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记忆，所以永恒

一个人若只能看这世界一眼，这一眼应该看向伊斯坦布尔。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

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若谈及一座自身印象深刻的欧洲城市，脱口而出的很有可能是伦敦、巴黎，抑或是柏林、马德里，伊斯坦布尔——这座位于欧洲最东南角的边陲之城，似乎很难进入到大家的视线。在东方人看，她在欧洲，充满西方情调；在西方人看，她在亚洲，饱含东方风情。土耳其诺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亦曾坦言，“这是一座身处‘两个世界边界’的城市”。那么，伊斯坦布尔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她的魅力又从何而来，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它的答案。

贝塔尼·休斯是一位享誉殊荣的英国通俗历史学家，从她的前两部著作（《特洛伊的海伦》、《毒堇之杯》）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擅长描写宏大叙事，加之其优美的文笔，总能给读者带来一种强烈的史诗感。《三城记》亦是如此，尽管追根溯源，伊斯坦布尔的建城史一般不早于公元前7世纪墨伽拉移民的到来，但作者却从近年挖掘的考古资料入手，将本作的时间起点延伸至八千年乃至八十万年前，对伊斯坦布尔进行了一次超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一般来讲，通俗类历史著作，重要的是清晰的历史脉络，以及历史与现实交织带给读者之思想上的共契，这两点作者无疑是做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文化、政治与情感力量来源于那些不受线性时间限制的故事” ，从开篇耶尼卡皮地铁站挖掘出的骸骨到结尾盖齐公园示威人群涂写的涂鸦，作者无不在尝试着进行一种跨越，将历史与现实于某一个点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体现在方方面面，譬如通往伊斯坦布尔的埃格那提亚大道，这条由罗马人修筑的道路至今仍在发挥着功用，成为难民涌向欧洲的必经之路；又如阿亚索菲亚，这座先后成为教堂、清真寺、博物馆的恢弘建筑，横亘千年的历史，依旧作为伊斯坦布尔的地标矗立在金角湾旁。种种此类，不胜枚举，历史借助现实变得愈加立体，令人遐想万分且倍感真实。

此外，作者也避免了一般通俗类历史著作固有的英雄史观模式，而是运用了社会史的视角，在行文中穿插着对普罗大众的关怀。正如作者所言，“一座城市的意义，事关城市里的所有居民” ，除了那些显赫一时帝王将相外，作者将手伸向了市井，奴隶、工匠、商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作为历史主体的女性亦没被作者遗忘，从海伦娜到狄奥多拉、从努尔巴努到贝拉尔，她们的影响力丝毫不逊于男性，谱写了属于自己的命运之歌。强者、弱者，男人、女人，人情冷暖在书中得到尽情地释放，寓情于人产生共鸣。

“伊斯坦布尔的位置形塑了她的历史，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形塑了我们生活的世界” ，本书看似是一部城市史，实则是一部世界史。史前的黑海大洪水冲刷出博斯普鲁斯海峡，赋予了这座城市坚韧且饱满的灵魂。易守难攻的地形成为天然的屏障，令无数英雄好汉折戟于此；横跨欧亚的城市构造，亦使得她左右逢源、为人倾倒。陆与海的汇聚之地——这种绝佳的条件，赐予她远超城市本身的体量。她可以指代一个帝国，“历史学家路易·库赞撰写的最早一部关于拜占庭史的书籍被冠以《君士坦丁堡史》之名” ；甚至能象征一个文明，“在中世纪的西方，长达数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文明被称为Constantinopolitan” 。以她为都的两大帝国，则无一例外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与发展，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在此，“世界性”诞生了。

在我看来，世界性的基础即是多元——这是刻在伊斯坦布尔骨子里的元素。建城伊始，她就与海峡对岸的迦克墩交相呼应，成为一座融合了东方属性与希腊风格的殖民城邦；君士坦丁大帝营建新都后，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古代东方文化和新兴基督教文化于此撞击、渗透和融合，逐渐发展出独立的文化体系 ；易主之后，她变得像一座巴别塔，簇拥着操各色语言的子民 ；时至今日，她塑造了土耳其亦欧亦亚的国家性格。多元的民族、多元的文化、多元的宗教，乃至她多元的称谓，均在这里成为了合理，于交汇中得到了整合。

然而，正是由于伊斯坦布尔具备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世界性，与之相伴的不仅有真实的历史，更充斥着各式各色的传奇。世人垂涎于她的财富，波斯人、阿拉伯人、罗斯人、佩切涅格人对其发动过数次进攻却铩羽而归，城市的坚固城防在历史的层累叙事中被一步步夸大，最后被解释为蒙受神恩。在伊斯兰教看来，她的宿命早已锁定，自先知穆罕默德时代起，这座城市就必定会被穆斯林征服；在基督教看来，城破后僧侣匿藏于阿亚索菲亚的墙内，终将目睹这座城市被基督徒收复。基于不同的立场，各自的史料对于同一件事的描述可能大相径庭，而由此诞生的史诗故事，则在数百年来为人传颂，亦真亦假，恐怕已不重要了。

直到今天，伊斯坦布尔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夹杂着虚构与现实的混沌过去中，每个人记忆里的伊斯坦布尔都不尽相同，但我们却能在她的身上找到相同的特质，从而了解对方，认识自己。作者无意解构，却处处解构：“这是故事与历史彼此融合的地方，是一座以理念和信息罗织自己记忆的城市” ，客观实在与主观情感在记忆里交映生辉，最终塑造了这座任由人想象的永恒之城。

本书体量庞大、内容繁杂，出现漏洞也确在所难免。例如文中写道，“穆罕默德二世大力推动古老的中东米利特制度，让伊斯坦布尔每个族群都能依据自己的宗教律法进行审理和判决” ，后半句诚然没有问题，但“米利特”一词出现的时间则相对较晚，一般不早于1700年 ，“米利特制度”更是直到19世纪才蔚然成型 。译文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也出现了瑕疵，比较明显的误译如，“赛法迪犹太人最终加入了说希腊语的犹太居民、罗马尼欧特人以及来自安达鲁斯的犹太人的行列” ，说希腊语的犹太居民即是罗马尼欧特人，原著中后者是前者的同位语 ，而根据本作的行文习惯，此罗马指的是“新罗马”——伊斯坦布尔，因此译成拜占庭犹太人或直接合译为希腊犹太人则更显稳妥。而赛法迪犹太人就是来自安达鲁斯的犹太人，此处译文没有问题，可能是作者在整理文本时出现了失误。当然整体上这些并无伤大雅，我们亦不能吹毛求疵，从而忽略了这本著作的价值。

我曾去过伊斯坦布尔两次，也看过有关她的诸多游记，以前总是慨叹没人了解她，如今终于醒悟，“伊斯坦布尔不是东方与西方相遇之处，而是东方与西方渴望而热切地对视彼此的地方” 。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感悟过去，感悟未来。而这，也正是伊斯坦布尔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