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未成常识，“三人谈”却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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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第六谈中有一段提到，当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提出这一概念时，有人感叹，二十世纪还没完呐！言下之意是，这个世纪都还没过完呢，你们就要大剌剌地给整个世纪的文学定论，不符合“盖棺定论”的传统。陈平原说，其实只剩下十五年了，一眨眼就过去了。说这句话时，他显然并不觉得余下的十五年时间，中国文学会产生实质性的变革，所以非常自信地把未来的时间生生装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装置里。
剩下的十五年发生了什么？忽略旁枝末节，得出的一个大结论是，文学的影响力在衰落。这点是任何有远见的评论家都无法未卜先知的。三人在文学意义上的方法之年，提出民族国家文学、深刻的片面、悲凉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时，显然是甘愿当一块“深思熟虑”的板砖的。
从会议记录来看，当时的人们众口一词承认的是，“二十世纪”之说对以往倚靠政治分界书写文学史的突破，这一点被接受得最多。但是三人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所以从方法论、世界眼光、民族意识、文化角度和艺术思维均有探讨。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快二十年，我们从今天的文学研究现状考量这些观念的接受情况，应该不算过分。
首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宏大概念，的确影响很大，以至于人们提到三人谈时，好像不需要加前缀，指的就是这三人的这场谈话。它提供了连接近代、现代、当代的方法，在当时人们看来是振聋发聩的。但三个代际之分，实在根深蒂固，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编选、观念与教学。更重要的是，现今的学者已经失去了从整体性的角度把握文学脉络的兴趣，宏大命题远远不如某某专题更吸引人，更细致精妙。所以“深刻的片面”一说，听上去偏颇，却更加容易实现，实践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民族国家文学的说法也有不少人呼应。有人指出中国五四之后的小说所描述的，都是个人走向国家的过程。1949年之后，个人与国家（以党的形态）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个人一定是身在国家中的，即使有“走向”这一阶段，也只能看作是前史。脱离这种关系，已经要到90年代，通俗文学兴起之后了。
悲凉之说应者寥寥。这个词用来形容单个作家，比如张爱玲，接受起来也容易得多，用来形容一个世纪，怎么听都是不完整的。黄子平说是依据“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来概括的”，他举了孙犁的例子，说他写荷花淀小说时候是清丽的，而后来写到《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写到芸斋小说时，战争年代那些痛苦的回忆仍然在他的晚年盘旋，这时候意识到了历史的可悲之处，下笔也跟着悲凉起来。这恐怕难以自圆，既然孙犁始终对苦难记忆犹新，对于战争与历史的体会便不存在突变的可能性，小说选择哪一种表现方式，无非是自己和时代的选择，何谈某一天突兀地意识到历史悲凉呢？
三人谈相关内容占了这本书的半壁，剩下的一半是三人为合力编选的“漫说文化”散文集所写的序言，把这两部分内容视作统一整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方法论就好理解了。三人谈是纲领，而各篇序言便是实践结果。
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散文在二十世纪被逐出中心，从当前来看，也绝无重返中心的可能。但在五四时代，各类文体种，散文成就最高，这是文学史书写的常识（也是考研题目）。而且，从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再到刘白羽、杨朔、秦牧（“漫说文化”没有选）等，散文的风格断裂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没有重复历史排序的整理方式，选择了分专题编选，将散文内容分成了男女、父子、鬼神、生死、乡风市声等几大专题。这些专题不只是根据作家们写作频率提炼的关键词，更重要的是，透过它们，我们可以于细微之处，找到二十世纪文学的变动方式。
试举三例。先从重要概念上说，为什么周作人在五四时期要提出“美文”的概念呢？这便要联系当时的情况，那是白话文争取话语权的时代，他要证明用白话文也可以写出好文章。所以美文，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审美概念，美就好了，它先在地包含了文章转型年代，白话文自我完善的意义。
谈起二十世纪文章中鬼神之说的变化，陈平原在周作人所总结的文艺的和民俗的鬼故事之外，归纳了第三种—现实政治斗争的。五四时期，在“了解鬼是为了消灭鬼”的风潮下，大批作家硬生生把鬼怪之说写成了科普读物，目的自然与启蒙的整体思潮脱不了干系。而整个世纪的作家们，为何对鬼的偏执远大于对神的向往，他总结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鬼有人情味。当人们从解放自我的口号中醒过来，要重新认识人时，鬼成了很好的书写对象。他们身上有的是非圣非俗的特点，以他们作底本，写的仍是人间的悲欢。
还有人们对自杀态度的演变，从梁启超的“凡能自杀者，必至诚之人”的说法，到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陈天华自杀所激起的民族感情，再到七十年代，自杀被视作“自绝于人民”之举，一条隐形的中国文化史便勾勒了出来。
漫说文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说的一部分，它用读本代替了文学史，用说文化代替了作家展，用精辟而深刻的一个片面，代替了体大笨拙的史书手笔。
中科院的杨早说：“读这套书（漫说文化）必须把它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和重写文学史、寻根文学等文化思潮放在一起，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这一说法很好地解释了我们手上拿的这本书的编纂方法，方法与实践兼有，观念与成果并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