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淮北
流动的淮北
——评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是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通过对1845至1945年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进行的一项研究。裴宜理借用生态学和环境学的视角试图阐明农民反抗行动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复杂而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绝不应该用“穷山恶水出刁民”这种带有朴素价值判断实则缺乏历史依据的表述言尽。裴希望通过提供一种联系环境与农民行为之间关系的链条，解释集体暴力发生的社会机制。当然，她也意识到所运用的生态学视角只能提供分析既有历史事件框架的描述性价值而无法提供预测下一场农民起义的预测性价值。
本文尝试在对全书内容进行概括性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对于淮北农民叛乱的相关研究尝试对“淮北农民叛乱”描绘一幅多元综合的历史画卷。
一、序幕：穷僻的淮北与求生存的乡民
淮北是一个文化地理上分区概念，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安徽北部、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和山东西南部地区，由于地处不稳定的黄河和淮河之间，这片土地旱涝灾害频发，虽然强大的中华帝国机器修筑了用于农业灌溉的水利工程，但是在经历了历史上多次南北政权之间权力斗争使得淮北成为战场之后，水利系统也丧失了它的调节功能。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政权力量的削弱，地方政府再也无法组织动员进行必要的疏通和维护了。加之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华大地上战乱不断，在人力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淮北成为了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系统，淮北地区便成了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运动的中心舞台。除了黄河淮河产生的较大影响，淮北地区有着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特征：贫瘠的土壤与恶劣的气候、较低的人口密度、依靠冬小麦高粱和大豆的轮作农业模式及较低的农业产量、在非灌溉区不稳定的农作物产量和缺乏发育良好的市场体系下没有形成土地租佃系统等。
农业之外，淮北的商业一直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缺少资金和市场需求导致手工业也同样落后。恶劣的自然条件致使国家能从淮北汲取的税收很少，相应地政府缺少在淮北投入人力财力保障当地居民安全的动力，为后来政府在面对纷起的农民起义时显得力量薄弱埋下了隐患。教育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淮北部分家产丰厚的家庭投资的重心放在了因政府缺位而无法提供的保护方面，不太重视教育投入，因而淮北很少有人通过“学而优则仕”的路径进入国家的官僚体系，所以瞿同祖和费孝通描述的那种发挥维护礼仪和秩序作用的士绅阶层在淮北地区是缺席的。[1] 从税赋看，尽管大多数历史时期农民的田赋税费较低，但是伴随着白银外流出现的银贵钱贱局面、国民党榨取税收严重，此时农民的负担也不可谓不高，由于地方士绅的缺席，农民在反对政府横征暴敛时诉诸的手段也只有同防御土匪一样的了。如果要选择一个词来形容淮北农民的生活状况的话，“水深齐颈”（Scott，2001）应该是恰如其分的了。
裴宜理在讨论淮北地区农民的观念时将其概括为:具有强烈的好战性（颇为讽刺的是，作者做了一组比较：在淮北农民眼里，相对于变动不定的黄河淮河，他们的同胞居民似乎更容易预料也更温和）、不愿意干预自然环境（对农业和经济革新表现出保守性）。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者意识到并坦言她对淮北地区农民观念的总结是基于农民的行为反向推演而来，而没有试图对地方文化观念进行深入挖掘。
二、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
为了在恶劣自然条件下求生存，淮北农民在代代相沿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生存策略：一、掠夺性生存策略——以攫取他人财富为目的；二、防卫性生存策略——努力阻止他人的进攻。
一般而言，定居下来的淮北农民通过控制家庭家庭人口及构成、借贷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农民在缺乏避孕观念和措施的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式较为极端——溺杀女婴，这一举措为该地区之后出现大量得单身青年男性群体埋下了祸根。除此之外，依靠借贷手段暂时度过难关的方式只能延缓痛苦，而无法消除痛苦。
而那些采取季节性地迁出流动策略的淮北农民则靠乞食为生，遇到灾荒之年贫苦农民拖家带口，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南部较为富庶的江南乞讨，乞讨还能够获得当地官方的许可，成为一种地方文化惯习。但是一有机会他们又会返回淮北这片虽则贫困却难割舍故土上。伴随着人口季节性流动的是“保甲制度”的难以推行、政府和乡绅难以与基层民众形成稳定的社会联系。这里作者没有明确指出的另外一点因果联系是：由于农民的季节性迁徙导致人地暂时分离，会使得再次返回故里的农民们因为争夺土地的所有权而激化矛盾，农民个体之间、不同村庄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形成了大大小小、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2]
前文已述，由于国家对淮北的较少干预，这使得农民可以采取相当自由的策略维持生存。洪涝或干旱的年夕，贫者抢夺富者的生存资源，富者拼死守卫，双方分别采取进攻与防守的生存策略求生计。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政权方面（官军、政府官员、日本人和军阀武装）便会插手，这时候掠夺者与防守者便会掉转矛头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来自外界的威胁，这使得淮北地区的大规模叛乱成为可能。
具体来说，采取掠夺性生存策略的多是那些年轻的“光棍”群体，他们一方面农村社区的边缘人，另一方面又在社区成员中取得了某种公认的社会地位，甚至在童稚歌谣中被视为英雄角色。[3] 他们采取了多种掠夺性策略，最为有利可图的是私贩食盐：由于清政府的划区供盐政策，淮北地区供应的“淮盐”相较于皖北宿州的“长芦盐”质量差很多，而且价格超出两倍不止，不少人选择从事贩运私盐。但是这项暴利事业充满了风险，因而农民常常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共同应对。除了私贩食盐，不少走投无路的农民选择落草为寇，杀人越货，占山为王。马俊亚从淮北地区湖荡、港汊交错纵横的自然环境方面分析了土匪成因，也部分印证了裴关于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理论模型。当地有的庙宇里供奉的居然是古代的盗匪头子——盗跖，充分反映了当地长久积存的匪盗文化。第三类掠夺性策略是仇杀，由于缺乏士绅阶层作为中间人调节家庭和村庄之间的矛盾，当出现争议时常常是诉诸于武力，仇杀斗狠的事迹常有发生。
防卫性策略可看作是对花样百出的掠夺性手段的一种回应。它区别于掠夺性策略的特征是按照社区（地缘）组织而非亲属关系（血缘）联结起来的。包括庄稼即将成熟时节农民集体出资雇佣用于防止饥民偷盗庄稼的看青人、晚清地方动乱官方号召地方自主组建的团练组织、以及与团练配套的修建玗寨的策略。在分析民团的作用时，作者不乏洞见地指出，官方为应对政府权力收缩地方秩序混乱而鼓励地方自建民团的政策为淮北地区的两种生存策略创造了组织上的新机会。
这两种策略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二者采取的手段截然相反，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互相合作、互相包含的机会。二者还可以互相转换，当面临第三者势力风险时，还能够形成联盟共同抵抗。
三、捻党与红枪会
如果说上文提及的两种生存策略只是作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的话，那么裴宜理对捻党与红枪会的个案研究则正好对应的是采取这两种不同生存策略的经验验证。捻党作为采取掠夺性生存策略的代表，红枪会作为采取防卫性生存策略的代表最后都走上了叛乱之路。
捻党从地方劫掠性的土匪武装发展成跨区域的武装力量进行叛乱，背后原因有三：生态环境恶化、受太平军起义的影响（示范效应）、掠夺与防卫一体化。虽然捻军后期的矛头直指政府，但是它主要还是农民世俗生存策略的表现，即使是在捻军1868年遭遇失败以后，走私、仇杀和有组织的土匪活动也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
红枪会正是在捻军兴起而政府鼓励地方兴办团练的背景下的产物，采取的是一种与掠夺性策略截然对立的防卫性策略。但是由地方名流组织的红枪会除了发挥抗击土匪的功能以外，还成为了组织抗税斗争的重要力量。而红枪会从自卫走向叛乱的关键因素包括河南地方的红枪会由于对陕军、吴佩孚等官方力量的不满而对抗，最终丧失了自己的财产基础后也采取了掠夺性的策略，这一过程中还包括对回教徒的异教歧视。裴在探寻红枪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原因时，分析了红枪会宣扬的刀枪不入的信仰是如何从身体实践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而吸引力那些渴望进入新生活的农民的，揭示了意识形态在动员社会行动方面的潜藏能量。除此之外红枪会内部严肃的纪律、仪式感强的组织形态也是其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原因。
四、革命吸纳叛乱——共产党的取向
在裴宜理的叙述中，共产党是作为一种从外部进入淮北的力量而存在的。面对富有经验的淮北叛乱者，共产党如何一步一步取得成功的历史过程极具巧合性。
最开始进入淮北的中共党人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尝试建立苏维埃政权但被国民党势力镇压了。农民运动时期中共高层对红枪会持一种期望改造、为我所用的态度，但是共产党“打倒地主”、“打倒劣绅”的口号使得领导红枪会的地方精英恐惧不已，他们并不愿意与共产党进行合作。之后共产党转而支持更具掠夺性的光蛋会组织，同时也努力尝试团结红枪会。在笔者看来，中共未能在这一时期拉拢红枪会还有更深的原因：共产党发动农民运动借助的是以“阶级”为纽带的意识形态力量，但是红枪会的联合是建立在以社区为核心、成员对于社区精英的真诚服膺形成了一种紧密联结的基础上的，前者无法取代后者。
转机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正确分析了红枪会的政治立场，对红枪会采取更为宽大的政策并且发动红枪会联合行动对日军发起进攻。1944年“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后，由于主要矛盾的转移，中共对于各式会门组织也无法忍受了，于是以召开群众斗争大会的方式打击其首领。中共在发动群众方面采取的策略主要是是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从而极大改善了广大雇工的生活状况。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推广互助组，使得成员之间不仅共同分享经济利益，而且由此产生一种信任感与集体感。
对于共产党革命在淮北地区的成功，裴宜理概括为共产党革命用一种积极的社会措施代替原本被动、机械的反抗。与此同时，掠夺性和防卫性策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好为中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
“当中共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规则的时候，（掠夺性和防守性）策略被证明失去了吸引力。最终，农民与其说是把希望寄托于一种策略，不如说是需要保护生计。当新的政策指向更为有效的集体生存方式的时候，农民行为的改变就变成了可能。”
裴认为中共的各项举措的前提都是对于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和改善，而蒲乐安对于直隶遵化骆驼王造反的研究中提到，新政中的人口调查是激起农民反抗的直接导火索之一，百姓都将人口调查视作为政府征税做铺垫的工作。结合二者来看，不同的社会调查的性质和方法会对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惊弓之鸟的农民心理产生迥异的影响。
五、一些商榷
裴宜理从生态视角切入解释淮北多农民叛乱的原因的路径独具一格，但是放到今天，她所运用到的资料显得不够全面。马俊亚在《被牺牲的“局部”中》对于淮北的困境局面给出了视野更宽广的包含政治经济等诸多人为因素的解释。他指出，淮北的乱局一方面是由于自南宋开始逐渐恶化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京杭大运河开凿，到了清朝时朝廷每年为了漕运河梁维修大运河的同时在洪水到来时将淮北许多农村地区作为行洪区，任凭洪水肆虐。加上淮北地区在文化教育上的先天不足致使相较于南边的淮南，一直处于“朝中无人”的状态，这一方面使得淮北成为了赈灾牺牲品，另一方面地方又没有发育出一个乡绅阶层，地方呈现出“哑铃型”的社会结构。所以说，理解淮北的自然环境除了黄河和淮河以外，京杭大运河的影响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洪水的恐惧记忆铭刻在每个淮北人的心中，马俊亚回忆起自己的家乡时惋惜地提到，人们之间由于缺乏信任，常常因鸡毛蒜皮小事争吵不休甚至不惜大动干戈。在分析淮北土匪的起因时他谈了三点：第一，地方行政权力的独占与独大，这一点与裴的说法正好相反，裴认为由于淮北提供的税收较少国家权力在淮北处于“缺席”状态。根据马的论证，由于地方士绅的缺席，导致政府的职能边界没有制约，职能异化，这是酿成匪祸的原因之一；第二，对于各种利源的争夺与控制是导致纷争的重要原因，包括贩盐、修护漕渠的经费等。第三，哑铃状的社会结构使然。
关于红枪会起源的讨论，三谷孝指出起源于豫东的红枪会一开始的目标是地方名流为了应对军阀混战的局面而渐次成立的，他将其概括为“军阀体制下产生的掘墓人”。中共之所以成功融汇红枪会的力量也是由于红枪会自身对外部机能的双重性，这一点上与裴总结的中共成功经验是一致的。
六、余论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综合各家之言，似乎黄河淮河的不稳定性对于淮北的困境有不少的责任，甚至是被看作是淮北地区贫困的根源。1954年，当毛泽东下达治理淮河的命令后，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昔日雨季咆哮汹涌的淮河也变得温驯许多，困扰着淮北地区人民千年的水患难题得以解决。那么今日淮北之状况是否应该是较之往日欣欣向荣呢？
稍微关注一下淮北地区的人都知道，这片土地在今日仍然没有摆脱历史沉重的负担，淮北的农民工被视为寄居在城市里的“野蛮人”。当现代性的列车开过时，淮北人似乎还没踏上站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还背负着历史的沉疴。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理解淮北农民叛乱的原因，除了自然条件方面的因素，制度性的结构原因产生的积习已久的地方文化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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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瞿同祖、费孝通都曾讨论了中国古代地方士绅的来源：其中最主要的士绅都是由那些地方上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在官僚系统内工作，后退休回家乡的人。
[2] 当然，中国古代农民关于土地的权利概念是有明确界限的，农民清楚地将土地权益分为地面权与地底权。
[3] 蒲乐安在《骆驼王的故事》中指出，在华北地区一些农村的庙会社戏舞台上，反抗洋人、贪官污吏的义和团拳民被塑造为英雄角色。
参考文献：(5134)
费孝通，2011，《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马俊亚，2011，《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的研究（1680—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蒲乐安，2014，《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刘平、唐雁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瞿同祖，2011，《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何鹏、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日]三谷 孝，2002，《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李恩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詹姆斯·C·斯科特，2001，《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立显、刘建等译，江苏：译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