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新村的思想来源、建设特点与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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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有一年到曹杨影城去看电影，从地铁站出来往影城步行，经过了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公园，和一个特别干净整齐的“新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房屋显然重新刷过的白墙，建筑那极简、无装饰的美学风格，以及整个住宅片区疏朗、宁静的氛围。那个“新村”叫做曹杨一村，是曹杨新村最早建成的部分。而后者作为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是本书——《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的田野调查对象。
工人新村作为1949至1978年间上海最大规模的住宅建设实践，相关研究一直未出现全面、系统性的理论著作。本书填补了上述空白，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工人新村研究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参考。读罢，我试图从以下三个相对通俗的方面去理解工人新村这一城市现象。
思想来源
在中国，工人新村这个故事的开头，可以追溯到1920年4月7日周作人在日记中的一条简短记录：毛泽东君来访。1919年，周作人这一边，在“新村主义”先驱者武者小路实笃的陪同下，进行了对日本“日向新村”的实地考察，回国后发起五四时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村运动”。而毛泽东这一边，1918年第一次来到北京，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并被老师杨昌济推荐给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临时馆员。1919年，受到“新村运动”的影响，毛泽东撰写《学生之工作》一文进行新村规划，并试图在湖南岳麓山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基地。1920年4月7日，青年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周作人的上述拜访，就是基于以上背景。
五四时期的新村运动之滥觞，可上溯至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以及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作为一种“非暴力的”创造新社会的方式，新村运动合了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胃口。邻邦日本，新村主义理论家、实践者武者小路实笃，于1910年在文艺刊物《白桦》上撰文宣扬人道主义、谈论人应当如何生活时，就引起了周作人的注意。1918年，武者小路实笃创办《新村》杂志，宣传新村主义，并且躬身实践，创建了日本第一个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模范町村：日向新村。日向新村的具体生活规定为：每日值饭人5时先起，其余的6时起来，吃过饭，7时到田里去，至5时止。11时是午饭，下午2时半吃点心，都是值饭的人送去。劳动倦了的时候，可做轻便的工作。到5时，洗了农具归家，晚上可以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读书，10时以后熄灯。目的是要打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不平等，追求读书和劳动协调一致的全面发展状态。这种观念深谙中国文人内心深处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之向往，难怪周作人在《访日本新村记》中写道：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悦，觉得30余年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
新村主义的本质是一种追求“劳心”与“劳力”绝对平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平等观念是其最核心的进步价值。这种依靠人的“自觉”来“温和”改造社会的方式，在当时的局势下显然是空想色彩浓郁，实践可行性不足。周作人的新村运动、毛泽东等诸多人物的新村实践，都以失败告终。毛泽东认清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最后走上了革命道路。然而，当观念植根于领袖人物的内心，终有一天将会成为现实。拜访周作人30年后，“新村主义”终于有了实践基础，而作为模范社区的曹杨新村，只是全国范围内工人新村空间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这种思潮的影响并不止于工人新村。其所蕴含的平等思想走到极端，不免出现“反智”倾向。人民公社、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似乎都可以从新村主义中找到逻辑源头。从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新村主义之梦”的梦圆年代并未持续很长时间，第一代新村居民经由新村确立了工人阶级的空间身份，并获得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荣誉感。然而，从1966年开始，“新村二代”经历了上山下乡、返城就业、下岗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平等与竞争、劳心与劳力之惑，远远未到完满解答之时。
建设特点
工人新村的建设有两个基本特点。特点之一是选址大多在城市外围。曹杨新村位于当时上海城市建成区的边缘地带，属于沪西工业区外围的待城市化区域。除曹杨新村外，其他（上海、其他城市）工人新村大多也在类似区域进行规划建设。“远离”城市中心的选址，等于在城市边缘建造了一座座将城市包围起来的“新城”，建设成本高且与城市的关联度低。看似不合理的选址，服务于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其一是“生产先于生活”。本书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村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住宅计划，不如说是配合工业区发展的一种服务配套设施。”“配套性”是工人新村很本质的属性：生活完全服务于生产，靠近工业区、方便工人上下班是基本原则。其二是“消灭城乡差别”，工人新村不仅在物理上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过渡区域，而且带有一种回归村落式生活的心理趋势。从结果上看，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新村有一种“村”、“城”模糊交织的特质，城市生活的匿名性被完全取消了，并以“单位纽带”替代了传统乡村的“血缘纽带”。
特点之二是建筑风格和建造方式以实用、经济为取向。工人新村具有现代主义住宅的一些特征：简约、去装饰，以及户型的标准化、类工业生产的批量建造方式等。曹杨新村看上去与现代主义建筑“装饰即是罪恶”（阿道夫·路斯）、“形式服从功能”（路易斯·沙利文）、“抛弃豪华壮丽”（勒·柯布西耶）等宣言，在精神上和建筑形式上颇有相吻合的部分。
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借鉴，实际是为适应建国初期的基本国情：既需要为工人阶级提供大量住宅，又受限于百废待兴的恶劣国民经济条件，建设部当时提出了“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工人新村与同时期其他建筑都遵循上述原则，前者由于是大规模的建设工程，更是以实用、经济为准绳，如天津的中山门新村、纪录片《铁西区》中所描述的沈阳铁西工人村等。
例外之处还是存在。尽管曹杨新村在选址和建造上都依循以上特点，但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项目、新中国对外展示和交流的窗口，在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显然是工人新村的“高配版”。本书指出，曹杨新村规划时最早采用的是美国学者克拉伦斯·佩里（社会学家和建筑师）提出的“邻里单位”模式。设计师汪定曾先生早年在美国求学，受到欧美关于花园城市、新城市主义运动萌芽等的研究和实践之影响，试图将新思潮中有关绿化、生态、以步行为向导、非对称自由布局等内容，与脑海中老上海旧式里弄的成长记忆结合起来，在设计中有机融合两种不同的文化基因（参见汪定曾《寄语今天的建筑师》一文）。
建筑设计方面，也绝不只是“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日本建筑评论家斋藤和夫认为:“这是一种漂亮而潇洒的西欧风格”。走在今日的曹杨新村中，尤其是曹杨一村，醒目的白墙、红瓦、绿窗、别致的花格漏窗，优雅的审美意趣扑面而来，亦能感受到汪先生当初所设想的那种中西合璧式的婉约动人。
真实生活
工人新村世俗的、日常的真实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新村，只有合作社那里的电灯光亮最强，也只有那里的人声最高。从那里，播送出丁是娥唱的沪剧，愉快的音乐飘荡在天空，激动人们的心扉。一眨眼的功夫，新村的路灯亮了。外边开进来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把劳动了一天的工人们从工厂送到他们的新居来。”周而复在《上海的早晨》中这样描述曹杨新村，从中不难看出集体主义生活的样貌。
工人新村的物理空间是为集体主义生活而精心设计的。户型设计厨卫浴多户合用，私人空间仅限于卧室；公共活动空间却相对充足许多，如宽敞的前后院、入口家务院、集会广场、公园、文化馆等等。这些公共空间不仅是集体性活动的发生地，也容纳了一部分家庭活动，将两者的界限变得很模糊。
公共空间是提供公共生活的场所，但并不必然形成集体主义生活，集体主义生活是基于集体主义的（而非“集体的”）活动而形成的。如我们现在去文化馆或图书馆看展览、听讲座，只能称之为一种公共活动，大部分参与者都和彼此没有深度关联，只是在特定时间共享了特定空间，人与人之间保持了匿名性。但那个年代的工人新村不是这样，公共空间里发生的活动不仅有公共的属性，而且有集体主义的属性，如老党员负责组织的读报小组、年长的妇女到公共食堂为大家做饭等。这种集体主义生活显然不是仅仅依托于物理空间的设计就自然形成的。
集体主义生活的形成，还取决于个体在空间中彼此之间的关联度，涉及新村居民的身份建构问题。有资格入住曹杨新村的居民，都经过严格选拔。本书以申新九厂（国营大型纺织厂）为例，指出最后入选的工人往往是“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这两个称号都是国家和单位赋予工人的，带着荣誉入住新村的工人，其身份建构依托于一个明确的集体，即他们所在的单位，而非社会这种模糊的集体。新村的日常生活乃是单位生产之延续，新村的居民关系乃是单位工友关系之延伸。故而，新村的集体主义生活自然是由单位的集体主义劳动衍生出的必然结果。经过设计的物理空间可以促进一种生活模式的塑造，但其显然并没有规划师和建筑师想象得那么重要。
曹杨新村的物理空间依然屹立在早已不属城乡接合部的中环，而工人新村的集体主义生活早已消失不见。在我居住的住宅楼门厅，张贴了一张有关片区管理人员的名单，其中有一个“块长”的职务让我一直很疑惑。现在看来是与1950年代“条块结合”的基层管理制度设计有关：“条”是工作层面上的分工，“块”则是不同空间层次上的分工。近期，上海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市民又一次感受到居委会在推行政策和引导居民行为上所拥有的影响力。
工人新村是规模庞大、命运跌宕的城市空间实践，也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五味杂陈的篇章。和其他许多城市空间一样，经历了产生、发展、停滞、衰败的过程，又由于它的命运与工人阶级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而格外令人唏嘘。从模范新村到纪念地，工人新村能否在新世纪迎来新的命运转折？故事还远远未到完结之时。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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