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偵血腥虐行背後幽暗曲折病根的紀實傑作

如果說，近年來美利堅合衆國頻頻發生的校園槍擊案早已讓你見怪不怪；如果說，早兩年中國土地上有些駭人聽聞的馬家爵案多少已經淡出你的記憶；那麽，今年的4月份在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發生的韓裔學生趙承輝槍殺致三十三死二十傷的美國歷史上殺傷力最大的校園槍擊案，零六年中國陝西省漢陰縣鉄瓦殿道觀與之後的萬福店農場發生的邱興華特大殺人案（先後砍殺十三人，致死十一人，重傷兩人,该案甚至導致了一場國内有史以來蔚爲大觀的嫌疑人精神狀態鑑定爭議與司法定罪紛爭)

恐怕讀者諸君是記憶猶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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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往往在事件發生后驚駭於當時的殘忍血腥，也懂得去追索分析那不幸事件的由來，去探討造就兇徒暴行的人格缺失與社會弊端所自，這一切仿佛做的很到位很透徹，似乎暴露了某些問題所在，似乎當極不可思議的刑案發生后也懂得站在加害者的角度去思索其犯罪的心理成因了。

這是很好的現象，至少我們在事發后也懂得去思考，即使是裝模作樣或者隔靴搔癢。

然而我們卻通常忽略在這樣的悲劇背後，除了犯罪者自身不可寬宥的本質兇殘與性格缺陷之外，還有些什麽在充當著導致事件發生的關鍵推手呢？

 

人的神志可以承載千萬重量，但有的時候就是禁不起那最後一根羽毛。


 

作爲日本歷史上非常著名的「津山事件」，讀者或許多少有些耳聞——橫溝正史曾經取材這一發生在昭和七年的真實案件，改編之後以之構成了《八墓村》的虛擬背景。

而到了島田的《龍臥亭殺人事件》中，島田莊司則直接深入事件的各類史料，有如鉄伊的歷史推理《時間之女》一樣，將那起已經被人云亦云到了弔詭之勢，渲染的充滿神鬼氣息的一夜之間連殺三十人的恐怖殺戮辯證的有理有據的還原到一個更可信更實在的方位。

 

《龍臥亭殺人事件》是以禦手洗潔的助手石崗正已為事件偵探的超長篇推理小説。這在島田的創作序列中實屬罕見。（以石崗正已和松崎玲王奈為主角的推理多出於短篇）

而翻開《龍臥亭殺人事件》，我們也可以得到一個這樣的觀感，本作的上冊部分雖然完全是不可思議的連續殺人，死者的屍體也更像獵奇殺人的詭異，但是結構比較鬆散，敍事也由於石崗的毫無條理的思維顯得囉嗦繁雜，至少對於我來説，這個上半部分是極不成功，甚至有些草率粗疏的。及至全書最終章的詭計完全解答，除了其中一個兇手和一個死者之死的略有意外，也感覺不到太多的震撼。

可以說僅就詭計和解迷而言，本作在島田的奇想犯罪中，是水準偏下的作品。

 

然而，我想說的是，如果抛除解謎和詭計，不以本格推理而視之，僅就下冊作品中的「津川事件」的全程解剖，這卻是一本十分了不起的，有似紀實文學一般的傑作。

如果讓我打分，上冊結合下冊最後一章可以算是一本平平無奇的本格作。

而下冊中從龍臥亭事件中脫離出來，回到昭和七年的 「津山事件」的作者調查與解答則是滿分的作品。讓我想到了清張的《刪除的還原》和《小説帝銀事件》，同樣是取材於真實的人物與事件，依據作者學者般的鑽研精神，結合時代背景，提出了可以顛覆原始論斷的全新視角，並且給讀者帶來更深層次的悠遠遐思。

 

同時，「津山事件」的主角——歷史上被傳之為惡魔面相的都井睦雄可說是這部作品的真正主角，他是怎樣從一個聰明善良愛讀書喜歡寫作也經常讀推理小説的少年，一步步滑入到孤獨冷漠、對女性如飢似渴、最終的兇殘殺人的境地的，才是島田於該作真正要表達和探討的，要向那個社會和生活在那個社會中的該被譴責的人追討的。至於石崗的表現像天才還是白癡，破案是理性還是巧合，詭計是不是驚人卻又合理，才不是島田想要在這部作品中想要精心炮製的。

島田要寫的只有都井睦雄，詭計只是拿來裝裝門面約略把這叫做一部推理小説的裝飾而已。

都井睦雄悲慘的一生又不禁讓我想到了清張的《某「小倉」日記傳》，所不同的是前者在自己的人生悲劇之外給他人帶來了更大的不幸。

 

我承認，作爲小説的完整性來説，這部作品做的很不好，島田不是東野，他並不具有東野整體上操控大綱，一邊說故事一邊讓感悟自然的流到讀者心間那樣的啓發式的大局觀與起轉承合自然而然的寫作技巧。

所以，我們在《龍臥亭殺人事件》看到的好像是割裂的兩部不相關的作品，各自為營，改編一下可以獨立成書。可見，島田想將幻想性與社會寫實完美結合的試驗並不成功。但是，僅對於「津山事件」的描寫，卻是極具大師風範了，已經是絕對不可錯失的作品。

一直以來，我很難喜歡橫溝正史的作品，（大陸的珠海出版了那麽多他的作品一直是讓我嗤之以鼻的）橫溝創作推理小説的那個被後期稱之爲「浪漫主義時期」的大多數作品浸婬於一種「荒誕奢靡淫亂亂倫」的風格中，而橫溝正史的大多數作品在本格解謎外都帶有這樣的風格。而中日戰爭前後，日本的大衆讀物也以情色爲主。這樣的風格見仁見智，總之我是不喜歡的。但是在不喜歡之外，更多的是不理解。

爲什麽會有這樣奇怪的現象呢？倘若日本的文學低級庸俗才受歡迎是一種常態倒也並不奇怪，怪就怪在只有那個特殊的階段日本的主流文化像患病一樣的浸婬在一種不倫的境地中。而其後至今，日本的國民文學的主流都不是那樣的淫靡頽廢，而是在一種淡定樸實的氛圍中訴説人生真諦的，多少都有深層次的人性及社會問題的自省與反思的。

 

讀了《龍臥亭殺人事件》之後，我的這個疑問便大概解開了。

戰爭下的衝動與不安、被壓抑的人性、貧困缺乏娛樂的社會、封閉的鄉村文化、血緣的極端接近、浮士繪風格的崇拜、外在道德觀與民俗輿論的高壓以及内在渴望釋放的自由，都是導致對於「性」在一個特殊階段成爲全民族的内心渴求，或者說解壓的唯一途徑的因由，因此，在昭和七至十一年間，集中發生的獵奇殺人案特別多，也特別與性有關。

 

「津山事件」是當時日本社會的一個縮影，但又不僅僅是日本一國的縮影，這樣的歷史階段在很多國家歷史上都出現過或者將要出現，而圍繞在那個悲劇主體都井睦雄身周的那種集體性的為求自保而達成默契的侮辱與貶低、社會對於病症患者的歧視與漠視，除了那個國家那個時代之外，真正的消失了嗎？

如果真的不存在，那也就不會存在趙承輝事件，不會存在馬家爵事件，也許也不會存在邱興華事件。

究竟那最後一根羽毛到底有多重，那最後一把的推手有多惡質，我們有沒有曾經想過？究竟是什麽讓那一個個都井睦雄必須用這樣決絕的方式向整個社會喊話，我們有考量過嗎？

而島田的勇氣 ，在《異想天開》之后，又让人见识到。

《異想天開》的社會性在於控訴了日本社會對於戰犯韓國人的迫害，而《龍臥亭殺人事件》更是直指最幽微曲折的人性惡質，那些殺人的，以及使其殺人的，一樣發人深省，一樣要跪地求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