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及其表达
被告知发书评更好一点..我又来叨扰大家了
思路梳理集中在第一章，并辅之以朱刚老师上这堂课时所记录的课程笔记。 希望能够帮到现在正在期末复习、或者以后要期末复习的大家。
第一章：士大夫及其表达方式
中国传统作者可以分成两类——士大夫与通俗文学的作者。
倘若将文学和思想交融的结果统统称之为文化，那么第一种情形基本上属于士大夫的精英文化，第二种则属于庶民的通俗文化。但在区分过程中需要注意，在很大程度上士大夫对于佛道等哲学思想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世俗水平的。且在科举制度成熟以后，庶民与士大夫的身份转换成为可能。因此对于这个区分要灵活性看待。但总体而言，将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从其身份上区分为 带有个人性的“士大夫”和属于“庶民”的群体性作者两类是没有问题的。
↓
因其身份不同，其表达方式，表达倾向，表达特点也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一．士大夫
本人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文学与思想方面的深厚传统，都经过了作者本人的主动吸收，使得文章具有相当高的原创性。庄子，孟子，韩非子，贾谊等。 一类作者的作品已经成为了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共同研究对象，对作者的考察可以直接把握文学与思想的关系。
（一）士大夫的“二重角色”性
翻译问题→直接体现了士大夫的二重角色“即文人-官僚系统的结合”
二重角色形成的主要原因
①科举制度的确立，使得读书机制与官僚机制形成了高度统一
②政治运作的文书化面貌→文书行政→传统的问题分类
↓
加剧了官员→学者，文人身份的结合，从而形成了知识分子与国家官员合一的特殊的士大夫阶层。（中国历史的特殊性）
如何看待士大夫的二重角色
积极：①保障了国家指导者具备较高的学识水准，体现出文化价值与政治权力的结合。
消极：②政治的影响过度地深入了各种文化部门的演变
士大夫阶层是当之无愧的精英阶层
“文化价值与社会权力相结合的辉煌象征”
（二）历史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士大夫——封建士大夫到帝国士大夫
1.士大夫一词应当来源于西周官僚体制
《礼记·王制》所提供了一种关于西周政治秩序的理想化技术，但是封建（封邦建国）时代的大领主、小领主依次排列其等级，按其实力的高低来确定其在中央或者地方政治中的地位。而“士”和“大夫”称号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等级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士大夫”所指向的应当是庶民之上，贵族较底层的封建贵族阶层。
《尚书》四民说 士农工商→士是贵族阶层，后三者则为平民庶人
这样一批典籍决定了后世知识人的表达形式→士大夫一词被历代沿用→随着历史的发展，士大夫一词得以保留，但是其词语的指称对象有所改变。
2.在权力流动中寻找士大夫的本质特点：为国家立言
封建时代何以确定士大夫身份？
一．实际拥有的领地势力
二．君主的加封任命
这两种因素本身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即君主的任命可能不符合其势力。士大夫身份可以被视为是贵族阶层自身实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这样一种平衡是流变的。
这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变化使得士大夫阶层的性质产生了全然不同的变化。
权力的几种形态：自我主张与帝国立场的矛盾变化
①完全由各自拥有实力的人物来分割国家权力→君主权力被架空→出现三种极端
A. 分割国家权力的人物平等协商，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共和政治（难，周召共和）
B. 分割国家权力的人物中实力最强的人重新占有被架空的君主权力，形成了新的局面。（中国古代政治常态）
C. 分割国家权力的人物不愿意平等协商，其实力大致相当，形成了军阀割据局面。（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长期的分类引起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此时的士大夫的思想不可谓不自由。）
②官员们自身无权力，纯粹是君主用来管理国家的工具→君主独裁（秦始皇以后所形成的与封建相对的君主专制制度。）
↓
使得官员的自我主张被帝国立场压倒，其本质成为了君主的各级代理人。
这两种形态中，士大夫的表达形式相同，但其实际性质却然不同。在①中，士大夫得以自由表达其自身的意志；而②中，士大夫的个人性与主体性被迫消失，只能传达君主的意志，或者主动站在国家的立场进行表达。
↓
②的实现是对①的取缔，即倘若②的政治局面形成，①不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封建时代的士大夫，还是帝国时代的士大夫，事实上其在表达自身意志的同时，都有着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发言的一面。倘若我们要用知识分子+官僚这样一种“二重角色”的定义去限定士大夫的内涵，就必将排除纯粹自我的声音，也进一步使得为国家代言，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说话成为士大夫表达的总体特征
这样的特征在西周封建时代已经展现，而在秦朝以后的帝国时代的士大夫身上充分地表现出来。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其特征还不太明显，但必须对这样一种特征给予肯定。且封建士大夫具有以上双重身份是由于贵族对教育政治权利的双重垄断（血缘对于权力的垄断），而并非是根据知识选拔官僚的结果。
3. 帝国士大夫：真正意义上的二重角色
倘若说封建士大夫的“二重身份性”是来自于其本身所述阶层对于教育政治权利的双重垄断，即与其血统密切相关的话，帝国士大夫的“二重身份性”则需诉诸于官僚选拔体制。
帝国士大夫之能分有国家权力，与其血缘系统无关，而是来自于其自身的知识水平，来自于最高权力所有者皇帝的委任。在这样的体制下同样产生了一系列标准，诸如伦理纲常，绝对争议，类似于清教徒式的士大夫。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代表，同时是权力掌握着，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化身，是道德模范。因此其自我意志的表达必然受到限制，转而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为意识形态代言。
且士大夫作为学者-官员的二重角色，其不能仅仅是只会简单处理政治事务，进行文书写作的“胥吏”。其还必须具有良好的以儒家为核心的古典教养，必须学会向古代的圣贤寻求价值理想。然而与此同时，士大夫所身处的社会势必有众多的不完善的、不理想的地方，当不完善的现实世界与圣贤所构造的理想世界产生巨大差异时，士大夫的内心常常陷入矛盾与恐慌。
↓
简而言之
二重角色的士大夫，是以帝国士大夫为标准的，如果他自觉认同自己的身份，那么其表达立场应当是近乎国家主义的；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他所拥有的古典修养却使得他更加容易认同封建士大夫的价值观。不过，自秦汉以来，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国时期，士大夫的生存状态也随着帝国形态的演进而发生着巨大变化。
呈现出了两种形态
↓
①门阀士大夫：由血统门第确定
②科举士大夫：科举考试出身
4. 从门阀士大夫
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自东汉所产生的贵族、士族、华族等
经济基础：大土地所有制（庄园经济）， 即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由于这样的经济基础，使得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也必须对这一部分士族有所依赖。在此基础之上，国家许可贵族拥有一定的特权，允许去凭借着血缘的特殊性在分有政治权利。且在南北朝时期，皇帝频繁变动，但是这一部分拥有大量世袭土地的贵族却显得坚固许多。某种意义上而言，数量有限的门阀事实上势必皇族更为稳固地生存在统治核心
南史的卷十九和卷二十，谢式的家传
↓
西晋太常卿，谢安，谢玄，谢灵运。
列入昭明文选的文学家：谢瞻，谢灵运（佛学思想与山水诗），谢惠连，谢朓（两位是文学史上的大诗人）
《世说新语》记录了这些世族子弟的风度言谈，清谈，清议。
“他们是政治承担者，也是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门阀其实是封建势力在帝国时期的延续。甚至说这样类似于谢氏家族的存在其实是植入了帝国体制的封建士大夫，经济基础还未得到改变的前提下，帝国体制无法将其彻底消化。”
门阀势力→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婚姻关系成为巩固政治核心地位的手段，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概念，李唐建立背后所体现的门阀势力）
在上文中我们说到，士大夫的性质决定于自我意志与国家立场的关系流变当中，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门阀士大夫的性质更倾向于自我意志的表达。这是由于其虽然表面上服从于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但其并非如后来的科举士大夫一样对皇帝的命令“唯命是从”。则是由于门阀士大夫的权力很大程度来来源于其自身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与其血统的“纯正性”，而并非如科举士大夫一般权力来源于皇帝。 门阀士大夫首先维护的必然其家族、集团的利益；相反，皇帝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面对一时间无法彻底消解的贵族实力，面对其巨大的社会资源优势，也必然为了寻求平稳而承诺门阀士大夫一部分权力。
（例子：唐太宗纳魏征之谏，可能并非是人们所看到的唐太宗的虚心。而是因为魏征背后所站立的是巨大的魏氏士族权力，唐太宗一时间难以与其抗衡。→魏征死后的结局。）
作为名义上的国家权力的最高掌握者皇帝为了打破这种受士族制衡的局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唐朝政府曾经认真地执行均田制，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门阀士族的发展，使得大量集中在门阀手中的土地分散开来，被重新分配。但由于土地兼并的始终存在，均田制始终是治标不治本的。不过无论如何，均田制所带来的积极效果都应当值得重视——旧贵族垄断一切的局面被打破了。
但真正意义上扭转着这种关系的，应当是科举制度的长足发展，进士科逐渐成为唐代取士的主流，分有政治权力的人不再是掌握了大量土地的门阀士族，而是一大批出身于进士的政治家。真正的帝国士大夫走上了历史舞台。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没有显赫的家世，得不到家族实力的支撑，其荣辱沉浮完全听人朝廷之命，只能和帝国同呼吸，共命运。盘踞在千年帝国的门阀士族，终于被帝国消解。
5. 科举士大夫：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士大夫
唐朝仍然不够完善，北宋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年均百余人的速度录取进士，使进士成为文官，对其政治身份进行进一步固化，并且大力发展与此配套的教育体制，从意识形态方面彻底地巩固。这就使得科举士大夫的二重身份进一步固化，
这一批考上进士的考生，被称为“天子门生”→直接体现了其权力来自于皇帝，而非其家族势力与血统，
↓
政治方面，帝国体制终于用了与自身性质相协调的帝国士大夫承担个方面的重要事务。
文学方面，这一批士大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正统的诗词古文作家。
这性质的变化，即主体部分从从门阀士大夫变成科举士大夫，这是历史学界“唐宋转型”的一大内容。即帝国所以带来的统治力量，不再是门阀士族而是通过科举制度所走出来的一批士大夫官员。倘若唐朝改变了这一局面，北宋则是彻底地完善了这一制度，科举取士几乎成为了高级官员的唯一来源。 开科次数，取士数量都是唐朝的几倍，且高级文员的顶端即宰相职位也由仅是承担。”
“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其均为高级官员，但都没有显赫的背景，均是参加了严格的科举制度，凭借其自身的知识水平获得了与其相对应的社会身份。）
身份认同与意识自觉
身份自觉→认可其身份与社会地位的来源是与国家权力密不可分，明确了其应当自觉地站在帝国的立场上。
现实上而言，士大夫是考上进士做官的人。
精神上而言，超越个人视野，家族事业，主动地以“天下”也就是（帝国）为出发点进行思考的人。在以帝国为出发点的同时，站在帝国立场的同时，又与古典教养中的圣贤精神，即所谓的通经行道的文化传承意识结合→进一步明确其知识分子和帝国官僚的二重身份。
“庆历士大夫”
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批与其只想接近的年轻官僚，与宋仁宗清理年纪掀起了一场政治波澜，称之为“庆历士大夫。 这是帝国（科举）士大夫阶层身份自觉地标志。
↓
庆历士大夫以后所登场的一代，在各个方面都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像司马光，王安石，程颐这样的绝对清教徒式的士大夫，无论是自律还是旅人，都称得上是严格。而像苏轼这样在经学，史学，诗词，文章，书画，医学，宗教，政治，水利的铜材更是士大夫文化极盛的象征。
↓
这一类高素质的士大夫也被称呼位名臣 （名臣言行录）
6. 门阀士大夫与科举士大夫政治异同——政界存立依据
门阀士大夫对于政治的介入：
门阀士大夫作为家族，集团，地域立于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是某个实际势力的代表。
——代表性是他们主要的存立依据（代表性概念更加适合欧洲封建贵族制社会，倘若非要动用这一概念，只能用于分析门阀士大夫）
科举士大夫由于其背后没有实际势力在背后支撑，其缺乏一定的代表性。这也使其展现出了以下特征
①似乎只能依靠皇帝，看皇帝的脸色做事，谋得信任和富贵
②拥有知识，以及伴随知识而来的合理观念，意识形态。
↓
即他们由于无法依靠现实中实际势力，在谈论其代表性时，不得不使其代表抽象的意识形态。使其成为抽象的意识形态化身，又或者说为民请命，抽象地代表所有的民众。
然而，他们实际上是与普遍存在的市民社会脱节的，他们无法真正总结出民众的诉求，更无法真正成为百姓的代表。其见解的给出并非是以民众的诉求为依据，而只是符合其个人知识结构和思考能力所限定的“合理性”当中。
↓
这种对于“合理性”的主张，实际上才是科举士大夫在政治上存立的主要依据。
（北宋赵匡胤年间的“道理最大” 这样的道理就是对于“合理性”的渴求）
科举士大夫在身份上并非是某一势力集团的代表，所以这种政治也并非各种社会势力及其利益、愿望之间的托协调和，而是首先表现为对“合理性”的论证，事实与维护。并且这种合理性的获取途径，也是从抽象理论出发延伸到实际事物的，而不是从实际事物中看到合理的抽象理论。
↓
因此我们要说，科举士大夫时代的政治，不是代表性的政治，而是合理性的政治。
↓
代表性的政治也是科举士大夫所批判的对象。科举士大夫认为这样一种代表性政治是缺乏公心的，纵使代表性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所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但这是相对的，在更加广阔的帝国政治视域下，其又是特殊性的。——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代表性政治会使贵族门户的特殊性利益凌驾于具有普遍性的国家之上。
但即便如此，科举士大夫所推崇的合理性政治也不能从制度上保证其自身的利益。由于合理性政治存在的基础是皇帝是绝对的权利所有者，皇帝权力统治一切。然而士大夫所要求的“合理性”与皇帝对权力的绝对所有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这使得部分与皇帝意见不合的士大夫直接沦为了合理性政治的牺牲品。
门户私记和朋党政治
为了缓解或是解决这个问题，部分士大夫选择联盟形成某种新的政治势力来对抗。
同年兄弟关系：同一榜及第的进士（李沆在宋真宗几位是担任宰相，寇准→澶渊之盟→王旦）
座师-门生关系：与主考官之间
↓
朋党
（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相比于门阀士大夫所天然拥有的父子兄弟关系，是一种后天的，模仿的父子兄弟关系。 ）
“朋党政治”是科举士大夫政治的一个重要实施途径。
同宗兄弟→同门兄弟
这事实上是一种模仿。相似的模仿不仅仅局限在士大夫范围。
僧人方面：嗣法兄弟
江湖人士：结义兄弟（三国演义刘关张 水浒传梁山好汉）
7. 士大夫的精神状态：纯与杂
7.1 儒释道三教：中国传统思想和士大夫精神世界
教概念的辨析：三教本身极为复杂
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三种思想。且道包含了道教与道家思想，佛也包含了不太像宗教的禅宗，儒还包括了诸多历史形态。
封建时代→儒学→帝国秩序→新儒学，新学，关学，洛学，蜀学
对三教还原法的批判
“将三教视为相对固定的容器，将士大夫的各种思想性论述分别归入三个容器中，一次完成初步的清理工作。” 但是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的历史实际上是长于三教的历史的，士大夫本身即参与了三教意识形态的生成。他们是依据自身的思想追求和现实需要塑造了“三教”各种的历史形态，而不是去完成拼图游戏。 三教还原法当然能够还原出部分士大夫的思想形态，但这本身是因为三教包含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性因素。
如何看待士大夫的精神状态？——自然观近道，社会观近儒，人生观近佛。大多数人的思想没有那么纯净，是驳杂的
自然观：——道
庄子哲学，自然是作为人生的对照，人生有限而自然无限，人生现实而自然超越。人生执着于一定的价值追求，而自然包容一切，或者自然本身就不包含着价值判断
人生观——佛
人生短暂是为可奈何的事实。但是道教的长生术显然是想象力的畸形产物，儒家却以孔子为代表，道“子不语怪力乱神”对生死问题采取回避问题。而正是个体生命的必然灭亡，并以此为前提开展学说。 纵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其在人生观方面也必须面对佛教所反复强调的虚无感，空，必须正视人生必然经历的诸多无常。
社会观——儒
（就其拼图形态而言，我们不可否认上述的拆分拼合有一定的合理之处，而且三教之所以长期并存，本身就是因为它们在思想的某些基本方面上各自展现了其特长，以至于彼此都无法相互替代。不过思想体系被清理出来的面貌越是可喜，便越是可能远离思想史的始基。就是大幅的思想表达而论，任何言说都是内在精神追求和外在环境需要的产物，故同样的说法乃至同样的拼图，其包含的实际意义可能也大不相同。其）
↓
门阀士大夫与科举士大夫就在这个方面上展现除了截然的不同
↓
门阀士大夫（或者贵族知识分子） 由于其不需要考虑简单的现实利益，受相关环境的制约较小，其思想较为纯净。例如王维，作为河东王氏的贵族子弟，其佛教信仰达到了相当纯净的程度，远远高于李白、杜甫对道教儒教的认同
科举士大夫：科举士大夫则不得不对外在环境做出妥协，在多重互相冲突的思想因素之间进退维谷。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士大夫驳杂的思想被折叠进秩序的内部，使得思想的丰富性与秩序的单一性形成了矛盾。恰如日本禅宗使得研究者柳田圣山所言，中国人难以满足于某种纯一的思想体系，其思想的芜杂程度是惊人的。 这种杂事实上并非是士大夫本人的内在追求，而是其主体性服从于社会性的结果，为了适应外在，不得不使得自身的思想体系变得更加驳杂，以此容纳复杂的外在世界。
因此普泛地存在的，未经统一的杂状态的士大夫时代，能够成功地将各种庞杂因素统一组织为某种体系的士大夫，会在思想史上脱颖而出，自成一家。这种杂甚至不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儒释道三教可以简单概括的，我们在试图用儒释道三教去廓清思想体系时，事实上忽略了诸如先秦时代产生过的墨迹啊，名家，法家等诸多思想。
↓
三教之外尚有九流
↓
思想状态更加复杂
但是这种杂全然是坏的，并不尽然。
↓
杂是一种丰富性，也是复杂性，丰富官令人喜悦，复杂也会令人痛苦。一个社会鼓励思想的多元化，并不妨碍每个个人追求统一的思想‘以强大的帝国权力所树立起来的某种标准思想，却反倒是的每个人的思想变得复杂，产生了思想的分化，思想的在场与缺席。他必须以忠实主流价值，抵制其他思想的自觉性与自我对种种思想的切身认同之间的犹豫彷徨。
“本来应该平行地铺展于社会的思想多样性，现在被纵深地折叠在了士大夫内在的精神世界当中，使得士大夫在表现知识渊博的同时，也未免显得紧张。”
↓
这样一来，与杂里的纯一似乎变得幸福，甚至连无思想信仰的村妇与夫都值得羡慕→人生识字忧患始，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互
且杂本身所包含的各种互相冲突的思想因素的大量存在，如果取之为行动的准则，那么似乎任何行动都能寻到理由，那么理由往往不能成为追问。
（灭佛的辩论，以及楚国人丢弓）都展现出了不同的立场，国家立场，人本主义立场，或者说所谓的在自然层面上做到达观的无立场。但立场如此众多，究竟应当怎样的超越。什么叫做对局限性的超越。
↓
众多立场真的能够毫无冲突地存在于士大夫的思想体系中并成为其行动准则吗，再这样的行动准则下士大夫又会变成怎样的人？这是难以想象的。
“知识是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社会存立的根据”
这与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士大夫本身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无法分开。他
8. 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
8.1演变过程
中唐一代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
但正如前文所说，士大夫的职责不仅仅在于其为学者，还在于他同时承担着官员的身份。随着进去逐渐发挥着成为帝国士大夫摇篮的功能，考试的内容也需要改变。
↓
宋代王安石变法经义取士
经义取士：经义和策论
（一般意义上来讲，经义是经学论文，策论是施政提案）
↓
清代：经义转变为八股文，八股取时成为了明清科举的特征
8.2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的辩论：王安石、蔡京——苏轼
8.2.1
诗赋取士似乎文不对题，但其仍然具有深刻的合理性，这保证了唐代社会阶层的流动。
原因：经义和策论难以被贫民子弟掌握，者更容易成为世家大族把持朝政，巩固自身阶级地位的手段。经学大多是关于各种礼仪制度的繁琐讨论，这些政策天必须与当前的行政体系为前提，寒门子弟在未进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的情况下，很难获得这些知识。
但是诗赋则与此不同，只要识字，学习基本技巧以后，就可以凭借个人才华展现其能量。
↓
在这个层面上，诗赋取士虽然无法培育一批具有行政能力的帝国士大夫，却真正意义上得促进了阶层流动，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了可能。
↓
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一可能性，广大经历过诗赋取士的士大夫联合起来构成了群体性力量，试图抵御任何一种改革的企图，这也培养着新生的政治势力。
8.2.2
但是到了北宋年间，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社会阶层流动不再需要通过诗赋取士来保障。此时诗赋取士显然已经失去了其合理性。
8.23
苏轼为什么在要为已经失去合理性的 诗赋取士 辩护？
↓
经义、策论的弊端大于诗赋
因为这类议论性文章使得意见本身的重要性高于写作技巧。朝廷意识所倾向的意识形态，执政者个人所持有的观点，都会影响到其对文章价值的判断→形成一种迎合之风。举例而言，王安自己主持编写了尚书，周礼，诗经的标准文本以及注释，称之为“三经新义”，规定敬一考试以此为准，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专制。
而后三经新义→朱熹的《四书集注》
“科举领域的革命，胜利的是道学”
8.24道学家的抗争
道学家对于传统诗赋取士并无好干，也不反对经义取士，而是探究何为“经义本身。
eg三学新义VS三经义辩
道学家厌恶科举，认为科举是利禄之途。
8.2.5
科举与学校
学校代替科举.
科举在某种程度上确然体现了一定的功利主义，但在选拔官员的意义之上，，没有比其更好的方法。
范仲淹、王安石想要改革，蔡京也对此进行实践，即通过建立学校等，但最终失败了。
为何会失败
归根结底在于二者的性质不同，学校更偏向于教育研究，而科举要承担的是选拔官员的全部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学校所倾向的学术自由，后者必须有一个统一标准的。
8.2.6
统一标准的存在必然会成为士大夫为了实现其功利目的而学习的内容，这在相当程度上直接成为巩固意识形态的手段。
eg北宋的日常功课：京兆府小学规
内容：经义（照着课本解释背诵），书法，诗赋与史传（为了写作诗赋）四项
人们推崇诗赋并非是由于人们特别风雅，而是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决定的。即小学的所用功课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都以诗词歌赋为中心。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技术化培训。
8.2.7
科举考试的考查内容直接影响了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相关因素消长。当科举考试主要考察诗词歌赋时，士大夫起码还有一定的文学性。当其主要考察经义，甚至考察八股文的时候，文学活动就变成了与科举考试无关的“余事”，甚至被打上异端色彩。
eg贾宝玉
总结：
先秦的封建士大夫，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写作的内容中有哪些部分可以算作是文学；
自汉魏六朝以来，诗赋盛行，文学的观念也逐渐明确，而贵族士大夫也可以非常自得地施展其在文学方面的特长
到了唐代，出身低微的士人可以凭借文学才能，仅是考试走上试图，这便引起一部分贵族的轻视，把擅长文学的人看作是暴发户，攻击他们作风浮躁浅薄。
宋代，科举士大夫的出现基本上改变了这形象。
到了后来，由于道学成为了科举考试的核心，文学写作能力对于士大夫来说，就变成了余事。
9. 科举士大夫文化的发展困境
9.1
意识形态问题
9.1.1意识形态上的根本问题
以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儒学为思想指导，与帝国秩序并不完全合拍。
封建时代有一些思想痕迹，例如亲亲相隐，父系权威，大义灭亲等实际上是与帝国秩序并不合拍的。
9.1.2 改造
为了使得儒学适应帝国秩序，一批士大夫对其进行了改造
↓
新儒学
9.1.3改造过程中的纷争
这个改造实际上产生过不同方案
北宋时期：王安石的新学（新法，新党）、张载关学，二程洛学，三俗的蜀学等
王安石的新法新党VS旧党（洛学，蜀学）
9.1.4 朱子理学:纷争的摆平
朱子理学形成：
新学与旧学之间纷争不断，不仅在学派上形成思想对立，也延伸为了政治上的党政。
知道南宋中期朱子学出现以后，才将纷争摆平，形成了较为权威的思想体系。
朱子理学的相关缺陷：
①其阐释的主题多为理气心性，即关于宇宙本体和个人修养的问题，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北宋的相关学派务实，其是否适合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存疑的。
②朱子学所派生出的八股经义文章实际上不利于科举考试制度的发展
关于朱熹
朱熹的是好问题，朱熹的谥号从文忠公改为了文公。去忠代表着其政治贡献不大，而赞扬其作出的文化贡献。
“单谥”地位较高。 例如人们认为欧阳修无法单谥为文，而是要将其留给王安石。
9.2知识结构问题
科举——学习——知识
经典：封建士大夫，门阀士大夫的知识结构是类似的。
科举制度所派生出来的士大夫的知识结构只适合做官，其所拥有的知识事实上与百姓的实用知识差距甚远。
在这个层面上，一部分经历了科举制度，却又没能成功当上官的读书人就容易成为腐儒，就如同儒林外史中所批判的那样。由于其思想较为理论化，在市级行政过程中也容易被胥吏阴夺事权
经典：封建门阀士大夫的知识结构→清流之官
考运不佳→一无所长的腐儒
履历不深→胥吏阴夺事权
由于人总是希望从事与自身知识结构相符的官职，使得御史，翰林学士等职位大受欢迎。（言语，文学之臣）
但是地方行政长官则不那么受欢迎，更不用说纯粹意义上的军事长官了。
这在很大层面上促使帝国形成了
↓
重内轻外，重文轻武，重文轻法的局面。
而为了改变上述局面，北宋以来就出现了以学校代科举【分专业】的构想。蔡京即王安石的继承者就提出了取代科举，并拨了一大笔教育经费用以建造学校，但最终失败了。科举在某种层面上有着安定人心的作用，且正如之前所言，由于二者的根本性质不同，学校是不可能根本代替科举的。
学校所趋向的是学术自由，是理论研究。而科举是为了帝国提供源源不断的果聊。
9.3
经济基础的问题：
科举士大夫与门阀士大夫不同，其对权力的分有并不来自其自身雄厚的家族背景，更不用说拥有大量的土地。
俸禄——无法满足士大夫的物质需求
名臣——不近人情的道德自律，反常理的清教徒式生活，这种道德标准无法用以所有人
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士大夫必须寻求俸禄之外的经济资源→造成了士风的堕落
“贪污腐化，与土豪富商勾结。”
“科举士大夫阶层在社会会上越具有优势，适逢变越堕落，其程度与经济发展相同，历朝历代都是开过指出问题较轻，此后更加严重。士大夫政治的内在痼疾——腐败，必然会随着他们所服务的帝国一起成长，最后葬送。”
9.4士大夫数量问题
由于北宋大力发展科举制度，开科次数，取士数量呈倍数增长。每个人都想参与科举制度，且随着北宋的经济与教育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够参加科举制度的能力，这使得北宋出现了士大夫过剩的现象→一个职位有多个人等待上任→候阙
这就使得士风更加败坏。
“官僚阶层的膨胀带来双重压力，即纳税人减少，俸禄复旦增大。这就造成了帝国形成了一个致命的困境，科举士大夫阶层自身的发展超越了其所依托的国家的需求和承受能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帝国通过对外作战，开疆拓土，增加税种，税额等等政策，甚至想出了公田政策，国家波多或者售卖地主的土地，直接古人更中意收取巨额。但是这个问题有着致命的矛盾，即使得赵松政权失去了地主阶层的支持”
党政的出现是的高级士大夫的过剩出现了一定的缓和。（执政党与在野党）
9.5特权问题
不符合士大夫政治运作规则的，从皇权中所延伸出来的特殊权利。
在具有严重封建性的门阀士大夫占据优势的时代，皇帝曾经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但在科举士大夫按照他们心目中的合理性规则来运作政治的时候，皇帝却又始终是封建性的存在。封建性超越性的权力，使得特权蔓延：宗室、外戚、宦官等等，这些都具备破坏士大夫心中合理性规则的能力。时间越久，这样一种特权所蔓延的范围就越大，最后形成了新的具备封建性的“特权阶层”。 高级士大夫的家属也会参与到这个特权阶层当中，这无疑直接干预了士大夫合理性政治的运作。
eg北宋宰相王硅的特权。
这样一种特权在通俗文学当中的显示则为济公，济公为了办到某件事情，会让太后做梦。这实际上是通过后宫的特权力量，超越了以合理性为目的的士大夫政治的办事程序。
王国维、陈寅恪先生所推崇的宋代以来形成的科举士大夫文化背后还有种种的困境与矛盾，其自是顶峰，但其内在的矛盾性却让然不能被忽视。（但这可能反过来证明了顶峰说）
“科举士大夫的确是近代以前的汇总过最具特色的东西，但宋代已经展示了科举士大夫文化发展的极限状态。”
这个极限状态背后也隐藏着挑战，这个挑战因素便是非士大夫文人的出现。
三．非士大夫文人：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分化
由于作为中国特色的科举士大夫文化背后隐藏着一些不可规避的矛盾性，例如其自身的物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等，科举士大夫会寻求其他的经济资源。例如在俸禄之外寻求重新建立家族经济。
“科举士大夫的家族经营”，例如庆历士大夫以来，着力经营家族生计→维持繁荣，培养进士，注重家族。
欧阳修、苏洵的族谱，范仲淹的义庄
↓
建立培养近视的经济基础。
“士大夫要变成地主，富民；反过来，地主富民为了获得政治地位，也必须培养自己的子弟成为进士。”
王安石：彻底的国家主义者，想要用“不近人情的政策”反对部分士大夫通过建立家族经济与国家争利。
↓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以苏辙为代表的士大夫，与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主义者，他们更愿意与国家争利。
科举士大夫时代的类士族存在：吕蒙正-吕祖谦（与朱熹器皿的思想家）/晁氏家族
（为何说是类士族存在，因为其去六朝贵族的区别在于其没有真正的世袭特权。）
↓
为了维系这样一种“耕读传家”，特权世袭的关系
出现了一批非士大夫的文化人——乡绅
““士大夫+地主富民=乡绅”
乡绅的出现是士大夫时代发展的必然。乡绅的文化事实上是不能忽视的，
eg道南之学中，除了杨时朱熹为真正的金时意外，其余均为乡绅。而道南之学最后也成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
严羽本身也并非是士大夫，其为非士大夫文人，但其所创作的沧浪丝滑也成为了明清史学的圭臬。
道南之学中一部分为乡绅，一部分为进士。严羽非进士，其再传弟子未进食。
“乡绅文化可以与士大夫文化联结，成为社会基础。”
地方政府中的胥吏→国家立场、地方一时和个人利益获得调和（精英的地方性，地方化倾向。士大夫文化同质性通俗性越强，地方性也越强。
幕僚
馆客
门生
西宾
师爷
“隐士”
“非士大夫身份的著名文人”，即非乡绅，又无退隐成为隐士之意，却又无法安然通过科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纯粹文人，专业文人
“综上所述，乡绅胥吏，馆客门生，专业文人，江湖士人乃至闺阁，僧道等非士大夫作者，都能用于士大夫文学相似的体制进行创作。在南宋之后，日益成长为不可忽视的一直坐着队伍。不过由于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士大夫而生存，活动，故只能被视为士大夫周边的文人。其作品在广义上仍然可以被纳入士大夫文学的范围，尚不具有现代职业作家那样的独立性。这是没有发展出理想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