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没读完。

有机知识分子的提法是葛兰西政治哲学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往往被表述为“被某社会集团生产出来的知识阶层”，这个表述有着极为重要的规定性，一则在于有机知识分子既是知识分子，也是属于某一社会集团的成员，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是将他看作知识分子这一类的属，因为其内部本身便有着充分的复杂性；二则在于有机知识分子不只是因为被内部生产出来才具有有机性，更因为他作为该集团内部的一阶层，是被用特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三则有机知识分子作为新的知识阶层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区分，而这点恰被葛兰西看作是能够导出现代政党的真正起源、发展和所采用的形式，同时，葛兰西提出一个政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被看做知识分子，而这之间存在的张力已经无法继续解释新自由主义下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了。这三个方面一边肯定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在具体的现代革命中所具有的活力，一方面展现了新的时代境况对于我们作出的新的规定，而这恰好是历史的辩证法。要厘清这些问题并最终面向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我们需要首先搞清楚葛兰西面临的总问题究竟是什么。 一、葛兰西的总问题 在葛兰西看来，阶级的消亡与阶级统治是一条同在的道路，这要求不是继续欺骗大众，而是要引领大众政治化，从这里出发，葛兰西同卢卡奇与科尔施一样强调意识形态问题，但他选择从政治的维度切入。这一方面是由于意大利特殊的历史条件——南方主义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残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传统即将导向一种危险的路径——法西斯。对于葛兰西来说，重新处理群众与精英的关系这一难题迫在眉睫，如果说卢卡奇与科尔施看到的是工人如何上升为无产阶级的问题，葛兰西更进一步地看到了工人与农民作为不同面向的群众如何在现代政党被统一起来的问题。 在葛兰西的视域下，确实存在一个已经被提出的革命究竟遇到了怎样的麻烦这一现实的问题，而葛兰西给出回答则是：人们的信念与行动已经没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在意大利人那里，对于生活的理解与他们的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他们不能用自己已有的信念去为自己现实的生活作辩护，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概念对于葛兰西来说不再是中世纪那种垄断着知识话语的教士阶层与经院精英，也不是伟人式的哲学家和诗人，知识分子成了一个被泛化的概念：每个人都应该是哲学家。这一点在葛兰西看来是必须要坚守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总的世界观，我们从这里出发去看待一切问题。而现代政党某种程度上即起源于此，人们因为不同的处事方式而结成不同的社会团体，在分工制时代人们往往因为相同的职业而享有一种抽象的同一性，职业之间的生产关系又使它们享有该同一性，从而自发地结成政党。 然而，这种自发性始终是应该得到审视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发性往往是被动的幻象，政党结成的真实历史条件一定是阶级矛盾，但在葛兰西那里这种阶级矛盾所具有的复杂性显然不再只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所能展示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农民阶级的去封建化都使阶级矛盾有了更为复杂的内容。 这样，把握在葛兰西手上的便是，如何使群众结成一个政党的问题。对于一个群体的组织，首先便是对差异性的确证，而这种确证往往意味着将自己言说为普遍的东西。这个包含着比以往都要丰富的内涵的群众要如何被统一成整齐的革命力量，便是葛兰西在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危机已经快要到来的时代下的问题意识。 知识分子的概念是葛兰西给出的一个方法。他首先扬弃了传统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将自己想象为去政治化，从而有了自我接续、持存的形式，他们致力于守护自己的传统，并且将自己定义为唯一能够审视时代的智者，故而他们和群众（无论是资本家还是无产阶级）都是一种命令式的关系。他们讨论的问题往往是普遍的东西，是诸如人的本质、理性、自然这样无关阶级政治的问题，但对于现有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他们便束手无策。针对这种知识分子，葛兰西看出了他们的局限性，正在于哲学家无法逃脱被政治规定的命运，他们纵然自认为讨论的是有关人类命运的宏大命题，但这些命题并不是先验的，而是被现实历史规定的特殊；而这种局限性将被带有斗争性质的有机知识分子取代，知识领域成了不同集团进行话语争夺的地方，也成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另一个维度。 必须要提到的是，与马克思不同，葛兰西将上层建筑重新分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两个领域，这揭示了新的现实所具有的不同于19世纪的内容。我们知道，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写作的《法哲学批判》与《论犹太人问题》一承黑格尔的框架，对现实社会作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区分，而用政治经济学将国民经济学扬弃掉之后，马克思在《57/58政治经济学手稿》中给出了新的表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共享着一条理路，即直接接触物的现实生产与规定这种生产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市民社会”中的生产是依照形式的无内容的生产并且被表述为私人组织的总和，这一点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之后已经被马克思扬弃。而葛兰西在这里依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分仍然用结构/上层建筑（Structure/Super-structure）来表示现实历史的运动方式，但对于上层建筑葛兰西却划分出市民社会/国家两个层面，这意味着什么？ 市民社会的存在不再只意味着经济生产，因为政治参与的形式已经不局限于代表制，即通过议会议员代表不同社会集团来规划政治。市民社会获得了干预政治的现实性，在黑格尔的框架下，市民社会在政治解放中获得的只是抽象的解放，他们首先是原子个人存在的场合，然后才被这些个人中的代表一起在政治中解放。与其说是国家获得了解放，不如说是政治精英获得了解放，因为只有政治精英才在这种资本主义代议制的形式下获得了自身现实的内容。 马克思明显不愿意承认这种解释的合理性，他看到了即使是政治精英也无法获得真正的现实性。政治精英——这些议员们，他们被宣布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对生活内容有着现实了解的，但实际上，往往是资本的拥有者垄断着政治权力，一个经营着织布厂的资本家就这样被黑格尔宣布为有现实内容的存在。马克思最终确定，只有与现实的物打交道的工人有获得自身现实性的潜能，而这种现实的社会表现便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不过，葛兰西面临的不再是大工厂制度下的历史情势，在20世纪初的欧洲，资本主义及其政治表现形式虽然遭遇了危机，但却始终不显颓势。更重要的是，选举权的扩大使人们感受到了民主的氛围，纵然这种氛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必然是虚假的，但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却不得不将这些内容放到现实中去——群众成为政治表达的主体之一。这个难题促使葛兰西去思考政党（现代君主）、有机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问题。 二、政党、有机知识分子与教育 实际上，将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便是政党（社会集团）如何培养属于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的问题，让我们再回顾葛兰西对于上层建筑新的区分，他的表述为：“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形式的领导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与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葛兰西，2014：10）也就是说，政党在市民社会中直接行使国家的职能，而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正是生产技术领域的政治化范畴。而葛兰西一方面断定一个政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被看作是知识分子，一方面又宣称政党是某一社会集团培养自身有机知识分子的特定方式，这之中透露出来的正是阿尔都塞提到的那个问题：葛兰西提到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这种哲学自身就存在着偷换概念的现象，每个人都具有的那种哲学只是一种常识性的世界观：地球存在，我有父亲和母亲这样的基础主义命题，但“真正”的哲学家却通过哲学训练和沉思获得了关于历史运动规律、现象本质之类的思辨结论，具有洞见的哲学家与依靠常识的哲学家显然是两种不一样的人群，即使我们将他们都叫做哲学家。同时，对于常识的强调，具有一种“合理的必然性”，而这将会消解掉人民、政党中蕴藏的革命性因素。 这种批评很有说服力，但葛兰西之所以强调普遍的知识分子存在，在于他要重新找到自发革命的可能性。可以猜测的是，在后期垄断资本主义的情势下，葛兰西无法再想象一种与巴黎公社相同的暴力革命了，一方面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冲击下反而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是资本家和权力的垄断者们对于工人的宰治越来越强，确如卢卡奇所说，工人被物化成为一件又一件单个的商品，难以再形成有效的无产阶级意识。纵然卢卡奇最终提出的方案由于其黑格尔主义遭到了许多批评，但不能不承认的是，无产阶级意识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徘徊的幽灵了。 葛兰西曾叙述了各个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状况，他认为法国1789年革命的彻底性在于一个新的社会出现在历史政治舞台的时候，它已经具备了一切社会职能，它不必再向旧的阶级作出实质性的妥协，反而能够使它们服从于自己的利益；而英国，在更高的范围内，旧土地阶级保持着实际的垄断地位被传统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吸收（葛兰西，2014：18-19）；俄国的一些精力旺盛、有事业心的社会成员组成的精英分子集团移居国外，他们吸收了先进国家的文化与历史经验，却并没有丧失其自身民族的最根本特征，也就是没有丧失与其自己的人民的历史联系（葛兰西，2014：22）。这说明葛兰西将集团内在生成的知识分子看作是革命的基础，只有具有与自身阶级最本真的显示联系的那些知识分子，可以保证新的社会历史不再被旧的统治阶级同化吸收。他们既具有与一般大众不同的历史意识，又同样是这些大众有机的、不可缺少的组成成分，这也正和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构想的那种代表性相吻合，但它强调的有机性质一方面脱离了绝对精神的规定，另一方面确认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葛兰西对这个问题的具体阐释集中在对教育的论述之中。“的确可以说，如今爆发的教育危机恰恰与以下事实相关，那就是该分化与独立的过程正在无序的进行，既缺乏明确清楚的原则，也没有精心研究和自觉制定的计划”，而这种教育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广泛和普遍的组织危机和一个方面和后果。”（葛兰西，2014：28）葛兰西尤其强调小学、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连续性问题，他谈到：“相形之下，应该把公立学校的最后阶段看作并设定为决定性的阶段，旨在培养人文学科的基本价值标准、知识自律和精神独立。”（葛兰西，2014：35）而小学、中学教育作为教育的初级阶段则首先是要传授总体、人文、造型的普遍基础教育，在葛兰西看来，这将会打破发展技术劳动能力与知识工作之间的平衡，或者说，打破它们之间牢不可破的界限和区隔，打破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之间难逾越的分野，但带来的是知识工作者对于本阶级的现实认知和劳动者对于阶级性的确证，也就是有理解的实践与有内容的哲学。故而葛兰西做出这样的判断：“公立学校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在学校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新型关系的开端，这一总原则因此将反映在所有文化机体中，改变它们并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葛兰西，2014：38） 这种有机性自然而然地延伸到教育原则之中，这种原则中劳动观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这种观念实质上建立在对一个简单而基本的事实的认识基础上的，这个事实就是：存在着客观的难以驾驭的自然法则。如果人们要掌握这种法则就必须要改变自己——还存在着社会与国家法则。这些第二性质的法则造就的人类秩序使人们在历史上有效地控制了自然法则，也就是说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人们的劳动。而这种以劳动概念为中介的教育不是要求直接性的劳动，而是要求一种实践的准则，一种能够将儿童从抽象、形式的知识中引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具体内容。（葛兰西，2014：39）这使得儿童投入到历史中，获得一种自发的第二本性，这与那种被规定的、目的论的、服从的教育完全不同，它不停留在技术/政治的层面上，而是将人培养成有机的、能动的历史主体，从而能够努力超越阶级区分，换句话说，意识到占领领导权的革命意义。 可以看到，这种技术/政治的社会语境正与审议机构相一致，而有机的社会审议机制则要求政治性的审议活动与有机的知识生产相结合。以杂志社为例，葛兰西提到：“该团体像一家机构一样开展批评工作，从而有助于明确各个编辑的义务，他们的活动是根据提前合理规划劳动计划与分工来安排的，通过每个人都作为自己领域的专家并有助于完善集体专业知识的集体讨论和批评。”（葛兰西，2014：31）从外部消除保守性首先意味着暴力，其次意味着无法直面官僚机构所带来的直接性与抽象性，只有从群众内部要求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实践者结合起来才能理解这种新的机构。 在有机知识分子、政党与教育的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到实践哲学面向的问题：如何将政治实践翻译为哲学，再将哲学翻译为政治策略。不同的政治集团就代表着不同的复杂群众组成，这些社会集团在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时候往往带着相对的自治和它集团积极/消极的支持两个方面，这种历史复杂性在现代全球资本主义情势下自然有着新的内容，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不禁使我们继续发问：“人们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把政治同历史等同起来，从而把全部生活与政治等同起来？怎样把上层建筑的整个体系理解为政治内部的区别，从而又怎样可以证明把区别的概念运用到实践哲学上是正确的？”（葛兰西，2014：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