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斗其文，赤子其心——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笔记
《我的精神自传》是一本关于知识分子精神成长史的书目，钱老在书中真诚地回顾学问之路，毫无保留地向每一个读者敞开胸怀，谈学术研究的动力、方法、态度，人生路上的矛盾与思索，鲜活地呈现出一个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将学术研究与个体生命交融化一的人生轨迹。这本书中也涉及了一些人文知识分子面临的具体问题，如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对启蒙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反思、如何对待五四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独立性问题等，钱老在书中坚持的立场和观点，源源不断地带给读者诸多启发，试择要记录钱老谈及的问题：
1.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
所谓“文化革命”，就其初衷而言，是一个改造“主体”的革命，因此必然会对每一个个体，尤其是具有相对自觉而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个体的自我和精神造成极大的冲击。在今天看来，这种文化革命的后果显然是弊大于利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最大混乱是，这次文化革命中并没有创造更丰富的“新人”，相反由于操作方式的简单化，它仅仅是把所有人的思想都强制地纳入既定的框架中，而成为一种思想/身体的暴力。对于置身这种情境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最大的恐怖就在于林庚先生曾说的那种情形：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说你错了，于是你也怀疑和动摇自己是否真的错了，乃至最后相信你自己确实错了。（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5页（底注：贺桂梅评点））
2.如何评价周作人？
周作人的进步性在于他追求人性的独立自由，持一种自然人性论的人道主义思想。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的价值当然不容抹杀，但在日本侵略北平时，公然与入侵者合作，从民族立场看，犯了背叛祖国的历史罪责；从个体自由层面说，当周作人成为日本傀儡政权的官僚时，他已经异化为国家机器的部件，他也背离了个体自由的理想。钱理群评价周作人堕入了“双重深渊”，这一评价是很深刻的。
3.五四传统与五四精神
所谓“五四传统”，概括说，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
五四是人的发现的时代，具体说，五四人的发现有三大发现：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和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发现。
4.从鲁迅思想的角度看待个人主义问题
鲁迅在20世纪初，曾提出过“个”的概念，解释个人与国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中国自身的独立性与主体性。鲁迅的“个”的概念的核心，就是强调个体精神自由，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一致的，强调个体生命的独立、自主、自由，这也是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基本含义。
鲁迅和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主要是强调人的自主性，即摆脱了对“他者”的依赖关系，不依附任何其他力量，彻底走出了被他者奴役的状态，从而进入了生命的自由状态，这种个人主义不同于狭隘的利己主义，鲁迅讲的“个”与“己”，是有着非常宽阔的胸襟的大写的人，是和他人、万物想通的，也正是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5. 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左联成立以后，提出了“文艺的大众化”问题，起初仍然强调知识分子是大众的导师，到了40年代，战争激烈，走上战场的主要是工农，知识分子的力量很软弱，因此毛泽东发出“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号召。
后来毛泽东把这种思想往前推，又提出了“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要求，这就意味着要对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化”的结果是知识分子的消失，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知识分子的形象就真的没有了，有也是被当做改造对象，比如赵树理的作品里就没有知识分子的形象。
胡风对当时的这种思潮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虽然知识分子身上有其固有的弱点，但也不能因此而贬低、否定知识分子的价值。他坚持鲁迅的立场，知识分子只是大众的一员，不比大众高，也不比大众低。
由于对知识分子价值的贬低，社会上开始出现一种民粹主义思潮的萌芽，这股倾向到了文革时，就有了恶性的发展。钱理群认为：民粹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而且是应该抛弃的。
以往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总是陷入“民众的崇拜和民众代言人的崇拜”的心理中，知识分子要么把农民看做愚昧的暴民，要么就自己去当农民的代言人，实际上这两种立场都是有问题的，人民只能自己解放自己。
90年代后，新问题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分离”，知识分子自身越来越贵族化，越来越脱离中国的土地，特别是两极分化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关注自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自恋、自怜、自娱之中，而忽略了身外的广大的世界。
鲁迅提示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关注底层人民，特别是他们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应该反映他们的疾苦，并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但是我们所发挥的作用也就仅此而已，你不能代替他们。你既不能居高临下地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你也不能以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你只是一个朋友，一个真诚的朋友，你的责任是帮助他们认识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后要解决问题的还是靠他们自己。
6.什么是“真的知识阶级”？
鲁迅提出了“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永远站在平民一边，永远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而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必然要和“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
鲁迅《门外文谈》：“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些大众的事业。”
7.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依照康德哲学把教育分为两个层次，现象界的教育和实体教育。现象界的教育包括：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主义教育，分别对应于今天的体育、智育和德育。美育教育和世界观教育属于超越性层次的教育，即实体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学教育的着眼点是，人的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是要培养学生的终极关怀，信仰、人格、情操、思想的独立，精神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创造力的开发。
蔡元培所提倡的世界观教育带有某种宗教性，但到了现代社会后，宗教可能具有某种独断性、排他性，有可能形成新的专制，因此，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超越利害关系的、具有普遍性的美育来陶冶人的性情，培养高尚的情操，焕发人的内在创造精神。
概括说，在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体系里，此岸现象世界的德智体教育和彼岸实体世界的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现代教育就实现在这二者的张力中，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而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又是根本性的教育。然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并没有落实到中国的现代教育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说是德智体美劳教育，但是美育教育在中小学课堂上以美术、音乐课的形式出现，丝毫不受重视，这些年应试教育制度更是把教育完全搞成了为考试而死读书，不仅不是帮助孩子成长发展，反而对儿童的心灵造成了戕害。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实际非常糟糕，笼罩在国家主义的教育和商业化教育的阴影下，可以说，由于应试教育的推行，在中小学教育方面，教育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完全失落了。（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14—240页）
给我的启发：我深受应试教育之害，将来又想当老师，实际今后应该认真对待教育学，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好老师的。同时，我也应该致力于推广美育实践。钱理群退休后转向关注中小学基层教育，力所能及地为中小学生编辑文学教材，甚至是特意为偏远地区的农村学生编辑文学读本，这些都对我很有启发。
8. 鲁迅的“立人”思想
20世纪初，鲁迅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强调立国，建立统一、民主、独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但他同时强调“立人”是“立国”的前提与基础。立人的要义就是“尊个性而张精神”，即重视个体的精神自由，这种思想既针对封建专制对人的压抑，又针对西方现代文明使人沦为物的奴隶的弊病。
“对个体的人的独立自由精神的渴望”与“对人的被奴化的危险的警惕”，是鲁迅“立人”思想的正题与反题。钱理群继承鲁迅思想，把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作为彼岸理想给人生以指引，在现实生活中，坚持批判一切奴役现象，钱老在文中这样说：“坚持对一切形态的奴役体制、奴役现象的揭示与批判，坚持对一切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各种形态的奴性的揭示与批判，坚持对自我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奴性与压抑他者的倾向的揭示与批判。”P364 今天鲁迅的这两种观点对我们仍然非常有启发，我在这一章的阅读中，愈发感觉到，其实今天社会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之前思想家早有论述，有时难免感到历史是一种循环，过去存在的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历史已经证明失败的经验，今天也依然在重复。
9. 钱理群对什么是“大学精神”的看法
大学的基本精神应该是“坚守精神”和“批判创造精神”的结合，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是必须先有学习，继承，借鉴，积累，而且在学习的初期，还有一个模仿、重复前人的过程，没有“旧知”的积淀，绝不可能出“新知”。从精神发展的角度，就更是要有坚守，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动的，这就是所谓的“坚守精神”；大学里对学生的培养和训练，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培养学生怀疑、批判的精神和不拘一格的想象力，独立创造的精神与能力。两种精神相反相成，构成了大学精神之魂。（同学们到大学里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一门门课程的学习，在教师的指导下，最广泛的读书，获取知识，吸取最广泛的精神资源，用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武装自己，不仅学得专业知识，更为自己一生的精神成长打下好底子，同时将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基本经验和精神传统继承与发扬下去。）
10. 知识分子身上的劣根性
钱理群在书中指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着帝王气、才气和流氓气，今天学界很多著名的学者身上也仍然带有这种问题，专制独断，不容异己，思考问题非黑即白。这一点也提醒我不可以盲目崇拜一些教授，人无完人，应该看到他们身上的缺点，以更理性的态度看待人和事。同时，警醒自己也不要沾染上这种恶习。
11. 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持有什么基本立场？
人文知识分子从事的主要是思想工作，人文学者关心的是“应该”怎样，而不是“实际上”怎样。也就是说，人文知识分子对人和社会的关注本质上是一种“彼岸世界”的理想关怀，他是用彼岸理想的价值照亮现实的存在，从而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人文学者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思想的彼岸性，即便是对的美好的，但仍然不是真的现实。假使人文学者有这种认识做心理准备，就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作为人文学者，也应该秉持几种立场：
（1）认定自己所处的边缘位置，既清楚自己的特定价值，又不报过多期望，本分做事就好。鲁迅曾经指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要么是“官”的“帮忙”与“帮闲”，要么是“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今天又有可能沦为“商”的“帮忙”与“帮闲”，因此，知识分子要认清自己在现代社会的处境。
（2）本性不改，仍然关心社会、人生、政治、民族、世界、人类的大事，关心时代的中心话题。
（3）这种关心和思考，不带有功利性和可操作性，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学会更理性地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
（4）既不去寻求精神导师，自己也决不当别人的导师，人生道路只能靠自己走，不断地在矛盾与困惑中探索。
转引钱老的说法：“在没有现成的规范可寻，没有路的情况下，人们只有一条出路：自己选一条似乎可以走的路，“姑且走走”，一边探索，一边不断校正方向，总结经验，最后走出一条路来，并创造出新的规范、新的原则。不唯信书，也不为人所束，充满自信力，同时，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干中创造出一切。”P164
鲁迅《与幼者》：“幼者呵！……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是最困难，似乎绝望的时候，也不气馁，不放弃，“目光永远向前”，“不停地往前走”，保持积极向上，向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精神状态。
（5）始终褒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底层关怀意识。
（6）给我的启发：既要保持自我的独立自主性，同时又要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和普罗大众没有什么差别，要以平常心看待自己和人生。
12.如何对待马列毛的革命精神遗产？
在现在去革命化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认识到革命精神内含的真正价值，既坚持革命精神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一面，又要警惕重蹈上世纪的覆辙。
13.是否还应该坚持理想主义？
坚持理想主义的同时，又要看到理想主义的局限性，以低调和理性的精神，践行理想主义。同时，又要以开放的心态尊重别人的信仰和理想。
14.“幸存者”的写作意识
幸存者的写作意识，提醒我，应该写自己的高中生活，写一个人在应试教育制度下心灵扭曲的成长史，将痛苦转化为精神资源，既然已无力改变什么，那就只好把个人所感受到的痛苦写下来。但痛苦本身不能直接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它还需要发掘、转化，需要反思，经过反思之后的痛苦，才能成为精神资源。包括ZQ的事情，都应该拿起笔来写作。
15.何为鲁迅的“历史中间物”及“反抗绝望”的哲学？
鲁迅把世界的本体理解为无限发展之链与中间环节的对立统一，这种无限是由有限的中间物来构成的，中间物与有限是万事万物的存在方式，过渡性是万事万物的存在特征（否定了“永恒性”的理念）。因此，鲁迅拒绝以“完满”、“至善至美”的观念来看待社会形态和人生，他认为，不完满、缺陷才是历史、社会、人生、人性、艺术的正常存在形态。
正是因为拒绝了乌托邦神话，鲁迅也拒斥了一切精神世界的避难所，他认为人们只有一个选择：正视（直面）现实、人生的不完美、不圆满、缺陷、偏颇、有弊与短暂、速朽，并从这种正视（直面）中，杀出一条生路。这也就是鲁迅的“反抗绝望”的哲学。
16. 自我批判
钱老在书中字里行间充满着强烈的反思精神，有时读起来，竟像是在读一个人的忏悔录，常常是刚刚说明白了一个问题，紧接着又对自己的观点提出新的质疑。这种态度其实也与钱老多年浸淫鲁迅研究有关，他已将鲁迅的批判精神完全内化为个人的生命状态。鲁迅并不是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总是将矛头针对外界，仿佛只有自己毫无乖谬，其他人都问题重重。实际上，与批判别人比起来，鲁迅更无情地剖析自己，也就是说，鲁迅批判精神实际也内含着自我批判。因此，钱老这样说：“鲁迅的怀疑、批判精神得到了彻底发展，批判的彻底不彻底就在于看能否批判自己。”P273
17.学术研究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钱理群先生在书中谈到材料的用途对我很有启发，其实钱老还是认为考证、考据是次要的。首先要大胆地假设，提出新观点，根据假设辅之以有理有据的材料去论证观点。钱老以林庚举例，林庚提出了新的“盛唐气象”概念，并且辅之以充分的材料来论证，这在学术史上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学者们做研究的方法也就在此，关键是要根据自身时代背景和问题做出新的研究，“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在材料上爬来爬去是没有意义的。
18.如何克服精神危机？
钱理群说自己克服精神危机的方法是：“遇到精神危机的时候，我就去读书，做研究……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写，实在写不出就抄书，抄鲁迅的著作”，“研究与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自我证明：不管外在环境如何，人仍然可以创造并坚守着自己的诗意而神圣的精神生活。”
19.
最后，以钱老的一段谈学术研究与个体生命状态的关系的话作结：“我的研究还追求自我生命和学术的一体性：学术的探讨，同时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部对象的发现，也是对自我的发现，随着学术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获得不断深化、升华，以至新生。因此，我说过，在我这里，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我的精神自传》所要揭示的，就是在一定的生命历程中的学术著作的背后，我的自我存在的追寻，我的自我‘精神命名’”。P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