群是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和外省人，自台湾光复后，掌握公权力的统治者基本上是从大陆派遣来的，他们与当地民众的阶级冲突往往呈现出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群体矛盾，随着越来越多的大陆军民涌进台湾，围绕着土地、水源、政治权益的再分配，省籍冲突长期化、固定化，并危及台湾百姓的国家认同。所以，二二八流的血，成为了台省人与外省人之间久久不得合拢的感情鸿沟。

白崇禧将军面对如此棘手的事件，亦深知当务之急应是宽大为怀、稳定人心，他明白台湾人民不是要自外于祖国，不是要推翻南京国民政府，而是要实现省政改革，反对陈仪在台湾的劣政。因此，他于尽心安抚的同时，亦极力呼吁台籍精英：“应有远大的眼光与胸襟。尤其要认识，一个少数民族和少数领土，在现在的世界是不易独立生存的。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十几个小国家，在极短时期中便遭覆亡，可为鉴戒。我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众多人口、一千一百余万平方公里广大土地、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实具有立国的优越条件，希望大家协力同心，来共同建设新台湾、建设新中国。”（《白崇禧对台湾省参议员等训词》，详见《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99页）

这段肺腑之言，就是把它挪至今日，亦未过时！台湾与大陆同根、同祖、同文化，失去台湾的祖国是不完整的，而离开祖国的台湾则毫无前途可言。坚持台独，死路一条，不统不独，止苟延残喘耳，此谓不刊之论。

1966年，白崇禧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追悼会上有许多台籍人士扶老携幼地前来拜祭，白先勇说自己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他明白，这些人与父亲紧密相关，是父亲让他们在恐怖的军警暴力中幸免于难，他们感念的不仅是父亲的施以援手，更是父亲对祖国每一寸土地的担忧与热爱。

而这一份忧与爱，亦传递给了白先勇先生，他在给陈少聪《永远的外乡人》作序时，运用了“鲑鱼返乡”、“海燕回巢”两个意象，它们既是撼动人心的自然奇观，也是庄严无比的生命循环仪式。“外乡人”是没有根的，他们的根在南京，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他们觉得，故乡很远，又很近。远，是距离远，它也许有八千里、八万里，但近，却是文化、思念与记忆的亲近。可如今，这些“外乡人”在台湾逐渐有了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对“故乡的远和近”便产生了第二层内涵，远，意味着一种害怕，暗示着一种疏离，而近，则代表着团圆的期待，象征着回归的憧憬。显然，白先生是期待团圆与回归的，但那不止是身体上的安置，更要求于精神上获得真正意义的归属。

“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我随了父亲登紫金山谒中山陵，春回大地，江山如画。爬上那三百多级石阶，是一种顶礼膜拜的朝圣经验，即便是那样幼小的年纪，也还体验得到还都谒陵的庄严意义。三十九年后重登中山陵，又值暮春，那天细雨霏霏，天色阴霾，因为右足痛风，一颠一拐，真是举步维艰。蹭蹬到国父陵前，猛抬头，看到国父手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一阵悲痛，再也按捺不住，流下了几十年海外飘零的游子泪。想想国父当年缔造民国的崇高理想，面对着眼前龙蟠虎踞一水中分的大好河山，怎不教人怆然而涕下。”（白先勇《石头城下的冥思》）

诚然如是，莫为七十年之政治，抛弃五千年之文化，而欲传兼济天下之气度，又岂惧八千里之遥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