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弟弟康雄》：踽踽独行的理想主义者
写在前面：
在开始小说评论之前，我想简单谈谈我的小说批评观。对于小说批评，我主要接受20世纪结构主义的思潮及其文论：关注文本、文学系统自身的价值或规律，将文学作品视为独立自足、自成一体的艺术品。所以在批评的过程中重视文本，“一切从文本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较少地关注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地关联。呈现在文本上的，大多是通过阐述文学作品的艺术手法或形式、读者接受等理论，来分析文本内容。虽然此篇小说也具有比较突出的叙事方法和语言特色，但是针对陈映真，针对小说《我的弟弟康雄》，我想主要通过非常传统的“文学的外部研究”（韦勒克），也即 “时代、环境、种族”三要素（丹纳《艺术哲学》）来尝试批评《我的弟弟康雄》，这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熟悉甚至有些困难，但是，对于《我的弟弟康雄》这篇小说，它的作者陈映真及其所处的时代是绕不过去的。
1950-60年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压抑成为台湾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1949年的国民党退守台湾等事件，使得情治机关无所不在，且对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进行大肃清，从而带来低气压的社会氛围。对青年人，尤其是那些敏感于时代创痛的青年人来说，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的压抑和文化上的保守是难以忍受的。而青年的陈映真，在其父亲的书架上，有幸阅读并继承了30年代鲁迅等左翼文学作家的作品和思想。正如陈映真关于自己写作母题的阐述：“第一个母题是描写一个人怀抱某种理想，受到挫折，郁郁而终，莫名其妙地死掉，如《我的弟弟康雄》等。这个母题的形成，是由于我二十多岁时，鲁迅等人的作品影响了我的思想，也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的弟弟康雄》是陈映真于1959年，在上淡江英专（现今的淡江大学）时写作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大学生的生活，总是交织着理想主义的美好与现实世界的惨淡，而《我的弟弟康雄》正是这一矛盾交织的产物。小说主要是通过两条线来穿梭全文，一是康雄姐姐叙说：受康雄弟弟影响，自己由“虚无者”走向“反叛者”的经历；二是通过康雄三本日记中部分文字的穿插来展示：康雄这一“少年虚无者”如何一步步崩溃于他的乌托邦之中的。当然，其间还有对父亲、小画家的文字描述。其间，弥漫着一股永难解开的忧郁情结，和与时代相衬的颓废和无奈的情绪。
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我们可以看到在理想破灭后，一众的人是走向虚无者的路线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耽于“虚无”的。例如：“我的可怜的父亲，独学而未成名的社会思想者转向宗教已有六年之久”；“我的远远的小画家也因贫困休学，而竟至于卖身给广告社了”。
而“我”，即康雄的姐姐，在面对虚无时，是与“耽于虚无者”是不同的，“我”是遂于行动的，但是这种行动是“反叛”的，而非“反抗”，是“虚无”的反叛者，是烈士。但这种反叛是疯狂的，是具有牺牲精神的，是“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在弟弟死后的四个月后，用一种近乎“报复”式的反抗方式，嫁给了富足的丈夫，希望为弟弟修建一座豪华的墓园，来使自己安心地“耽溺于膏梁的生活”。
与“我”的不同，康雄对待虚无主义的反抗是内心的踌躇忧虑，找不到出路，且少于行动的。“在他的乌托邦建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但这个“少年虚无者”乃是死在一个为奸道所崩溃的乌托邦里”，“初生态的肉欲和爱情，以及安那琪、天主或基督都是他的谋杀者”。我想，与其说康雄是一个“少年虚无主义者”，不妨说他是一个另类的“踽踽独行的理想主义者”，由于其所处时代的环境的特殊性与本身性格的延宕性，造成理想反抗虚无的最终实现，不是靠着雪莱般的狂飙的行动力，而是对理想主义的执着追求，与对虚无主义的自戕式、无望式的反抗。
在具体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那个时代众多青年者在理想的破灭中，不得不走向虚无主义，却疲于抗争的时代特征。即使有反抗，也仅仅是反叛式的或自戕式的，而完全找不到理想主义出路的一种所谓的反抗。从中可见，当时所弥漫的颓废与无奈的忧愁情绪深入到每一个青年人的内心里。
陈映真一生所创作的小说中，并未回避政治与社会特征，都以一种深度的思考和批判性来触及并反映不同时代的众多问题。1983年陈映真在临离开爱荷华大学时，写给香港作家潘耀明这样一段话：“为了中国文学写作环境地民主、自由和解放；为了中国文学创作品赏地丰富、提高和纵深；让我们谦卑而坚定地做出我们应作的贡献。”可见，陈映真一辈子都是理想主义者，并且一直践行着这一理想。这条通向理想的路上没有“父亲”，没有“小画家”，没有“我”，当然，也没有“康雄”，但是曾经有他们。而陈映真先生用其实际行动，向我们践行了一个真正踽踽独行的理想主义者形象。
对于《我的弟弟康雄》，三毛曾经说过： “这篇小说看了一百遍以上，每遍读都哭。”什么样的文学是好文学？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我想，他能借生活中或者社会中的一个虚拟的小人物，来真实地反映一个时代青年人对与政治、对于社会，所潜藏的苦闷与忧愁，让当时的或不同时代的读者，或联系自身，或感同身受，声泪俱下。这便是好文学，这便是好小说。而陈映真先生的小说——《我的弟弟康雄》正是如此，这一小说的创作，不仅凸显了作品与时代，与历史的真实性关系，且涵盖了作家真实的思绪与想法，符合文学的历史标准。
